程美信:浑沌的中国当代“女性艺术”
来源：中国美术家网 作者：程美信 时间：2015-12-28
（一）
当代女性文化思潮整体走向萎缩，至少缺乏以往一个世纪那种强烈的理想激情与反叛精神，加之当代资本主义取得极大胜利，经济意识、消费文化和娱乐趣味几 乎占据了人心。女性社会历经了共产革命和女权运动，既取得一些成果，也付出一些代价；从而变得更加成熟务实，另一方面则表现出理性的妥协；女权主义运动因 社会制度的民主平权的相对成效而逐渐停息，苏联专制主义以及政治迫害的狂潮，使欧洲左翼团体纷纷走向“告别革命”，女权主义在历经了六十年代那场青年造反 和性解放的激进运动之后，到了九十年代彻底“心平气和”；从过去的拒绝妥协的极端路线转而形成一种“全要”的女性主义，她们要政治权、经济权、性高潮、家 庭、孩子和爱人。可见当代女性整体上变得更加务实乖顺，对历史耻辱感有着更加理性的认识，父权作为人类文明的核心主体已是既定历史实现，要彻底颠覆它似乎 困难，女权主义所主张的极端平权无疑缺乏广泛社会基础，何况人类社会现有的制度秩序、社会结构、文化习俗和价值体系不可能彻底颠覆粉碎，要现实绝对“平 等”则更不切实际，历史与文明只能朝向一个不断纠正与建设的进步状态。
其次，女权主义思想的反叛激情无疑高于实际意义，它由于长期的封建压迫和女性屈辱史所诱发的社会反叛冲动，夫权历史极端性无疑造就了女权思潮的极端化。全世界范围内历经了共产主义狂潮的洗礼之后，虽然它以失败告终，对改正资本主义制度缺陷提供了重大促进作用，迫于社会革命的压力，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 制度都进行了适度妥协性调整，使得资本主义文明在制度建设上更加理性健全；难怪有人说：社会主义拯救资本主义。
当代中国“女性艺术”的兴起，理论上大致可分为女性创作的艺术作品以及关于女性题材的艺术作品，但实质上则是混乱不堪，缺乏明确的泾渭界线。即“女性主义”、极端“女权主义”、“害女性主义（有意或无意的）”和以“女性主义”噱头目的的女性艺术，一骨碌包囊其中。其中不乏受到西方女权运动思潮的女性先锋艺术的影响，它们充斥鲜明的政治性、批判性、对抗性和反叛性；另一些则沿袭了传统艺术脉络，仅是作者女性的肉体“身份”而划上“女性艺术”标签，这种没有意义的女性艺术恰是主流的女性艺术。《美术》2007年三月趁三八妇女节之际专门做了《女画家专辑》，以将近一半的版面介绍了21位女画家作品，除了极少几位女画家在形式风格有所新意之外，大多数女画家作品属于无意义的花架摆设，既无内容性也无形式价值，更没有所谓女性主义所侧重的体验性。女性主义始终 强调女性艺术是来自女性独立的情感体验和真实的心灵世界，这大概所谓的“女性主义理论”；问题是女性艺术是否能够超越历史传统、当代思潮和文化时尚，不受他者束缚地进行自觉创作和独立表达，这些不仅是女性主义理论所津津乐道的，同时是所有艺术创作所普遍强调的，更是一般艺术活动中极为困难的。此外，女性主义具有妥协姿态，它抛弃了女权主义针对夫权中心主义穷追猛打的锋芒，偏重女性情感生活和自觉体验，实质上同当代文艺个体化走向所一致，在“个性”和“风 格”的遮蔽下则显得苍白空洞。
应当看到，中国女性艺术由于国家制度和社会意识的局限，出现一种“浑沌”乱局，大部分“女性艺术”从根本上没有多少实际意义。首先，中国缺乏西方社会 女性运动的革命背景以及民主平权的社会规范，无论女性的实际权益或社会地位、还是自觉意识与独立精神都普遍薄弱。这些显然由于历史局限而造成了中国女性精 神气质的局限。一位西方作家在八十年代初撰文高度赞扬中国女性的独立自强精神，并以中国女排暴露无遗的浓浓腋毛作为理论根据，凭此论断中国女性独立意识高 于西方女性；时间证明了这位西方作家的错误判断，那个红色革命年代的中国女性是被政治所格式化，如同所有中国人一样缺乏独立自觉判断和鲜明的个体特征。中 国今日女性社会生态和思想意识出现了时期性的大倒退，她们不仅要受当代资本主义糟粕文化的侵害，同时又要受本土封建文化糟粕的毒害；如刮腋毛、隆胸整容、 垫鼻子、骨感美、高跟鞋均是西方女性为了迎合男性的惯有产物，尽管有女性认为它们给女人能够带来自我感觉的好心情，目的不在于服务于他人。这一狡辩无疑是自我欺骗和无视历史与实现，进一步说明了审美可以通过灌输得以强化，并转为一种文化本能习惯和情感经验；除此之外，来自传统偏见以及夫权思想的作用，中国女性不得不做一些有辱人格尊严的行为，如修补处女膜、甘当二奶、老少配和阴阳配等等。无论在公共生活和家庭生活，中国女性遭受排斥与歧视则比比皆是，仅中国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就说明了一个社会弊病，它是世界极为罕见的现象；此举与女性的性格气质以及生命本能完全不符。中国当代“女性艺术”的主流倾向具有媚俗和纵恶的性质，更多的是肉麻酸腐和矫揉扭捏，一定程度是反女性的“女性艺术”，与女权主义思想更是冲突对立，它们与所有当代中国艺术一样，普遍呈现出一 种政治势力性和经济势利性。
众所周知，“女性艺术”原始前身大都是男性们想入非非的精神结晶物，美术史满是个个婀娜多姿的女性形象，这些被艺术化女性不仅塑造了女人的文化形态和 审美范式，同时也象紧箍咒一般束缚着女人的身心。当代女性艺术从本质上并没有超越男性目的化和梦幻化的设定范围，只是它夹杂着现代文明中各种意识元素，并 转化为一种女性的社会本能，其中包括女权主义意识和边缘文艺反叛性情绪，不乏腐朽、卖弄、媚俗的色彩，使“女性艺术”变成一锅大杂烩的噱头文化。像崔岫闻 的美术作品，有强烈现实主义批判色彩，如系列作品“2004年的某一天”那个女孩形象，她近乎被格式化的女人形象与性格命运，其单纯外表掩盖某种活力；《洗手间》摄影作品几乎在戏弄所有男性的窥淫癖，完全将偷拍风的色情镜头转换为揭示男性歇斯底里的污浊本性；《intersection》系列则是彻头彻 尾的暴力化的女权主义艺术，这种情绪发泄无疑反映基本的女性实际命运与内心反抗的创想，无论其画面多么的暴力血腥，它对于这个夫权化世界具有警示的反思作 用，建设性价值更不容忽视。
“女性艺术”一大“主旋律”是反映女人的性与器官，自夫权时代以来，女性的性器官不再是生殖力的崇拜物，可它的神秘性一直是男性的精神情结，这一源于 原始社会的文明症结至今仍旧左右着部分男人的神经骨髓。换言之，生活中的男人始终需要巫师（艺术家）为他们提高那个神秘的精神药丸――非本质的女性图像， 它是一种超历史的女性艺术“大卖点”，这种艺术化的女性器官或裸体不再是性欲望的需要，而提供的神秘的、窥淫的变态满足；中国裹脚时代这种男性病态情结达 到疯狂巅峰；当代骨感美也同样不例外，因为都市化生活方式造就集体肥胖恐慌症，于是瘦骨美相应成为一种社会病态倾向和男人梦想中的女性美丽形象，从而诱发 了病态美的流行时尚，包括女性自身也不自觉对此痴迷癫狂。很显然，骨感美是女人被男人他化的形象，与女性本身、两性生理性爱以及性感美观和自然健康都毫无 关系。可以肯定的是，满足社会文明病态需要的“女性艺术”必然有着庞大市场，其媚俗性更不容怀疑，从毕加索到陈逸飞善于此类“行活”；崔岫闻的《洗手间》 无疑反照出主流“女性艺术”的社会本质。
女性艺术侧重女性气质性的体验和感受，但其内质上要充分反映女性的独立情感和自我意识则值得怀疑，根源在于女性整体文化生态和精神意识难以独立存在，她们显然受到社会客观环境和整个文明体系的渗透作用，能够超越历史与现实的艺术本来就少之又少。多少女性艺术是真实反映女性独立而真实的情感体验？这 不仅值得质疑，恰恰说明了它的真实重要性，其目的在于构建一个互补和谐、公平健康的两性世界，对于人类文明今后发展提供一种方向性空间；女性作为社会“半 边天”；她们的价值与潜能被长期忽视，意味着人类丧失一大精神资源和社会力量。女性艺术力求表现的真实的性别本性和内心世界，其意义无疑在于重塑女性的健 康人格。然而，大都女性艺术实际上并不是朝向这一建设性目的进行创作，不仅艺术家存在主观缺陷和客观局限，媚俗化女性艺术之所以大行其道，它们一定程度上纵容历史偏见和社会恶习的延续性。一些独具匠心的艺术家，通过女性的器官和身体、物品和趣味等现成材料，在吸引与刺激观众中展现女性内心世界和体验感受。 它既没有主流“女性艺术”那么媚俗势利，同时又没有女权主义艺术那么极端与激烈。喻虹在艺术形式上力图构建女性化的独立艺术语言，这种尝试源于一种体验的感受，其内在上则显得迷茫困惑，恰恰体现女性社会无所适从的实际困境。
当代流行的女性艺术与后现代艺术基本是互呼应的，其精神内质普遍表现出一个精神生困惑与生活迷茫；丧失以往那种强烈是非标准与理想激情，更侧重个体情感体验，这些消费时代的物化生活导致一种社会精神转移所一致。
从艺术本身考察，将女性艺术纳入一个独立范畴显然有欠妥当。当代中国女性艺术经验基础显然源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思想血脉，无论它怎样更换明堂都无法 超越这一精神遗传，只是它空降到中国而受本土气候作用，出现一种新变种；它能否促进社会进步和改善女性生态的文化作用？目前下结论还过早。与此同时，女权 主义的思想局限也充分体现在中国当代女性艺术之中，如徐虹在《当代艺术环境和女性艺术批判实践》一文种所暴露出传统女权主义犯有性别意识形态化的一贯错误，与异性的男人进行对立与排斥，女性在艺术史的缺席以及在艺术批评和理论研究也不成规模，这个实现成为徐虹女士追究“男性中心主义”的艺术罪证，而忽视了对女性艺术自身的探究，显然落入女权主义所排斥男性的惯有情绪之中；她说：“尽管有不少男性批评家加入女性艺术研究和批评领域，但还是显得单薄，这不仅 因为由于男性批评家的“身份”而使得他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更关键的是对于他们在研究中自然流露的男性中心主义的话语习惯。他们常常自觉或不自觉第借用女性主义的话语而表达男性中心的老故事，但由于女性评论家的人数少，也未及作学术上的梳理，所以很难形成有效的批评对话机制，因此对男性 的女性主义理论的陌生和冷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习惯于从已有的理论构架和方法论来看待女性主义理论，并且自觉或不自觉第从感情上拒绝女性主义。…［1］”
徐虹女士对男性美术评论家的不满与排斥充分说明了历史偏见的双重效应，按照她的逻辑；对于女性艺术的批评和研究首先自身必须是女性肉身“身份”，即不 是女身就难懂女心――女性艺术。照此类推，只有女性才能作为女精神患者看病的心理大夫。这种性别隔阂论在早期女权主义已极为盛行，也是她们的思想主张丧失 人心的根源。因为两性历史情绪的对立、排斥、猜疑是不利于增进两相对话和互相了解。当然，不是所有男性都理解或不理解“女性艺术”，更不存在“女性艺术” 男人全体不理解的可能，“中国美术界大多数男性对女性主义理论的陌生和冷漠”显然有着偏见经验和客观因素的双重作用，首先“女性艺术”在中国本来就很陌 生，女性艺术家的队伍势单力薄，作品的影响力也不够大，人们（男人）不愿去了解或关注就一点不偶然，包括女性本身也不愿去了解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思想； 更何况女性从古典文明到现代文明都基本上是缺席的，一种习惯性价值成见使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从感情上拒绝女性主义。人类价值观念的倾斜偏向性是普遍的，正如 农民地位不如教授一样。女权主义在理论上深受共产大同主义的影响，彻底否定了人类社会结构秩序和价值规范标准，尽管它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它是人类文明 必不可少的基础，这里不妨剖析一下女权主义的思想错误的内在根源。它从一开始就瞄准了夫权中心的所有男人，如徐虹女士的女性主义理论基点是：以女性独立的 审美视角，反对男性审美意识强加她们；以女性命运为主题，反抗夫权传统势力压迫；以女人主体经验为出发，通过肉体（身份）反映女性的真实体验情感。这一切 在20世纪之前是未曾有过文化现象，女性仅在文学领域抛露头角，总体上仍受夫权思想与社会偏见的巨大约束，什么是真实的女性体验几乎是猜谜一般，这种困惑 一直根植在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思想内核中。个体与性别体验在生理上可以归纳罗列，但作为社会的公共文化则失去把握“身份”基准。
西蒙"波娃《第二性》一书被誉为女权主义“教科书”，对于当代女性主义而言则是“旧约”，它基于社会大解放运动的历史背景，共产主义革命和民主平权思 潮激发女性意识觉醒。正是这种精神基因使得女权主义具有鲜明的反叛性和颠覆性，这股强大的女性思潮触动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大动荡”；最极端的女权主义 走向了性别隔绝的独身生活以及极度放纵的性解放，以此抗拒父权的专横霸道和现实生活中的性别歧视。很显然，女性被压迫、被歧视是历史事实，但作为最受压迫 社会阶级则不是性别身份化的女人，文明社会以及历史大结构中，遭受压迫还有男人在内，他们是名副其实的“第三性”，从封建奴隶到国家阉人，权力意志下最浓 烈气味是睾丸与硝烟，这是父权主义所必将付出社会代价，他们在“第一性”与“第三性”的历史极端和残酷现实中更替“身份”。对此，早期女权主义先驱和理论 家基本是视而不见，完全被历史性别情绪所淹没，并释放出反男性主义的颠覆性路线。这便注定了它最终不得人心的结局，丧失达成社会和解与普遍共识的必要基 础。
社会压迫从始至终都是非生理的，种族与性别仅仅是外在的形态依据，“第三性”显然遵照“第二性”理论逻辑类推而出。这些都是森林法则在文明社会被扩大 化的文化现象，“失败男人”是父权社会非主体的“工蜂”群体，他们几乎被剥夺了一切，不仅要接受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其存在价值和文化人格全然不存，并受“第二性”的敌视与排斥，正如一个中国家庭经济状况不佳，人们一致认为是男主人的能力问题，包括其妻子也可理直气壮的责怪丈夫“没本事”。此外，我们从家 庭暴力发现一个共同规律，那就是失败男人更倾向家庭暴力，因为这种男人不光在外的无能，在家内也无地位，里外不是“人”和两头受气，妻子不敬和斥责常常引 发暴力的祸根，在遭受家庭暴力的女人将暴力转化为情绪发泄和本能反抗，恶性循环必使子女乃至整个家庭都遭殃。可见社会压迫具有内在结构性，不是所有男性都 是父权中心主义的“既得利益者”，何况大众迄今为止还是普遍被压迫控制的、被驯化驾驭的、被愚弄盲从的，从奴隶制时代到今日资本主义时代，权力及“真理” 仍在少数人手里。
当代资本主义文明同是森林法则高级化的秩序规范，其社会压迫也表现在男女两性的年龄结构中，青年男性的生理本能由于缺少经济实力无法获得充分满足，他 们不少与性压抑、冒险、犯罪、吸毒、自杀、酒精和牢狱所沾边；中年女性的性别价值由于外貌衰变，无形被淘汰出局，她们离不开的寂寞、宠物、安眠药、消遣、 欺骗（如好莱坞专门为妇女制作的情感剧情）、化妆品、奢侈品、减肥药甚至酒精毒品。拥有各种实力的中老年男子以及拥有青春美貌的青年女性在资本游戏无疑是“一拍即合”。从中不难看出，女性对历史权力意志、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以及社会等级化秩序具有普遍纵容性，对“第一性”忠诚和顺从不仅是生存策略，也是确保 她们的“第二性”地位的稳定性，保障她们避免陷入“第三性”可怕厄运，欧洲的“女士优先”传统与中东穆斯林社会则更彻底的宠护女性，《古兰经》是一部对女性保护与限制的世俗“全书”，可见历史将妇女确定为“第二性”并不是最恶劣现象，她们没有男性那么成为“敌人”和“异教徒”。
文化人类学似乎揭示了这么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女人无论在遗传基因还是生存风险都比男性普遍稳定，并且表现出一种自然本能的适应性。生活在北欧的萨摩 人［2］原本是个地道的蒙古人种部落，他们与爱斯基摩人在血统和文化同属一支；然而，今日萨摩人在血统上比欧洲白种人更加纯粹，也就是说，萨摩部落被来自 欧洲大陆白人反复洗血同化的演变结果，即历次北上的欧洲大陆白种人将萨摩部落男性一律杀光，剩下的女性成为性奴隶和萨摩文化的传承者，萨摩部落虽在生理的 人种特征已彻底白种化，但其社会风俗及语言文化则保持着萨摩固有传统，萨摩民歌那种悠扬高昂、凄凉悲伤的声调，无不是出自一个疯疯癫癫而流落旷野的疯女 人，仿佛她行走在绝望死寂的旷野；实际的场景画面是：血迹猩红的雪地里掩埋着僵硬的男人尸体，入侵的胜利者在帐篷里火光下花天酒地和寻欢作乐。这一切反映 了女性的历史命运，同样说明男性作为“第一性”与“第三性”历史本质以及“第二性”的悲哀恶运。
毫无疑问，女性生存倾向在客观上纵容了夫权主义的肆无忌惮地膨胀发展。家居的母系时代都为后来的奴隶封建制度以及资本主义文明提供了内在动力，从而走 向一种极端的反自然本能和有损女性生态的矛盾世界。母系时代不象我们想象那么“美好”；女权主义对此显然有很大误读，以为那是女性社会地位和性自由度最大 的“妇女黄金时期”，男性内部在那时已分裂出“第一性”和“第三性”，那些被禁止走近部落中央房屋和祭祀场所〔代表权威性建筑〕男性便代表了“废物”和“晦气”，他们甚至被赶出部落以及不在集体保护的范围，压根儿不是男女平等和社会公正的共产大同世界。如同福柯所说的那些被偏见所抛弃的麻疯病人，不如说 是文明刻意地制造“第三性”，它存在从本质上更加巩固了“第一性”与“第二性”从属的忠诚关系。.
之所以，女权主义日益不得人心，因为它由历史价值偏见所诱发出一种错误性的思潮。当代生态学将女性作为一个整体社会结构的主要组成，还原女性历史作用 和价值地位。这些显然有利于纠正历史偏见的价值体系，但是，社会秩序和等级结构一直泾渭分明，价值判断不可能一视同仁。食物是生命的根本，但粮食的生产者 的社会地位始终最低下的，即便在中国和印度这些重农的传统社会，农民的实际地位是卑贱低下的，其被动性甚至差于流氓游民阶级。女性由于性别与分工的社会角 色决定其文明史的价值地位，不光在艺术方面的缺席，也在于她们普遍的意识局限以及她们对父权中心秩序的适应性。诚然，这种适应性必将导致她们的自我惰性， 更不利于社会进步所需要健全人格。女性不仅需要自我改造和独立自强，更需要积极勇敢和开放心态进行社会对话，纠正历史与男人的价值偏见，靠刮腋毛是不会改 变女性的实际命运的，只能恶化整体女性社会的生态状况。
当今世界，北欧社会的男女平等程度是相对最高的，它绝对不是靠修补处女膜、美容整形、泪水诉求、贤惠乖顺和卖弄风情所换取的，是通过自强勇气、独立精 神、知识能力、健全人格、实际成就和博大胸襟所争取来的社会地位。当下中国社会流行那种时髦“女性艺术”和“新女性主义”，所谓“女性艺术”不过是任性化 和惰性化的表面矫情，到底什么真实的女性自我体验？这个问题几乎是所有女性主义也说不清的东西。新女性主义则是以一种市侩化的小资情调，那种浮于表面的虚 情假意和满足于感官的消费主义是不可能改变女性的屈辱命运，更别说改变历史偏见和构建社会平等。如北欧女性很少在经济上依赖男性，尽管她们在实际收入仍不 及男人，她们的权利意识与政治兴趣也是最高的，不仅在家庭内部争取男女平等支持力量，并教育孩子从小懂得男女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之意识，同时积极参加制度建设和社会批评，争取广泛的、超性别的支持力量，好像她们天生对集会抗议有一种独特兴趣。尽管瑞典的国会议员男女各半了，男女薪酬和家庭贫富差距是世界上最小的，并实现公民化的社会福利和高等教育保障体系，这丝毫不能使瑞典女性心满意足，她们甚至积极投入国际妇女儿童的权利事业之中，这一切源于她们的自信、独 立、勇敢、激情和智慧。
“女性艺术”必须有着思想主旨和明确目标，而不是简单地将女性艺术家的作品归入其中，单以眼泪、殷情、器官、性、花容月貌和阴柔之美是不值一提的，一旦缺乏社会价值和文化建设性意义，充其量不过女性制作的装饰品或工艺品而已。当代中国“女性艺术”的出现一方面是好事，毕竟女性问题与种族问题一样，它严 重到人们已经无法回避的地步，关系人类整体命运和文明发展。显而然之，女性艺术应有一个建设性方向，避免不伦不类的“大杂烩”和无所指向的花架子，特别那 些媚俗化和纵恶性的“女性艺术”应该严厉批评，不要因为它们是弱者的女性艺术作品而留情或回避，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伪女性艺术，从本质上有损女性社会生态，同时纵容历史惰性与价值偏见的蔓延。
注：
［1］《1979－2005最有价值先锋艺术评论》399页,贾微、蓝皮（编），敦煌文艺出版社
［2］萨摩人 Sam （瑞典语），英文Laplander指生活在瑞典北部拉普兰地区的一个土著少数民族，萨摩人实际生活在瑞典、挪威和芬兰的严寒北方，以放牧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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