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中国女权运动接近“行为艺术”(1)
来源：澎湃新闻网 作者：白信 时间：2015-11-19
当一场与中国女权相关的演讲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之时，中国妇女权利和平等问题第一次如此高调地进入了国际公共视野。过去二十年中国女权运动的追求目标，似乎在最高层面上得到了背书。在这一背景下，如何看待中国女权运动的发展？
尽管20世纪的中国革命进程中，女权运动一直是一条副线，但从没有像今天这般得到如此瞩目。追溯下去，20世纪初的何震、唐群英、秋瑾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女权运动，直接参与了缔造共和。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运动贯穿了国内革命和1949年后的前三十年，但也因与体制的合流而最终导致自身运动生命的凋零。直到1995年在延庆举行的联合国妇女大会，新的自由主义女权运动才在1990年代早期的市场经济中艰难复苏。而过去三年一个年轻女生为主的“女权行动小组”的出现，运用街头行动和新媒体传播，一改运动死气沉沉的面貌，短短时间内在反家暴、反性侵、争取女厕平等、女性教育平等、呼吁废除收教制度等议题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公众关注，并切实推动了立法和政策层面的进步。未来到底是抗争，还是回到三年前的状态，正困扰着年轻的女权行动派，也成为中国女权运动的一个难题。
也正因此，面对国际女权界的声援和杯葛、而同时联合国妇女署热烈欢迎的微妙情势，中国官方成功“收割”了1995后二十年中国女权运动的发展成果。某种程度上，这也算给被外界雾里看花、甚至寄予过高期望的“95＋”的二十年中国女权运动盖棺定论，也为未来的中国女权运动规定了方向。
而收割之谓并非戏言，只是反映了过去三年女权行动派与传统妇女运动之间的距离，而这一距离并不妨碍运动的体制化。相反，恰恰由于女权行动派的出现，才使得中国女权运动成为现行体制下几乎唯一成功的社运，也就是唯一成功整合体制内资源和草根自组织、能够结合公开行动和新媒体传播、并且有效推动政策游说的一个社会运动。在这个意义上说，今年三月女权行动派的挫折，与其说是街头行动其敏感性所致，还不如说，只是草根社团的“无结构”特性，包括卷入行动网络的“蔚之鸣”，误触高压线而遭遇技术性的控制，其挑战性尚在容忍范围内，并不致全面取缔。
若从女权运动的内部结构入手，便可看出这一挫折并非外界如台湾罗世宏教授所理解的那般荒诞，只是结构使然。具言之，1995年作为中国新一波女权运动的起点，赋予其自由主义内涵，也因此与体制内的妇联和传统的妇女解放运动保持着距离，这正是社会运动能够半游离于体制政治之外、自我发展的基础。事实上，在1995年后的短暂热潮后，能够在寂寥中坚持下来并且成为今天女权运动内部的领袖，如冯媛，也多是1980年代自由主义的薪火相传者。她们仍然相信渐进式改革，并且与体制保持着良好互动。另一拨更为温和的女权运动者，也是自称“女性主义者”的，则安于学院的象牙塔内，从事女性文学和女性艺术的理论研究，在运动内部发挥着另一种体制联结和立场平衡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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