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族女性主义的“梅兰竹菊”之（二）
来源：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评论》 作者：沙林 时间：2014-12-29
新民族女性主义的梅兰竹菊
——四位年轻女画家的场景
为什么选择四位年轻女画家进行描述？因为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西方的女性主义或者女权主义的声音在中国越来越微弱，但妇女解放在中国 并没有停顿。在艺术界，代之而起的是更广大的女性的自觉创作。她们独立而不嚣张，温和但不糊涂，她们与西方女权早已疏远，又从没中断在东方的文化海洋中寻 找依靠和解释。她们的创作中有大量的东方道德和意识，又与一般的男性创作有着明晰的界线，她们为着广大中华妇女默默倾诉。
理论家、批评家和男性艺术家们都没重视过这种现象，这是一个蓦然发现，很明确：民族女性主义，中华妇女自己的女性艺术，已经在中华大地上很绚烂了。
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开始使用女性主义的概念表述当代艺术环境以及谈论女性的艺术实践。国内的论者所使用的词语大多是“女性艺术”，而非美国Judy Chicago等人所提出的“女性主义艺术”或英国Mary Kelly/Griselda Pollock系统的“女性主义艺术实践”。
为什么不提“女性主义”呢？有人认为是“阳性中心权力结构抵制女性主义的一种策略性选择。”“在国内的艺术圈，仍有为数众多的男女，对于女性主义，仍然充 满着敌意和偏见、潜意识地划清界线、甚或是友善的误解。在这样的气候下，‘女性艺术’渐渐变成一种替代性的类别。”
确实，那些抽着烟、喝着酒、穿着男式皮裤、粗着嗓子吼的西方女性主义形象不仅吓坏了中国的男人，也挫伤了中国的女人，于是那些极而端之的女权在“铁姑娘” 的故乡没有市场。最接近西方女权的是很少的几位女批评家和鼓吹性奔放的性学博士，大多数女画家流淌着东方的血液，默默地以自己东方的方式实践着女性之梦， 当然已经不是传统的相夫教子了，她们独立于男人，以自己的柔性或者说阴性系统，通过画笔解释和表达着社会和自然。男性都很好奇这个系统，可观察得再细也很 难理解。
似乎不需要去寻找女性主义，实际它们长在了很多女画家的内心。正像北京著名的女画家夏俊娜说的，“风格是自己内部自然生长的，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好像是最后的结果、最终目的，事实上风格在我们最初爱上绘画的那一刻已经形成。”
之所以在活跃在当今画坛的上百位中青年女画家中选择出这四位女画家，是因为她们很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在当今众多女画家中的那种自以为女性意识的、有点变 形、有一点文人画影子的半裸女性、背景似花非花的粘粘糊糊、神情忸怩作态的众多画作中，超拔而俊朗。一句话，她们画得很明确清晰。
似乎是一种暖风，全中国的年轻女画家们似乎在一夜之间都画成了前述那个样子。没有伸展开来探到别的层面，也没有旗帜鲜明地告诉人们女性之美。生活庸常、思 想雾状、视野略窄。夏俊娜画得好，批评家拥戴，市场欢迎，于是众多女画家都画那种变形的小女人的样子……她们习惯成自然，思想老不逾界，总是模仿画得好的 女人，干吗不能思想开阔一点？
与众多的上述女画家比，这四位女画家是独特、鲜明、潇洒和明丽的，代表了四个不同方向：写实、隐喻、回忆和借代。我们精心挑出这四位民族的新女性，喻其为 四棵自然生长的女性之树。我们赞她们明晰舒展，有新时代中华女儿之心态，也具国际之相貌。她们深藏而不显露，曲折而坚守。如用花来比喻，宁用梅兰竹菊表 达，梅花代表写实，兰花是隐喻，竹子表回忆，菊花为借代。民族之花梅兰竹菊是为此四位。
我们穿过幽深的村道，或者在灯火阑珊处的高楼中找她们，本身就是一种冒险的游戏，因为我们不知道她们美女画家的高傲身份是否能理解这种半圈里、不全是批评 家角度、也混有社会好奇心态的人去采访她们。事实证明我们的多虑，不全是对于“宣传”的欢迎，她们很平实也很高兴，那是对于远方来客的传统示好，她们是很 厚道的人。
她们不装作有文化，她们的深度“与生俱来”。她们不像极少的女性主义理论家那样仇恨男性，也不像更多的标榜女性意识的画家那样渴望男性的承认，她们对男性 并不特别关注，只是偶尔自然地微笑，她们的作品半女性半社会，不是闺房花瓶的细碎，也不是做作的另类的尖叫，更不是某些女理论家、女性学家那种颠覆男权的 野心和自己充沛欲望的混合……自然女性，新民族女性主义，我们简直找不到更好的词描述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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