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隐鸿，一个娇弱的浙江女孩，生活在北方，用她那妙哉画笔表现各色人物和北方场景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她的江南岁月。她非同一般之处是造型能力超强，她从小就是绘画小天才，绘画的氛围，那种临纸而动的心理状态能使她突然爆发一种力量，把光影、线条、明暗、轮廓全都囊括在纸笔之间。不管是在浙美附中还是中国美术学院期间，她的学业总是游荡在最上游之间——她以专业课第一的成绩考上中国美术学院。
她走入社会后做的最大一件事，就是潜入社会，潜入生活。她放下画家的身份，而以一位普通南方妹的姿容潜入当时还是火热的南方各个特区，她觉得应该以一个平实的角度去了解她的时代和人民。
到南方去，一个漂亮妹很容易就被“招聘”上，她当上了女经理的助理，多数人不知道这是一位被圈内看好的画家。她以平凡的心态尝试着俗人俗事,却独出污泥而不染。一年后，她倍想她的画室和画架，转身去了海南大学艺术学院当老师，但她并没有脱开她的“女性观察”：
“虽然我是一个大学老师，晚上还是会被邀请去歌舞厅，那里是一个女人世界，整天穿着裙子，我看到了许多可乐事情，诸如那些陪着老总到饭店歌厅灌醉客户的女性同胞;那些因官位显赫的名仕访琼而被招去陪坐的姐妹们；以及那些周旋于低层角落里的胭脂粉黛……女人，她们常充当花瓶角色，男人谈他们的腐败生涯也常不防备这些女人，我自己跟别的女人不一样就是观察这一形形色色的花花世界。”
“我早早地把自己从艺术圈里解放出来，沿着社会平实的路径走着。我不以自己是什么要高于万物而去俯视凡间人世的艺术家，相反，我宁愿化为一粒渺小尘沙，充分感受四面上下包容过来的丰富多彩。我也从不把自己锁定于一种很体现专业的，独创的可以发展成名的模式，而执迷于脱胎换骨带来的喜悦和清新，肖像画这种表现手法也是其中脱胎换骨手术之一。我始终如一地用一个独特女性的自身的生活和绘画表现当代今生。”
严隐鸿走南方并不是为了钱，她不像一些文人说是为了深入生活而实际去捞钱了。她到现在还是一个在这上面相对模糊的人，有人出高价让她这位造型能力超强的女孩画他们想要的画时，她很玩笑地拒绝了。她倒不是“正气”在胸、痛恨“脏钱”，而是根本就是没有觉得钱比其他东西更重要。还有许多人劝她要像许多现在已经成名的画家那样观念先行，以她的造型能力，轻而易举就可以把真真假假的观念艺术打入世界。但她从来就没有把这种经营自己的策略当成一回事。
她也本可以很傲气地惊鸿于圈内各个场合，结交批评家，搞定媒体，但她没有，这与她天性不容。做普通女人很好，虽然在经济上可能已与当时画得不如她的同行有了很大差距。
“我没有利用生活中的因素，我没有钱的欲望。我在南方给人搞壁画，费了很大功夫，钱没拿到，我没有像别人那样歇斯底里地闹，我觉得挺好，过程我比较喜欢。“金钱欲望比较少导致了一系列不一样，我的画率性而为，每一种心境都会有对应的画，没有故作的阵势。”
“我在圆明园画家村生活过两年，我当时发现自己并不喜欢所谓“艺术家”的生活模式，因我从来都是离群的，我知道我的性格是很前卫尖锐的。我腻烦记者媒体，我不喜欢操作，我灵感很多，多少人说过，你画一系列就好了，我特别不愿意听这些话。”
严隐鸿以她的女性视角看人和世界，画他们，她就感到幸福。女人眼中的男人，女人眼中的夫妻，女人眼中的动物，女人眼中的女人，女人眼中的白领，女人眼中的艺术家……这就是她，她要为普通女人代言，她喜欢普通人，她热爱他们，她远离圈子，她不经营自己……这样的时代，这样的人很少了，一个漂亮的女画家。
我走进她位于昌平的画室，看到各种风格样式的画，有水墨，有油画；有写意，有写实；还有许多欧洲的风景和人物——她在欧洲数年，曾经扛一根长面包一瓶水地游遍欧洲的各大博物馆。
她的生活跨度很大，她说她的灵感也总是一个接着一个往上冒，一个风格画上一两张，就被另一个灵感顶跑了，于是画新的样式。根本不可能像许多人的成功策略那样，同样的东西画上一批，成了阵势，人们就会重视。
把她的杂驳归类，发现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是极为传神的肖像画系列——“女人眼中的众生”，一类是更艰深些的“世象”系列——她在中国南方北方经历过许多不平之事，看到了人生残酷的一面，于是创作了许多抽象兼装置的“从内心发出最深沉呼吁”的作品。
后类作品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幅《隐鸿》，一个抽烟女人的水墨头像，近四米高，组成这个头像的是一幕幕人间流行的种种吃喝玩乐挥霍荒淫的喜剧场景，唯一的色彩是手中香烟燃出一朵鲜红的玫瑰， 象征着她对自我信念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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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肖像画表现了她的应世态度，那是以高超的写实功力垫底的逼真，再加上“圣经密码”一样隐晦的褒贬，她对俗人俗世的揶揄和玩笑全藏在其中，而被画的人可能完全被画面的漂亮所吸引，根本不会注意其中的真意。
比如她给一位事业有成的企业家画肖像，那红光满面的逼真外表，那从西方古典主义发展而来的技法的漂亮，已经足以让这位有相当文化水准的企业家高兴了，可他哪会注意那里面世俗、野心的小细节：没有依托的杯盘、不符常情的臂肘……
她为这种小阴谋而得意，她待世温和，一个她这样的女人是不会去战斗的。她应世的武器就是描述和揶揄，像孩子一样调皮和无威胁，她最常用的自我概念就是“还原成婴孩”。她画了许多象夏加尔一样的画，有着明净的大眼睛的孩子向天国飞去。
在春日的暖阳下，一位远离中心的女画家，这位“婴孩”宁静的表达足以与当今美术界的沸腾形成鲜明对照：“这种想法多年一贯，各时各式的时髦思想来去匆匆，终归杳无踪影。现今的表现与观念在我的绘画中体现创作的对象身上。
“我不注重肖像的题材、不选择偏爱、不追求和建立属于自己艺术品味的形式，而是完全敞开对待或接纳社会各品性、各阶层的人物，这些芸芸众生，无论高尚、低庸、粗俗、华贵亦或丑恶，我总收敛起自己复杂的心思还原成婴孩，我的语句笔法没有褒贬喜恶之分，色彩颜料没有贵贱美丑之别，暖色调、冷色调、艳丽或阴靋只是那些人物的真实气质与我的表现力达成的一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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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那些作品的拥有者，被画者都能在画面上拥有那种属于他特有的气息，还能如愿以偿地得到超越于自己平日最完美的那一瞬的动人之处——也许是那个迷人的笑靨，也许是那份深邃的迷茫……这些是属于他们的美好。
“而对于我本人是另外回事，产生画这些作品的冲动是各种人物带给我的各种灵感的刺激，形形色色的人就有形形色色的创作方法和灵感，我喜欢把自己构思中超常规的“艺术锋芒”部分藏匿于貌似正常的画面，也就是正常和不正常各持平衡，好与坏都同存一体，但却要把握住各种和谐因素——心理的、观念的、色彩的、构图的、意象的，使正常的人感觉不到不正常，批判似乎掩藏于唯美；令人窒息压抑的构图综合于灿烂的色彩；矫饰虚假的笑脸相遇动物真实严肃的目光而弹回来的那部分真实，才是属于我的那一部分。这可以不属于被画者，他们面对画面会是满足的、欣慰的，人不需要总是知道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深究自己的缺点，一个太在意自己缺点的人往往自信不足更容易失意。
“在我和他们建构的画面里他们会满足地看到自己希望的那部分美得到了提炼，精神气质得到了升华。一个达贵的名人固然有其自美之处；一个平凡的灵魂也有其独具魅力之所在，况且构成这个社会的大部分人是后者，我的形形色色的肖像画总体上一起构成了这个社会在历史长河中的面貌。”
婴孩的一面使她显得很善良，但在当前这个“乱世”，女人的观察也很沉重，有太多的罪恶使她不能释怀。因此她的抽象装置系列画得很伤感，画上所有变形的人物都是惊恐警觉的，就像她的某个时期——这个绘画小超女某个时候是不笑的。
“我有时是不笑的。我们已习惯装笑，孩子从幼儿园起就会被教导如何面对镜头喊：“茄子”！不知起于何时，我们的生活太需要用笑脸来粉饰。于是，我也不脱俗，翻翻我的“肖像”画卷，比照一番存世的老影集，在绝大多数民国以前的照片里，我的曾祖母时代的人拍照时从不笑，慈禧太后也没有笑的照片，那时倚栏卖笑的青楼女子也没有留下穿越世纪的笑靨，是他们早已超凡脱俗？”
可能一个女人真实的命运是不笑的，虽然严隐鸿笑起来很灿烂。笑与不笑组成了女人的一生，人的一生，这是严隐鸿倾情观察表现的人间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