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女神、女妖和梦境——德国展出超现实主义女性艺术家大展
Installation View, © SchirnKunsthalle Frankfurt, 2020, Photo: NorbertMiguletz.
近日，德国法兰克福锡恩美术馆(SchirnKunsthalle)展出了《梦幻女性：从梅雷特·奥本海姆（MeretOppenheim）到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的超现实世界》，这是一项关于超现实主义女性艺术家的大型展示。女神、女妖、洋娃娃、恋物癖、童女或梦幻生物——在各种各样的表象下，女性往往是男性超现实主义幻想的中心主题。女艺术家们最初是作为同伴或模特进入超现实主义团体的创始人——安德烈·布雷顿(Andre Breton)的圈子的。然而，她们很快就打破了传统的角色，自信地开创了独立性工作。这是锡恩美术馆首次展示了女性对超现实主义的贡献，并揭示了女性艺术家在这个运动中的参与度比想象的要大得多。无意识、梦想、偶然、神话、变形、文学、当代政治事件、材料实验和舞台摄影——许多熟悉的超现实主义主题也是女性作品的特点。女艺术家与男艺术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她们的颠覆性视角：她们质疑自己的映像，扮演不同的角色，以寻求一种新的女性和艺术身份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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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关注的是与20世纪20年代初在巴黎成立的超现实主义运动有直接联系的女性艺术家。有的艺术家只是短暂的联系，她们认识布雷顿本人，与群体一起展出，为出版物投稿，或从理论角度思考超现实主义思想。来自11个国家的34位艺术家共创作了约260幅杰作，包括纸上作品、雕塑、照片和电影，涵盖了广泛的风格和主题。除了路易丝·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克洛德·卡洪（Claude Cahun）、莱奥诺拉·卡灵顿（Leonora Carrington）、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梅雷特·奥本海姆（Meret Oppenheim）和多萝西娅·坦宁（Dorothea Tanning）等著名人物之外，还有许多来自从事三十多年超现实主义艺术的不太知名的艺术家，如托扬（Toyen）、爱丽丝·拉洪（Alice Rahon）和凯·塞奇（Kay Sage）等，也在等待着被发现。展览以每位艺术家的代表性作品为特色，同时反映了欧洲、美国和墨西哥女性艺术家之间的联络与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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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锡恩美术馆馆长菲利普·德曼特博士（Dr. Philipp Demandt）解释说:“本次展览展出了34位女性艺术家约260幅作品，我们将为参观者提供一个全新的超现实主义艺术视角。这次展览对女性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进行了全面而前所未有的审视。其研究的目的是最终和决定性地补充这一重要的艺术运动的诠释。
本次展览的策展人英格丽德·菲佛博士（Dr. Ingrid Pfeiffer）指出:“在现代主义的其他艺术运动中，女性从未像超现实主义那样扮演如此核心的角色，并参与了如此大规模的活动。”但时至今日，她们的许多名字和作品仍未在出版物和研究性展览中出现。法兰克福锡恩美术馆展出的女艺术家们以独特的方式采纳了超现实主义团体的思想，并在高度个性化的作品中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追求。我们可以更好地洞察超现实主义的国际网络，无论是优秀的或是不知名的超现实主义女性艺术家，都体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多样性和令人印象深刻的独立性。毕竟超现实主义是一种精神状态，而不是一种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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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规模的展览包揽了整个画廊，艺术家作品和地域选择极具代表性，许多人在超现实主义的各个中心形成了网络：法国、英国、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瑞士、斯堪的纳维亚，以及后来的美国和墨西哥。
Meret Oppenheim. Object, 1936. Fur-covered cup,saucer, and spoon, cup 4-3/8 inches in diameter; saucer 9-3/8 inches indiameter; spoon 8 inches long, overall height 2-7/8" (The Museum of ModernArt)©khanacademy
展览以梅莱·奥本海姆（Meret Oppenheim）为开篇，奥本海姆是第一批获得早期声誉的超现实主义女艺术家之一。她年轻时就进入了巴黎的超现实主义圈子。这群人定期聚会，讨论政治发展以及当时精神分析学的新见解，他们把这些作为通过艺术改变社会的动力。早在1936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 of NewYork)就收藏了奥本海姆标志性的“皮草杯”(fur cup)——时至今日，它仍被视为超现实主义的典范。该画廊展出了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艺术家的作品，包括《原始维纳斯》等雕塑和《蒙娜丽莎的眼睛》等画作。安德烈·布雷顿(Andre Breton)周围的超现实主义团体的成员最初是男性，但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许多女性艺术家参加了超现实主义的国际展览，包括纽约(1936年)、巴黎(1936年和1938年)、东京(1937年)、阿姆斯特丹(1938年)和墨西哥城(1940年)的展览。我们可以分辨出不同时代的超现实主义：女性艺术家通常更为年轻，因此，她们的许多重要作品都创作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尽管该组织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在举办展览，到1969年才解散，但许多美术史家都认为，超现实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结束了。正是由于这种叙事，女性艺术家的作品受到的关注过少。
Leonora Carrington,1937-1938，Oilon canvas，65 cm × 81.2 cm (25.5in × 32 in)，Metropolitan Museumof Art, New York ©wikipedia
Detail of I Am In Training Don’t Kiss Me by Claude Cahun.Photograph: Jersey Heritage Trust©theguardian
Leonor Fini (Argentine/French, 1908–1996),Dans la tour(In the Tower)/Self-Portrait of Leonor Fini with Constantin Jelenski,1952,Paintings, Oil on canvas,35.75 x 25.5 in. (90.8 x 64.8 cm.)©artnet
欲望是超现实主义的中心主题，女性身体是反复出现的主题。总的来说，男性超现实主义者对女性艺术家的态度可以说是矛盾的。在许多方面，这场运动反对传统的资产阶级家庭观念、性道德观念和婚姻生活。然而，在男性艺术家的作品中，女性往往被物化为顺从的童女、恋物癖或缪斯女神，并以支离破碎或被斩首的形象呈现。女性艺术家的视角是不同的：大量的自画像和对女性的描绘以一种有趣的、自信的方式来表现她们的身体形象和女性的性特征。展出的作品包括莱昂诺拉·卡林顿(Leonora Carrington)的《Autoportrait》，伴随她的是一匹马，她反复出现的另一个自我，以及一只象征着她对自由渴望的鬣狗。伊瑟尔·科尔克豪(Ithell Colquhoun )在她的绘画《树的解剖》幽默的诠释了女性外阴。艺术家克劳德(Claude Cahun)早在1920年代就产生了她最重要的作品：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和局部摄影的自画像和蒙太奇照片涉及双性同体和性别角色的扮演，如1927年的自画像《我正在接受培训……不要吻我》。列奥纳·菲尼（Leonor Fini）的作品中有大量不成比例男性裸体和强壮的女性形象。女艺术家们反抗性别角色行为是以明显中性化的外貌或以不同的角色和伪装呈现自我。
Emmy Bridgwater (1906-1999) ,A Red, Red Rose©christies
超现实主义家在创作中经常使用自动写作，梦境、拼贴画等手法打开潜意识的大门，为作品留出想象和未知的空间。这些手法在在杰奎琳·兰巴(Jacqueline Lamba)、艾米·布里奇沃特(Emmy Bridgwater)和尤妮卡·苏恩(Unica Zürn)的作品中显而易见。展览开辟了一个单独的部分以展示超现实主义者发明的一个集体游戏创作“精致的尸体”。这些图画或拼贴画是集体创作的产物：在一张折叠的纸上，每幅图画都是连续的，但它们的创作者在创作时却不知道他们之前的创作者留下了怎样的图画。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和加强团体的集体默契。
The Wounded Deer,Frida Kahlo,1946,Oil on masonite,22.4cm × 30 cm (8.8 in × 12 in)©wikipedia
古代神话、前基督教和非欧洲神话等题材在超现实主义圈中占有重要地位。双尾美人鱼——欧洲中世纪神话里的海妖和神秘的埃及狮身人面像经常作为象征物，成为恶魔般的诱惑者或蛇蝎美人。为了寻找女性身份的图示模型，女艺术家们经常画出这种混合生物的形象。例如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的《小鹿》、莱奥诺拉·卡林顿(LeonoraCarrington)的作品和何塞·霍纳(Jose Horna)的雕塑《大圣母院》。捷克画家Toyen提出了一个中性的笔名，来自法语单词citoyen(公民)。她感兴趣的不是男性与女性或动物与人类之间的对比，而是相似之处。在《囚徒》中，她把一张嘴放在一个似乎是女性形象的生殖器上，创造了一个徘徊在欲望与恐惧之间的场景。
“Self-Portrait on the Border Line Between Mexico and theUnited States” Oil on Metal, Frida Kahlo, 1932©reddit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超现实主义者移民到美国、墨西哥和其他地方。在墨西哥，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周围出现了一个充满活力的超现实主义场景。在她独特的肖像画中，卡洛将墨西哥殖民前文化的意象与基督教符号以及她自己的个人传记结合在一起。她强调了母权制和女权主义传统，并故意穿着来自以女性为主的文化而闻名的特万特佩克地区的传统服装。展览展出了这位艺术家的主要作品，如带有荆棘项链和蜂鸟的自画像，以及在墨西哥与美国交界处的自画像。诗人和画家爱丽丝·拉洪(Alice Rahon)是1936年第一位将其作品发表在《Éditions Surréalistes》（记录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书）上的女性，她也成为墨西哥城的关键人物。其他在墨西哥定居并探索前哥伦布时代的历史、自然和神话的超现实主义女艺术家，包括画家兼作家莱昂诺拉·卡林顿(Leonora Carrington)、画家布里奇特·蒂切诺(BridgetTichenor）和雷米迪奥斯·瓦罗(Remedios Varo)，她们的绘画风格结合了超现实主义技法，如烟熏（fumage）、摩擦（frottage）和转印（decalcomania），以及对人物的古老而精湛的详细描绘。
Jane Graverol, L’Esprit saint [The Holy Spirit], 1965.©pc.soup.io
摄影也为女性超现实主义者提供了许多机会，通过修饰、后期着色、蒙太奇和极端曝光来扭曲和质疑现实。简·格拉维罗尔（JaneGraverol） 和洛拉·阿尔瓦雷斯·布拉沃（Lola Alvarez Bravo） 使用了拼贴技术来结合冲突元素。尤其是在女性摄影师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开始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展览中除了超现实主义主题，如《rue d’astorg》，朵拉·马尔(Dora Maar)的作品也表现出对当代事件的浓厚兴趣。她和布雷顿一起签署了1934年《战斗的号令》，以对抗日益增长的法西斯主义倾向。克劳德·卡亨（ Claude Cahun）在20世纪40年代积极参与抵抗运动，最终被监禁折磨致死。
Seashell and the Clergyman (1927) by Germaine Dulac ©slashfilmfestival
女艺术家也对超现实主义电影做出了重大贡献：展览中正在放映杰曼·杜拉克（Germaine Dulac）的《贝壳与牧师》，现在被认为是电影史上第一部超现实主义作品。玛雅·德仁(Maya Deren)是美国战后先锋电影的主要角色。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在《午后的网格》等作品中，她就反对好莱坞电影中占主导地位的叙事结构，以及它们以男性视角来看待女性特质的倾向。
Dorothea Tanning, Birthday, 1942Philadelphia Museum ofArt (Philadelphia, US) © DACS, 2019
有些女艺术家只是短暂地与超现实主义有关。多萝西娅·坦宁(Dorothea Tanning)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转向超现实主义，为艺术、社会和她自己寻找不同的叙事方式。像奥本海姆和卡灵顿一样，她后来拒绝被贴上“超现实主义者”的标签，也拒绝在女性专场中展示自己的作品。超现实主义的女艺术家们把自己看作独立的个体，她们希望被视为不分性别、不受特定风格束缚的人。在历史上，她们仍然是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并在艺术家群体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Three examples from the Femme Maisonseries，Louise Bourgeois ©wikipedia
展览以路易丝·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的作品结束——并展望未来——她在自己的绘画中探索了性和女性身份等主题，如Femme maison系列(1945-47)和雕塑艺术。她和梅雷特·奥本海姆属于同一时代的艺术家，但她的作品直到很晚才开始受到追捧，如今她的作品往往与当代艺术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