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海外华人女性艺术家的成长与成功
来源：中国女性海外版 作者：解瑂 李沁云 解琳 时间：2015-01-30
她们出国的时代，比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背景年代更久远。一样的挣扎与奋斗，东西方文化碰撞带来的不只是疼痛……但讲述她们的生存故事已不再是目的，那些故事里呈现的开创者的姿态更激动人心。过程有多么疼痛艰难，果实也就会有多么成熟壮观，令世界瞩目。她们读艺术，我们读她们，读她们艺术里溢出的那些生活，过往、现在与将来。
张真：以多元的影像表达
张真：上世纪80年代的“第三代女诗人 ”，最早一批出国学习电影制作的留学生。作为纽约大学电影研究系的终身教授，张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进入传统上由白人主宰的电影研究界的华人教授。有人认为来自中国的学者只能负责跟中国或者亚洲电影有关的课程，张真却教授了美国早期电影史、现代性和电影、通俗剧研究等以前基本上由白人教授占领的领域。张真也通过写文章、办展览等活动在海外展示和推介中国电影。
如同一棵连根拔起的树，移植到完全陌生的土壤
张真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工程师家庭。1980年，张真以高分考入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她回忆说：“我那时喜欢文学，但不打算做学者，所以我觉得中文系可能不适合我，而且我对社会政治也有一定的热情。 ”但张真对新闻系的学业似乎并不热衷，反倒是受“朦胧诗”影响而参加了校园诗社，开始源源不断地写诗。大学为张真打开了新的视野，进入大学的她似乎有点偏离方向。
上大学期间，张真时刻走在时代潮流的前端，不但参加文艺圈的各种活动和沙龙，也身体力行地进行思想解放。她爱上了一个来自瑞典的留学生，大学还没毕业就跟这个瑞典人结婚，离开中国移居瑞典。这一转折无异于把一棵正在茁壮成长的精神之树连根拔起，再移植到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壤里。刚到瑞典的时候，张真完全不会说瑞典语，英文也说得不太好，再加上瑞典的冬天十分漫长和寒冷，她整个人都感觉非常压抑。
没有了可以交流的人，张真一下子处于失语状态，她切身经历了“文化休克”带来的巨大打击。“离开了中文语境，我把写诗作为一种心理治疗，自己写给自己看。 ”张真写过一首《被忘掉的事情已经太多……》的诗，似乎代表了那个年代和她有着相似经历的女性的心态：“好像离开起点越远越好/我们忘掉太多的事情……好像我们活着就是为了忘记/好像我们只属于被忘怀的/被否定的一切”。诗中有一种寂寥的孤独感，也有一份毫不犹豫地抛弃过往的决绝。“那段生活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就像是我给自己作了一个茧钻进去，然后又自己想方设法地飞出来。 ”两年间，在连一本瑞中词典都没有的条件下，张真不仅学会了瑞典语，提高了英文水平，而且游历了欧洲和北非的一些国家。
对于人生方向的种种变化和转折，张真没有过理性的规划，而是不断听从内心的召唤，每一次都勇敢地做出选择。“年轻时不太清楚自己将来到底要做什么，常常是凭直觉感到有一种冲破禁锢的力量。我对物质的诱惑不是太在意，对生活的安定感也不太有兴趣，最有热情的是学习知识，这就是我的动力。 ”
听从内心的呼唤，找到能发挥自己潜能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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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复旦大学开始，张真的生活起伏跳跃，然而贯穿在其中的始终是她对电影艺术的热爱和追求。她对电影的爱好始于大学期间熟读外国名片的电影剧本。在译制片引进并不多，不容易看到一场优秀的外国电影的年代，这些剧本扎根在张真的头脑里，给了她丰富的想象空间。住在瑞典期间，张真开始学习电影制作，写过剧本，也拍过8毫米胶片的电影短片。“电影比较综合，包括了社会、文化和艺术的各个方面，我发现电影正好能满足我各方面的兴趣。 ”此外，张真也认为相比缥缈的诗歌，作为一个工业的电影要实在得多。
1991年，张真从美国天普大学(TempleUniversity)的东京分校毕业，拿到了英美文学的学位。在那以前，张真曾经打算亲身上阵拍摄文艺电影。她也回国，试图在电影圈发展，还曾经在黄蜀芹导演的电影《超国界行动》的剧组中做工作人员，观察电影摄制的整套流程。当时电影圈的状况远非今日的繁荣景象，虽然受过一定的专业训练，但在没有资源和背景的情况下，尤其对于一个女性，拍电影简直是“天方夜谭”。伤心受挫之余，张真再一次听从内心的召唤，决定转向学术性强的电影研究领域。
从天普大学毕业后，张真进入美国爱荷华大学(Universityof Iowa)的比较文学系，跟随Yoshimoto Mitsuhiro和DudleyAndrew两位研究电影的教授学习，Yoshimoto后来成了她在纽约大学的同事。张真在硕士论文中讨论了中国的现代诗歌和第五代导演的电影。爱荷华大学是张真的又一个转折点，毕业之际，她感觉到自己的创作力量还很强，很想回到电影的实际制作工作中去，而对于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却相对清贫寂寞的学术道路，已过而立之年的她有一些踌躇。经过一番挣扎和考量，张真最终决心继续念博士，把学者的道路走到底。
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of Chicago)被誉为“博士生的天堂”，在这里没有科系的限制，只要找好一个研究方向，就可以拜心仪的相关教授为师，组建自己的博士教育委员会。张真进入芝加哥大学的“电影研究委员会”，在著名的米莲姆 ·汉森(MiriamHansen)教授门下，扎扎实实地学习了五年。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张真到斯坦福大学做了一年的博士后，又于1999年到纽约大学的电影研究系任教，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进入传统上由白人主宰的电影研究界的华人教授，并于2005年取得终身教授职务。
作为一个华裔女性，张真的同事最初对她有着种种“期待”，认为一个来自中国的学者只能负责跟中国或者亚洲电影有关的事情。张真不断地主动争取各种机会，不但开设过华语电影和日本电影史的课程，也教授了美国早期电影史、现代性和电影、通俗剧研究等等以前基本上由白人教授占领的领域。最近她受到儿子的启发，还在计划着开设儿童电影方面的课程。
张真喜欢纽约的能量和多元的文化氛围，在纽约大学，她除授课和指导博士生以外，还发起组织了不少影展和相关活动。作为一种职业习惯，她每周至少要看两到三部电影，并且乐在其中。
张真很关注中国当下的社会，对中国电影抱有一份实实在在的关心。她不但越来越多地和国内的电影人交流，也通过写文章、办展览等活动在海外展示和推介中国电影。随着生活和工作的日渐稳定，她身上那从小时候就不断萌芽的“不安分”的种子又渐渐活跃，头脑里不断设想着对未来的规划，这其中就包括了重新返回电影制作领域。其实她从来没有忘记自己对拍电影的热情。
她的学生毕业之后不少进入教学研究机构，把张真感染给他们的学术热情延续下去，并能在领域中独当一面。她学生当中的大部分人在美国，一个叫查理的美国学生去了新加坡，他们写出的文章在学术圈内被广泛引用。刚刚毕业的韩国学生李尚俊马上要去密执安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张真很享受这种耕作与收获的过程。
尽管取得了在别人看来可以说是辉煌的成绩，张真却认为自己过的是一个平常的人生。“我只想找到最能发挥我潜能的位置。”而对过去的成功和挫折，她早已云淡风轻。这份低调也为她赢得了大量用于学术研究和陪伴儿子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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