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摄影中的身体——中国当代女性艺术家的实践

克拉克(Kenneth Clark)在他的《裸体艺术》(A Study In Ideal Form)中区分了裸体(naked)和裸像(nude)两个概念，又反复强调，裸体是艺术的中心题材，而裸像乃是一种艺术形式。在他那里，这一区别导致了裸体被看时的窘迫与裸像自足自信的完美呈现。克拉克讨论的范围仍旧是传统艺术领域，然而当我们看到何成瑶袒裸上身自信的行走在长城上的照片时，如果挪用克拉克的区分方法，这里这个舒展而丰盈的身体，无疑当归于裸像的范畴——在克拉克那里，裸像乃观念的承载，它不是一种普遍的艺术题材，它基奠于哲学理念(希腊人的“数”)之上，作为一种完美而和谐的艺术形式，裸像简直是值得称道的。其实，以暴露身份、暴露身体为手段反抗权力，在行为艺术尚未形成规模的时候，就已经频频出现而使大众的眼球不再陌生，然而，当这一手段挪移到了女性艺术家的语言中时，她们又不得不重新面对前文所提及的三重困境，而使很多女性艺术家的作品明显表现出自信不足，窘迫有余。在何成瑶那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所谓人体摄影中坦露双乳的矫情或被凝视者的被动无助，女艺术家以动作发出者的主动姿态凌然于凝视者之上，使一切的凝视显得先天无力。

当奉家丽裸着妊娠中的肚子睁大了眼睛望着观众时，我们看到的依然不是窘迫或是克拉克所谓的“蜷缩无助”，但同时也不是可以自足的自信，那个眼神的背后是怎样的一种复杂心境，我们被震动，被感动，在艺术家传达的观念中感受这份暧昧。用身体书写自己的心境，而这里的隐喻又不仅限于自己的心境。奉家丽的《妊娠即艺术》系列刻画了所有将为人母的女人内心：书写满腹的“难产”、“高危”、“兔唇”、“畸形”和指尖展翅的蝴蝶一起，构成了母亲不安又期盼、拒绝诅咒又自我诅咒的忐忑心理。将自己妊娠的身体作为拍摄对象，实在隐含着难以言传的苦难和救赎。最近看过一个孕妇访谈节目，当孕妇诉说自己的困惑和无法抑制脾气的苦恼时，令我不解的是，女主持人却在一旁劝她应该如何如何学会克制，我不明白为什么母亲在承载人类的生之苦痛时，同时还要承载来自男权社会的压抑，哪怕妊娠期间也要隐忍也要归顺。香港的一项调查指出，香港有15%受访孕妇有产前抑郁倾向，而精神科医生则表示，患有产前抑郁症的孕妇，有2/3的机会会患上产后抑郁，情况相当严重——毕竟，这是一场关乎生命及其延续的体验，关乎全人类。同样作为女人特质的妊娠，它所传达的感受更缩小了它的受众范围，那是只有母亲才可以感受到的，而作为承载人类血脉的母亲，她们的苦难需要人类全体倍加关注。

家庭的延绵的主题在男性艺术家那里也频频出现，而与男性艺术家更看重寻根的意识不同，女艺术家似乎更着意于表现血亲的浓情，表现出对于人类原始情感的回归。何成瑶似乎更满足于藉着拍摄照片《妈妈和我》的机会，可以完成长久以来抚摸妈妈的愿望。她所追求的不是照片本身的含义，而是溶解在拍摄过程中发生在心理和身体上的经历。与之相比，枫翎的《向父亲致敬》系列显得更具有操作意识，身体被包装成某种符号——红领巾、麻花辫、中山装、黑边眼镜、大耳环，每一个意象都构成了整体隐喻的一部分，“我”和父亲在这里也成了意象符号的一部分，物化了的人，在床边或窗边，感受着自己的身体和所遭受的权力。在这里，女性身体的性意味降到了单纯做为女儿的无性层面，我想枫翎在这里所要传达的，除了完成对个人成长经历的一次洗礼外，更着意于触及观众对于权力和历史关系的思索。如果说历史长期以来被男性所主宰，那么，我们应该值得欣慰的是，在这里，一部分女性艺术家已经开始走出私密领域，开始有意识的向着历史背影投掷自己的尖叫，迫使空旷的公共空间发出爽朗、清灵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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