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上的女性主义《女性,艺术与权力》
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admin 时间：2014-12-04
在这篇文章里，我将通过18世纪末到20世纪期间的许多视觉图像，研究存在于女性、艺术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这些视觉图像被选中，多是因为它们呈现了女性处于某种与权力有关的情境中——般都是缺乏权力。显然这些图象所呈现的故事、内容或叙事——亦即艺术史学者所谓的“图像学”（iconography）——对本研究计划的分析工作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元素：大卫（Jacques－Louis David）所画的贺拉斯（Horatii）的故事，德拉克洛瓦（Eugene Delacroix）描绘的《萨丹纳帕路斯之死》（Death of Sardanopalus），或者英国画家埃格（Augustus Leopold Egg）在他的《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三部曲中所描绘的，家庭的败落与惩罚这种悲哀的醒世剧等，都是适当的例子。
佩顿爵士《纪念》原作已散佚，此为依散佚的原画所作的铜版画
然而我真正感兴趣的是权力在意识形态这个层次上的运作，这类运作往往显得广泛而绝对，却又似是而非地在所谓的性别差异的论述中证明自己。当然，我指的是艺术所呈现的女性乃根源于一般社会大众所持的约定俗成的想法，而此呈现反过来又强化了这类根深蒂固的想法；一般大众，尤其是艺术家，认为男性的权力应该超越女性，男性与女性不同，男性比女性优越，女性必须受控制，部分艺术家对这类说法的认同程度远胜过其他人。这类假设不仅呈现在视觉结构上，也出现在我们要讨论的图像作品的主题上。意识形态以非明说的方式流露出来，这种并非想像、亦非刻意呈现的方式，往往和艺术作品直接明说的方式一样重要。既然许多有关女性的假设是以常识的面貌出现，也就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对当代的观众而言，这些观点往往是隐而不现，对创作者而言也是盲点。女性被认定为脆弱而被动，是满足男性需求的性目标；女性被界定为具有理家和养育的功能，被认定为属于自然的领域；她是艺术创作的对象，而非创作者；她若试图通过工作或以政治抗争的方式，跃跃欲试地把自己插入历史的领域，便是自取其辱——所有这些观点都建立在一个更普遍、更具渗透力的性别差异的前提之上。这些观念虽然并非全未受到争议，但在某种程度内，仍存在于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的心中，因而也构成了一种潜文本（subtext），隐匿在几乎所有女性的个别形象之下。不过，“潜文本”词或许误导了我的意图，我并不想作深度阅读，本文并不打算走到图像的后面，进人一个更深人的、隐匿在各种图画正文的表面之下的真相领域。我对女性—艺术一权力这三者的研究，毋宁是企图厘清各种有关权力与性别差异之间关系的论述，这类论述往往与图像或叙事这类大论述是同时存在的，不论是表面或底层皆如此。
意识形态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在特定的历史时刻中，为社会里取得的整体权力关系作掩护，让这些关系看起来似乎是事物自然而永恒的秩序，这点我们必须牢记在心。此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抽象的权力是看不见的，只有在那些不自觉地向它投降或操纵它的人的共同合作之下，才得以进行。女性艺术家对意识形态论述的甜言蜜语具有的免疫力，与同代的男性艺术家一样薄弱，而主宰社会的男性将其观念施加在女性身上时，很难说他是居心叵测或依照意志行事。福柯（Michel Foucault）曾说，权力只有在“戴上面具，将自己遮盖大半”时才能让人忍受。父权加诸女性的权力论述戴着自然的面纱——逻辑的面纱。
强与弱被视为性别差异的天生结果，然而在类似大卫的《贺拉斯兄弟之誓》（The Oath of the Horatii）这种作品中，倒不如说，性别差异的呈现方式——男性对女性——才是这幅作品中强与弱表现得截然对立的主要原因。
在《贺拉斯兄弟之誓》中，女性的被动——以及她屈服于个人情绪的倾向一一似乎早已预存在这位艺术家的心中，这个观念成了一种随手可用的视觉语言的元素，因而成为这幅明白可解的宣誓画面上的主要意象。我们必须了解此画描绘的事件——贺拉斯家族的三个兄弟在家中的女性和孩童面前，对着父亲在他们面前举起的剑，宣誓效忠罗马——这一幕并未见于古典或后古典的文本记载中，纯属大卫的虚构，是他从这个故事的诸多可能的题材中拟想出来的。这幅作品具有空前的明确性，然而这种明确性正得自画中截然对立的男强女弱的姿态，这正是那个时期的意识形态造成的结果。这幅画的信息传达之有效率，令人颇感惊异，这全赖作者将一项普遍的假设图像化，观众可以立即领会。男性的精力、警觉性和聚精会神，相对于女性的自弃、柔弱和散漫，这种M分法和列维一施特劳斯所述的任何原始部落中的情况一样明显这种概念表现在整幅画的结构和处理手法的每一点细节之上，也刻画在画中人的姿态和身体结构上，更明显的是，男性都被安排在整个建筑布局最醒目的位置上，并且伸展身躯，仿佛要将整个画面填满，女性却瘫在一个角落里。男性对女性的二分法在此成功地传达了大卫的信息，亦即对国家的责任远比个人情感重要，稍后由其他人所画的同名绘画，例如亚曼德·卡拉费的作品，就显得薄弱而令人困惑。究其原因，至少有一部分须归咎于其并没有像大卫那二倚重截然分明的“自然”对立上。
19世纪中叶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女性的被动以及无力保护自己免受暴力侵犯的特性，已经成了广为接纳的观念，象征脆弱的姿态——与大卫的《贺拉斯兄弟之誓》中的英雄主义正好相反——只需像某些英国女士一样，将颈项伸长，面颊绷紧，便可以被视为另一种英雄主义。佩顿爵士（Sir Joseph Noel Paton）就画了一幅这样的作品，这幅名为《纪念》（In Memoriam）（见图）的作品于1858年在皇家学院（ROyal Academa）展出，题献给“1857年印度叛变中，英国女士的基督式英雄行径”。附带说明一点，画面后方蜂拥而至的士兵，在依照原画而做的版画中已被改成苏格兰救兵，而非原来嗜血的印度兵，这些印度叛变者被换掉，是因为画家认为他们带来“太痛苦的印象”。英国女士的英雄行径似乎是跪下来任自己和她们的孩子被强暴和杀害，她们身穿相当不便利但十分流行悦目的衣服，没有任何保护自己的举动。然而，对当时喜爱此画的观众而言，宁静与《圣经》远比粗鄙的自卫行动更适合作为一位女士的英雄事迹。当时的《艺术期刊》（Art Journal）上有位评论者说：“观众深为画中人物崇高的冷静表情所吸引——她的情操胜过罗马人的美德；她双唇微张，正在祷告；手上握着《圣经》，那正是她的力量来源。”这个形象至少形成了两项论述：一是英勇的英国女士与她们的孩子在印度叛变期间所发生的故事；她们在即将被野蛮而好色的当地人屠杀之际，以祷告作为自我防卫。另一项论述则没有如此明显，却显示了父权体系和特定阶级对淑女的适当举止有相当的坚持，这项论述告诉我们，淑女绝不会在面对暴力时，失态到举起手来保护自己，甚至保护孩子也不行。这种关于淑女或“女性化”行为的观念，自然是部分地依据于女性在类似情况下表现出来的行为，但对诸如英国女性在印度叛变期间的反应来说绝对不算写实。戈雅（Francisco Goya y Lucientes）的“战争灾难”（Disasters of War）系列作品之一，蚀刻画《她们像野兽》（And Thny Are Like Wild Beasts）中的女性固然非常不淑女，但她们的举止与《纪念》中的女性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些农妇诉诸暴力的行径，显示她们已处于绝境。这些西班牙的母亲为了保护子女，奋起抗争，而她们却被视为某种并非女性的东西：她们“就像野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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