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画家潘玉良自我身份的认同与实现心理
来源：中国论文网 作者：佚名 时间：2015-04-16
在中国二十世纪初的美术史坐标中，潘玉良是一个不能绕开的名字。一方面，作为民国初年最早进行中西艺术合璧实践并确立了自己独特面貌的艺术家之一，潘玉良对于中国传统绘画在近现代的出路、油画民族化的实践乃至东西方美术交流和美术教育所做出的突出贡献都是不能忽视的；另一方面，由于潘玉良特殊的生平经历和身份特征，她的影响和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的美术史意义而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承担。因此，除了大量的关于潘玉良绘画艺术及雕塑艺术的研究文章之外，潘玉良及其艺术也引起了文学界和电影界的关注，出现了一些相应的文学著作及影视作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潘玉良不但是一位具有典型特征和美术史意义的女性艺术家，更成为一种折射出民国时期中国的社会、思想、道德和观念等方面演变的文化符号。
从青楼生涯到艺术殿堂――潘玉良不同寻常的身份形成与演变
潘玉良，原名陈玉清（一说陈秀清），又名张玉良，字世秀，1899年出生于江苏扬州。一岁丧父，两岁时又失去了唯一的姐姐。潘玉良天生倔犟，从小就显露出不服输、不怕苦的性格。不堪生活重负的母亲在玉良8岁那年终于也离她而去，临终前将她托付给玉良的舅舅，一个不务正业的瘾君子。14岁时，玉良被舅舅卖入安徽芜湖的一家青楼成为一名雏妓，直到被时任芜湖海关监督的潘赞化所遇，赎身纳为妾。少女时代的几次大的人生转折和身份变化，都不幸地降临在玉良的身上。张玉良的青楼经历是其一生挥之不去的伤痛和阴影，“雏妓”的耻辱经历和“小妾”的身份是潘玉良一生在生活和艺术道路上备受歧视和阻挠的主要原因，正因为如此，也形成了潘玉良艺术创作中浓重的身份重建的内在心理动机。
婚后的潘玉良随丈夫寓居上海，在国画大师和美术教育家刘海粟先生的建议下，改姓潘。家务之余，潘玉良开始读书识字，并随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色彩学教授洪野先生学习绘画。潘玉良天资聪慧，毅力过人，进步飞速。民国七年（1918），潘玉良以素描第一名、色彩高分的优异成绩考入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师从朱屺瞻、王济远学画。张榜时却险些由于教务处官员的世俗偏见而未被录取。刘海粟闻听后力排众议，用毛笔在榜文上第一名的右边空隙处郑重写下“潘玉良”三个字。即便如此，由于自己特殊的身世和经历，潘玉良在学习的过程中仍然困难重重，不断受到各方面的冷嘲热讽和阻挠。无奈之下，1921年从上海美专毕业后，在刘海粟的建议和帮助下，潘玉良考取安徽省公费津贴留法的资格，踏上了赴法留学的道路，成为里昂中法大学的第一批学生。潘玉良到达法国1个月后，就投考国立美术专门学校，师从德卡教授。两年后成为巴黎国立美术专门学校油画班的插班生，师从达仰、西蒙学画，与徐悲鸿同窗。当时的巴黎，是欧洲各种艺术思潮融汇的殿堂，从古希腊、古埃及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从法国古典主义、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到现代绘画，各种流派的思想在这里激荡、交融，纷呈在潘玉良的眼前，这在她早期作品中都有所反映。良好的师资条件和自由的艺术氛围给了潘玉良汲取营养、施展才华的机会和舞台。潘玉良如饥似渴地投入到学习和创作当中。很快就在巴黎艺术界崭露头角，渐渐为法国乃至欧洲所认可。1925年她以毕业第一名的成绩获取罗马奖学金，得以到意大利深造，进入罗马国立美术专门学校学习油画，其绘画天赋得到绘画系主任康洛马蒂教授的赏识，直接升入该系三年级学习，成为该院的第一位中国女画家。同时，她又在该院雕塑系进修了两年。1926年她的作品在罗马国际艺术展览会上荣获金质奖，打破了该院历史上没有中国人获奖的记录。
1928年，受刘海粟邀请，学成后的潘玉良回国任教，出任上海美专教授、绘画研究所主任兼导师。虽然得到刘海粟及一些同事同仁的信任和支持，潘玉良仍然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和诋毁。正如作家石楠所说：潘玉良虽然血性，但她毕竟是个女人。她不怕别人当面指责过错，但她怕同行疏远她、冷落她。她最难忍受的是那种鄙夷的目光和不屑一顾的神情，甚至有时还听到那种指桑骂槐的讽刺和挖苦。如果说早年一些人的成见还仅仅是出于世俗的保守思想，那么随着潘玉良艺术声望的鹊起，潘玉良回国后所遭受的蓄意的侮辱和攻击则包含了更多的嫉妒色彩。无奈之下，潘玉良接受了当时任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的徐悲鸿的邀请，赴南京出任油画教授。然而各种阻挠和冷嘲热讽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甚至减少，少数同仁的精神慰藉和鼓励并不能改变潘玉良窘迫的社会空间，也不能消弭潘赞化的原配夫人的敌视和排挤。潘玉良无法忍受这样窒息的生活和艺术环境，只好再次踏上加拿大皇后号邮轮远赴法国，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潘玉良――作为自我慰藉和身份认同的艺术
潘玉良的一生，是与命运不懈抗争的一生，是为了自由、爱情和艺术执著奋斗的一生，从深层的心理动机分析，也是她不断地寻求自我身份的认同与实现的一生。潘玉良坎坷的一生中拥有比别人复杂得多的身份特征：孤儿、雏妓、小妾、西画学生、教授……虽然潘玉良最终赢得了大多数人的尊重和认可，在艺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她心理深处的那份“身份情结”却是一生也挥之不去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潘玉良是通过艺术的方式来实现她在现实中被无情地剥夺了的身份特征和生命尊严。作为一位有血有肉、对于生活、爱情和艺术有着正常而合理追求的女性，潘玉良在当时却无法像其他普通的女性一样享受她本应得到的东西。在世俗偏见的重压面前，潘玉良只有通过她所钟情的艺术来给自己抚慰伤口，并获得直面命运的勇气和力量。潘玉良的艺术是她寻求身份认同与实现的途径和载体，是她那颗孤独、忧伤而又满怀对生活、爱情和艺术热望的心灵寻求归属感和价值实现的语言形式。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艺术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是艺术家寻求自我身份认同与实现的途径。曲折坎坷的生活经历和学艺过程造就了潘玉良特殊的心理特征。动荡的时局，世俗的偏见和学艺过程中受到的阻挠，对生活、爱情和艺术的执著和热望，以及东西方思想文化艺术的冲突碰撞，等等，必然在潘玉良的内心世界造成巨大的影响，进而形成了其极具个性的心理特征和艺术动机，也使得潘玉良有着比一般人更加迫切的身份认同和实现的需求与冲动。在具体创作上，潘玉良将东方式的内敛和韵味揉入到西方的色彩和造型之中，形成了含蓄、伤感、坚强、执著而又热烈的艺术面貌，充分表现出画家以及既矛盾又统一的复杂的心理情感。
特殊的心理情感表达动机必然选择个性的画面语言。题材的选择和偏好，用线、用笔、色彩、构图的特点等等，都不同程度地透露出潘玉良的身份意识，这种身份意识包含了作为女性艺术家和作为东方艺术家身份的自我确认和实现。比如潘玉良大量的人体画和自画像反映了她的一种女性身份情结，是对自己特殊的人生经历与记忆的和时人对于女性、女性艺术家和女性美的保守、狭隘认识的反拨。从绘画题材上来看，潘玉良描绘了大量不同姿态、不同国籍的年轻女性的优美动人的人体画，包括油画、国画和素描等。在民国初期的中国，封建保守思想根深蒂固，人们对于女子从事绘画已经没有多少包容心，更何况是直接表现女性身体的人体画？而对于潘玉良来说，这样直白、大量地表现女人体无疑是把自己放在了世俗偏见的风口浪尖之上。对于人体画的偏爱，固然是因为西方绘画的影响，但更深刻的动机是潘玉良要以这种描绘健康、优美的人体的方式来迎接世俗偏见的挑战，揭露那些虚伪的卫道士的丑恶嘴脸和阴暗心理，真正实现自己作为一位女性艺术家的身份和尊严的重建。这些女人体线条细腻流畅，典雅宁静，姿态优美，散发着浓郁的东方女性温柔的性格特征和含蓄的精神气质，体现了潘玉良对于女性美的偏执、自信和追求，也表达出画家对自身的肯定以及渴望得到认可的内在动因。相比于人体画，潘玉良的自画像是画家与自己更为直接的观照和对话。这些创作于不同时期的、姿态各异的自画像则真实地表现出了画家不同阶段的心理和精神面貌。这些自画像大都面向观众，嘴唇紧闭，眼睛里透露出掩饰不住的哀愁，让人看了心里有种隐隐的痛。虽然画面因为受到野兽派的影响而色彩鲜艳浓重，但仍然让人清晰地感受到画家一生也挥之不去的凄凉和孤独，流露出潘玉良对晚年仍客居异乡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惆怅。
除了作为女性和女性艺术家的身份自我认同与实现的动机之外，作为一位中国艺术家，在民国时期东西方文化和艺术激烈碰撞的大背景下，潘玉良同样面临着如何既从西方艺术那里汲取有益因素，又要保持东方艺术精神特质，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面貌的时代课题。要想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新，离开本民族传统艺术中的优秀遗产而空谈中西合璧或者中西融合等等都是不切实际的。在艺术大师刘海粟、徐悲鸿等先生的悉心指导下，潘玉良潜心研究了宋、元、明、清的一些中国画的优秀作品，悉心加以临摹，对于传统白描在技法和精神两个层面上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体悟。潘玉良采撷融汇中西绘画语言之所长，加以改造和创新，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形式，形成了美术史上引人注目的“新白描体”。陈独秀在她的作品上题跋曰：“余识玉良女士二十余年矣，今见此新白描体，知其进犹未已也。”潘玉良以欧洲油画雕塑之神味入中国之白描是符合陈独秀所强调的“画家必须用写实主义才能发挥自己的天才，画自己的画，不落古人的巢臼”的主张的，契合了陈独秀用西画精神改造中国画的观点。这种运用中国画的线描形式，西方绘画的造型方法的“新白描体”实际上是对中国绘画结合的一个初次探索和尝试，是借鉴了中国画的笔墨特点，来表现西画的立体感和透视感，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最早进行中西融合的艺术家之一。
结语
潘玉良的作品合中西画之长，又富于个性色彩。她的油画含有中国传统水墨画技法，用清雅的色调点染画面，色彩的深浅疏密与线体互相依存，很自然地显露出远近明暗、虚实、气韵生动。同时，又大胆地将西方油画特有的体积感和色彩表现力同中国传统艺术元素相结合，终于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面貌，成为民国时期中国画坛一道独特的风景。潘玉良的艺术不是中国文人士大夫绘画僵化的模仿和延续，也不是西方油画的简单借用，而是通过自己的才情和努力，使得两者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创造出的一种新的艺术样式。潘玉良的艺术，对于中国传统绘画在新时期的延续和发展，以及油画民族化的探索，提出了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解决方案和启示，直到今天，仍然有着其鲜活的生命力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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