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最后的才女”张充和在美国仙逝

6月17日，民国闺秀、最后的才女、书法家、昆曲艺术家张充和先生在美国仙逝，享年102岁。

张充和，1913年生于上海，祖籍合肥，是民国时代著名的“张家四姐妹”之一，系淮军主将、两广总督署直隶总督张树声的曾孙女，苏州教育家张武龄的四女。民国时期，叶圣陶曾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这四位，就是著名的“合肥四姐妹”：大姐张元和，情系昆曲名家顾传玠；二姐张允和与语言学家周有光结为伉俪；三姐张兆和因为作家沈从文的追求而名声在外；四妹张充和，擅书法昆曲，成为汉学家傅汉思的夫人。而其中张充和的昆曲、诗词、书法造诣皆秀逸超凡，更是成就件件文坛轶事。抗战时间，张大千就为充和画过一幅仕女图。画中的充和只有一个纤细的背影，身着表演昆曲的戏装，云髻广袖，似要凌风飞去。

众星捧月的“张家四小姐”

由于身处灿若星辰的一众名家贤士之间，张充和的知交师友中有胡适之、沈尹默、章士钊、闻一多、沈从文、卞之琳、张大千等等。抗战年月，这位正当韶年、俏皮聪慧的“张家四小姐”，在一群“国粹”长者中间穿梭来去，恰如烽火战场间绽放的春兰秋菊，受到众星捧月般的疼爱和娇宠。

1933年，沈从文与三姐兆和在北京结婚，张充和去参加婚礼，随后就一直居京。家里人劝她考大学，她于是就到北大旁听。当时北大入学考试要考国文、史地、数学和英文，张充和的数学得了零分，但国文考了满分，尤其是作文《我的中学生活》写得文采飞扬，受到阅卷老师的激赏。试务委员会爱才心切，不得已“破格录取”了她。

那年代北大中文系名师济济，充和受益良多。三年级时充和患肺结核，不得不休学，无缘得到北大的学位。康复后，《中央日报》的储安平留英，正缺人手，张充和就到副刊《贡献》当编辑，写散文、小品和诗词，初露才华。

沈从文长子沈龙朱曾回忆：“我从小跟四姨接触是最多的，她在北京待过，主要就住我们家。”因为与沈从文一家接触较多，张充和对沈从文有着许多深刻的记忆。湘西凤凰沈从文的墓上就有张充和提的四语诔文：“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在这段诔文背后，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沈先生走的时候，北京的一个侄子给我打电话，让我写一副挽联，说第二天开追悼会就要用。”张充和说，“那天夜里，我怎么都睡不着，满脑子都是跟沈先生有关的事情。睡到半夜，干脆爬起来，研磨，写字，顺手就写下了这四句话。不折不从，说的是沈先生的坚守。”写好用传真机传真过去，大家都说好。“更神怪的事情还在后面呢！他们说，我把沈先生的名字也嵌在里面了。我倒大大吃了一惊！仔细一看—唉呀呀，可不是吗？四句话的尾缀，正是‘从文让人’！”

 

无中生有的爱情故事

在重庆时，才貌双全的张充和尚待字闺中，石榴裙下尾随着一批追求者，用情最专最深的当数诗人卞之琳。当年卞之琳的名作《断章》传闻是为张充和而写，诗中的“你”就是卞之琳苦恋了几十年的“张充和”。虽然不及徐志摩与林徽因、张爱玲与胡兰成等几段著名的罗曼史，“卞张之恋”也算传扬久远了。可张充和却直言，“这可以说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爱情故事，说苦恋都有点勉强。我完全没有跟他恋过，所以也谈不上苦和不苦。”

张充和回忆道，自己在进北大之前，就在校园见过卞之琳，又来又在沈从文家里碰见过，“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见钟情，至少是有点一厢情愿吧。那时候，在沈从文家进出的有很多朋友，章靳以和巴金那时正在编《文学季刊》，我们一堆年轻人玩在一起。他并不跟大家一起玩的，人很不开朗，甚至是很孤僻的。可是，就拼命给我写信，至少有过几百封信吧。”在张充和眼里，卞之琳很收敛，又很敏感，不能惹，一惹就认真得不得了，因此从来没有跟他单独出去过。

抗战爆发，张充和随同沈从文一家流寓西南。那时来往的很多朋友都是西南联大的，跟闻一多很熟。张充和回忆说：“闻一多性子刚烈，朱自清则脾气很好，都说他是不肯吃美国面粉而饿死，我听着不太像，这不像他的秉性所为。”

哈佛华裔教授李欧梵曾将sentimental（感伤、滥情）翻译为“酸的馒头”，张充和谈起朱自清和冰心的早期写作，也用上了这个时髦的词汇：“那时候白话文运动刚开始不久，我看他和冰心早期的写作，都有点‘酸的馒头’。”

一年后她在重庆教育部下属的礼乐馆工作，整理礼乐。期间登台演唱的一曲昆曲《游园惊梦》，曾轰动大后方的杏坛文苑，章士钊、沈尹默等人纷纷赋诗唱和，成为抗战年间一件文化盛事。章士钊曾将张充和比作东汉末年的蔡文姬。这让张充和十分不悦，认为是“拟于不伦”：“我是因为抗战从苏州流落到重庆，怎么能跟因为被匈奴打败流落到西域嫁了胡人的蔡文姬相比。”

但最终，张充和还是被章士钊一语言中，1948年11月，张充和与德裔汉学家傅汉思喜结秦晋，次年1月双双赴美定居。傅汉思在耶鲁大学教中国诗词，张充和在该校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和昆曲，并从此致力于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

 

张充和忆沈从文趣事

《家国万里》的作者李怀宇和《天涯晚笛》的作者苏炜走访张充和，在他们的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充和评点过往的风云人物、雅事趣谈，看到旅美学人的耕耘之路。

羊城晚报：采访张充和的情形是怎样的?那次采访她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

李怀宇：张充和女士家里很素雅，谈话也很平实。但我的书法和古琴的修养都不够，没有多向她请教这方面的学问。那次采访就像聊家常，张充和女士偶尔给我看家藏的书画，让我感觉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自在。

那天中午，张充和邀我共进午餐，桌上的几道中国菜是早就订好从外送来的，这是我到美国后第一次吃到地道的中国菜。张充和吃得不多，我则大快朵颐。问起前一天孙康宜在耶鲁大学的著名餐馆Mory’s 请客的情景，张充和说：“当年沈从文到美国来，人家请客，他不懂外国规矩，说：‘不用客气，点三四道菜就可以了。’其实，西方用餐，主菜式就是一盘，也可以说是一道。所以我们后来常拿这事当笑话说。”

羊城晚报：这些学人之间的来往多吗?有没有些有趣的事?比如唐德刚、夏志清、董鼎山被称为“纽约三老”，是谁给封的?旅居海外的共同经验让他们更容易亲近，更有感情?

李怀宇：这些学人之间来往甚多。我记得在张充和女士家相谈甚欢，张充和笑道：“我给英时打个电话，让他知道我们谈得很开心。”余英时与张充和关系很深，有一次，张充和说：“你看，我多么玩物丧志。”余英时即刻说：“你即使不玩物，也没有什么‘志’啊!”张充和与孙康宜同在耶鲁，我采访夏志清，则是孙康宜介绍的。夏志清和唐德刚是“斗嘴”的老友，当年夏志清结婚时，曾对唐德刚说“下次结婚再到这地来”。“纽约三老”之说，大概是纽约晚辈朋友对他们的尊称。

这些学人有深交，可能跟学术思想上的心心相印有关，比如余英时与张灏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时就成为好友，在学术上切磋超过半个世纪。唐德刚与夏志清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常常交流，尤其是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后来两人还写过论战文章。林同奇六十岁以后到哈佛大学潜心研究史华慈的思想，而张灏是史华慈的学生，余英时与史华慈在哈佛大学是同事，因此林同奇与张灏、余英时在学术研究上不时交流，这是“以文会友”。

羊城晚报：董鼎山先生写：“书中所述名家多数不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产物。余英时、张灏、唐德刚、夏志清、巫宁坤等以及区区的我，都是二次大战结束后首批或第二批前来美国留学的青年。一晃儿，60余年的时光过去了，许多都在学术界成名。”你认为海外经历给他们做学问提供了怎样不同于大陆学人的视野和视角?他们为学界提供了怎样不同的贡献?

李怀宇：美国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可以使学人比较从容地读书、研究。而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具有深厚的学术资源，图书馆藏书丰富，国际学术交流通畅，这也是学术研究很重要的外在条件。余英时先生研究中国思想史，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张灏先生提出的“幽暗意识”，是受到西方宗教思想的启发。唐德刚先生的口述历史，显然是受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的影响。夏志清先生先有英美文学的训练，再写《中国现代小说史》，常常独具慧眼，因此能让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这些一度为文学史遗忘的人物重见天光。

 

不是“闺秀”是现代才女

《文化广场》：在你眼里，张充和的形象是怎样的？

苏炜：其实很多对张充和的说法并不是那么准确，比如说她是“最后一个闺秀”。这说法太陈旧了，张充和是一个现代才女。她是进入北大国文系最早的几个女生之一，她是受过正规的现代大学教育的，在国民政府里边她是参加编教科书的，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礼乐馆的一个正式雇员，高级知识分子，她是顶替鼎鼎大名的储安平作为中央日报副刊《贡献》的主编。她是跟林徽因、张爱玲同时期的人，但是现在我们谈起林徽因、张爱玲不会觉得她们是一个闺秀，所以张充和也不是。

“最后的闺秀”的说法其实是张允和写她自己的那本书，叫《最后的闺秀》，张允和倒是可以叫做“最后的闺秀”，因为她一直是家庭妇女。了解张充和的人都知道，她一方面很温和，很委婉，闺秀气在她身上很充分，那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的高贵气质很清晰，所以她总是让人感觉如沐春风。但是另一方面张充和太厉害了。她的眼光，对艺术的挑剔，对人，一眼能把你看透。

《文化广场》：她的后人现在在做什么？

苏炜：她1949年去美国，她自己没有生养，是养子和养女，好像都不懂中文的，好像是混血的血统。她蛮现代的，三十五六岁才结婚，在那个年代，就已经被认为不宜生育了，所以她就没有打算要孩子。她跟她先生傅汉思相处得非常好，琴瑟和谐，傅汉思是个德裔美国人，犹太人。

《文化广场》：你觉得写张充和的意义在哪里？

苏炜：如果说，20世纪所谓的大历史、大史诗是“有”，张充和这么一个人，就是“无”；如果说大历史是一幅中国历史画卷上的真山真水的话，张充和就是真山真水之间的留白。20世纪各种经世致用的学问，各种政治人物、名人、达人的言论、行止也好，阴谋诡计也好，是中国历史的有用的“用”，张充和这么一个人物就是无用之用的“无”。

她这是这么云淡风轻的一个人，借张充和的话说就是“但借清阴一霎凉”。张充和的意义就是这个喧嚣、纸醉金迷、纷纷扰扰、追逐欲望和名利的世界里，那一霎清阴；如果放在大时代洪流里边，她就是一丝真歌弦管。

《文化广场》：这些年很多人在写海外的民国名人，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苏炜：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就引出了一个话题，所谓的“民国风”。你当然可以说张充和是最有民国范的人，但是我觉得用“民国风”这个词太狭小了，我宁可用传统文人文化这个概念，还不光是一种民国的风采，还包括传统文人文化的风采。当然民国风这个话题的提出是有现实针对性的，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丢失了很多从前时代的优雅的、丰富的、人性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最美好的余韵都落在了张充和身上，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风华再现，我希望这种方式风华在未来年轻人身上得到传承，传统文化不要在我们这代出现断层。

 

张充和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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