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晶坤 :美缘心绪 情注笔端
时间:2016-04-05 作者:孙 璇 来源:《美术展览》
跟同事来到邵先生的画室,首先见到邵先生的助理于绍文老师。于老师也是一位老先生,他17岁的时候就是邵先生的学生。那时邵先生是北京艺术学院的教师,刚刚24岁,比学生们大不了许多,可是她当时已经出名,有很多作品在《新观察》杂志发表(《新观察》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一本刊物,四十年代前出生的老师应该都会有印象)。甚至有人给她写信称“邵晶坤老大人”,以为这是一位老先生。于老师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创作插图、连环画,邵先生的教学、创作理念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于老师退休后也画油画写生,主要是风景画。
画室里挂满了邵先生的作品,很多之前在网上见过多次,现在看到原作,更感心动。我一直特别喜欢邵先生作品的背景处理,她画中的背景不是次要的,相反它和所谓的“主体”一样,都是描写的对象,它们相互补充,使画面更显唯美、动人。另外,邵先生有些加了厚底的作品,笔拉不开,有些石腻墙面粗糙的感觉,似乎有点“拙”,有点“迂”,却更有味道。
画室有点冷,邵先生回家加了件黑色毛披肩,特别美。第一次见,即使她已经年近八十,可美丽得依然让人惊讶。就这样,采访开始了。
“追求精神的人心灵将永远年轻。”邵晶坤先生的女儿邵飞曾送这句话给母亲。1949年,16岁的邵晶坤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绘画艺术生涯。口试的一句“我喜欢”伴了她一生,因着“喜欢”,邵先生笔耕不辍,佳作不断,绘画和色彩仿佛融入了她的生命;也因“喜欢”,她尽心尽力,把自己的学识毫无保留地传授他人,让更多人热爱绘画、了解绘画。邵先生追求的是完美生命精神的抒写,她的艺术、她的心灵注定永远年轻。
“小苑幽香寂寞黄,娉婷倩影自安详;从来不问人称许,岁岁枯荣岁岁香。”——刘炳森自作并手书赠邵晶坤先生
我出身在一个书香门第家庭,母亲有很深厚的文化根基。从小我就喜欢音乐、舞蹈和美术。小时候家楼下的门洞就是我们的舞台,我们在上面搭了帘子,朋友们有报幕的,有弹琴的,我则跳舞唱歌。一年级的时候,母亲给我做了一件金丝绒的衣服,特别好看,我就穿着它上台跳舞,到现在我还能回忆起当时的舞蹈动作。我曾画过一幅《梦幻童年》,画我家附近的小公园,它不像现在的公园那样工整,有些荒凉,但我们这些小孩儿常在里面采野花,阳光照耀下,特别灿烂。第一次我画的是绿调子,感觉有点沉闷,所以后来画了黄色调子,有了记忆中金灿灿的感觉。童年家里不是很富裕,但是很幸福。
考美院的时候,音乐系和美术系两个考场挨着。我当时想:音乐系,虽然喜欢,可我不会五线谱;美术系,我又一点都没学过。母亲的鼓励还在耳旁:“你有这个才能,这一步是你十字路口的关键一步!”于是我随便进了一个考场,就是美术系。考试内容是画大卫石膏像,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石膏,用炭条画,我学别人拿手擦,可一擦就掉了,急得我满头大汗。考场上每人发了一小块馒头,我感到奇怪,也是学别人,捏一捏,当橡皮用。好在造型还可以。口试的时候,徐悲鸿先生问我:“你为什么学画画?”我回答说:“我喜欢。”别人说我肯定考不上,因为他们都是回答“要当大画家”,或者“为人民服务”。但我考上了。到现在我还是这样想,画画就是因为喜欢。
那年我16岁,当时有上海来的同学,烫着头发,抹着口红,穿着尖鞋,看不起我,说我像个中学生。如果现在问我的一些老同学:“邵晶坤当时什么样?”他们都会说:“小孩儿!”刚进美院的时候,同学们有的大学毕业,有的学过一年,有的旁听过,我从来没学过,开始成绩比较差,快毕业的时候就很好了。不是聪明,而是比较努力,有些同学没下课就跑出去买花生米、烤白薯,我没钱,也不去,因为我喜欢画画,一画就深入进去了。
那是我一生最幸福的阶段。现在老美院不存在了,我特别心痛,那是几代人的回忆,要是保留下来多好。操场冬天可以滑冰,春天有藤萝,连学校礼堂开门的声音,走进去时木板地的声音,我都记得特别清楚。它应该做为一个纪念馆,可是被卖掉了,就像家被拆了一样。这是我觉得最遗憾的事。
由于家里没有收入来源,比较拮据,再加上想锻炼一下自己的能力,所以研究生毕业后,我去了通俗读物出版社工作,画插图,画宣传画,画年画。出版社说我画得比照相机还快,曾有一次,十几个劳模排队让我画速写。那时候我已经有一些画在《新观察》杂志发表。有人给我写信,称我为“邵晶坤老大人”,以为我是老先生呢。
“我进大学的第一课就是邵晶坤先生上的,那时她只有二十六岁……她一进教室学生们都惊呆了。有人赞叹道:‘啊!舞蹈演员。’……那时因为年轻,她讲起话来还有点儿腼腆和羞涩,但是当改起画来就不一样了,大笔一挥,有一种气吞山河的魄力。”——王兆辉《生命如花,晶莹璀璨——记著名画家邵晶坤》
1956年,“反右”运动把北京艺术学院很多年轻教师都打成了“右派”,没人上课。有位老师找到我,让我帮忙代课。那年我二十几岁,还是小女孩的样子,第一次课,有的学生小声嘀咕:怎么一个小女孩给我们上课?但讲课以后学生还是很信服我。
当时还有个插曲。北京艺术学院要成立一个研究生班,为了挑选专业课教师,学校安排了一次美术系教师的素描人像写生活动,实际是不公开的考试。我的成绩名列榜首,院长苏灵扬找我谈话,让我带研究生班,同时给我连提两级为正教授。1964年学院因院校调整撤销了,提升的事也没了下文。北京艺术学院撤销后,我被调入中央美术学院。
“邵先生经常对学生说,她的很多肖像画是模特走后,凭记忆来完成的。而当时实验班的教学改革,就是要在素描写生中,发扬中国画的长处。细想起来,我们才是这场教学改革中的最终受益者。”——于绍文《恩师邵晶坤先生的二三事》
1959年,在一次有关美术教学工作的讨论会上,叶浅予先生提出我们的素描教学主要是训练学生对物写生,缺乏记忆与想象,只能画静止的模特,对活动的模特却无能为力。没过多久,美术系得到美协主席蔡若虹先生的支持,决定实行素描教学民族化的改革试验,成立了一个实验班。学校认为我是刚毕业的新生力量,让我带实验班。我们在画室里装了一块幕布,安排模特反复做出劈柴的动作,让学生仔细观察、记忆,然后把幕布拉上,依靠记忆作画,也就是默写。后来的各种运动使这一教学方法没能继续,我觉得很可惜,现在的教师和学生普遍缺少默写能力,应该加以推广。
美院学生在练基本功时,最开始就要练习默写的能力。同时,默写不只是依靠记忆,还要能够快速作画。短期作业当然如此,要删繁就简,快速抓取事物最本质的东西,包括对象的特征、动态和环境气氛,也包括画家个人对事物的理解、感受和主观意图。然而长期作业也不等于慢条斯理地照抄对象、毫无感情地死扣对象,在画面上磨来磨去,应该在模特的姿势、神态最新鲜生动的开始,快速抓住第一印象,把这时的感受捕捉下来保持住。
1961年7月,受中国美协的邀请,我和董希文先生及吴冠中先生、到西藏写生,回来后举办“西藏写生展”巡回展,展示平叛后的西藏新貌。董希文先生找到当地领导,安排当地的牧民做模特,我没有找,西藏可表现的东西特别多,随便一个小孩儿,站在白色帐篷前,就挺入画的,小孩儿坐了几分钟跑掉了,我就把他画出来,默写和快速作画对我帮助很大。有一次我们三人同时画一位的青年牧民,他坐了只十分钟,竟起身走了。**常画风景,董先生习惯慢慢作画,这个青年一走,画也只能停止了。但我还是把他最主要的特征抓了下来,其他部分则凭借回忆补充,完成了这幅《青年牧民强巴》。
有的人要画水库,就要到水库边上画;画黄河,就支起大画布在黄河边上画。我不同意这种方式。我提倡画小的写生,主要抓住当时的感受,回去再重新组合。如果把很大的画布搬到现场去画,颜色要铺很久,可光线随时在变。英国画家泰纳特别喜欢画海,为了体会狂风卷浪的感受,让渔夫把他绑在桅杆上。他不是搬着画布到那里去画,但是这次难忘的经历,一样让他的《暴风雪》成为杰作。
“在她的作品中,你可以看到众多风格迥异的大师们技法的应用,既可以看到博纳尔的大笔薄涂,又可以看到巴尔蒂斯的小笔点彩;既有梵高的耀眼色彩,又有劳特累克的平涂加线;既有吴作人的大气磅礴,又有卫天霖的色彩斑斓……在她的油画作品中,竟然还能看到中国画里的渲染和枯笔皴擦,但是她又谁都不像,她就是她自己,她以独特的风格出现在画坛上,在众多的画展中,只要有她的作品,她那灿烂辉煌具有音乐般节奏的绘画都会从中夺目而出。”——丹焱《为邵晶坤先生的文字佳作喝彩——<与色彩对话>读后感》
我的女儿邵飞,有时会在把各种颜色都甩到纸上,任由它流,第二天再画。有一位新加坡画家,他之前的画总是没有进展,一次他的狗跑进画室弄烂了画,他气得把画裁成一条条,重新组装后竟然很好。艺术家实际上是个疯子,一本正经是画不出好作品的。我也是,常常画起来就忘了吃饭,从来没考虑过名或利,也不固守老师教的那些方法,喜欢怎么画就怎么画。绘画要吸收各种营养,但我不喜欢重复别人,甚至重复自己。有的人喜欢梵高,就画得像梵高;有的人喜欢博纳尔,就画成了博纳尔。这不行。别人说我画得“帅”、“潇洒”,有时我就想画一种不一样的,“蠢”一点。《花朦胧》是用锯末做底子,笔拉不开,颜色用刀子才能画,有点钝,也很好。很多人评价说我用笔有中国画的味道,事实上我自己是无意识的。我不赞成把题材、画法固定化,客观世界在变化,人们的观念和欣赏习惯也在变化,时代变了,环境变了,就应该有新的与之相适应的绘画作品出现。
2000年,我的《光和色的美感表现》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但我自觉书中的论述没有很详尽,所以2006年又出版了《与色彩对话——邵晶坤油画色彩教学》,属于“美院课堂·名校名师教学指导丛书”系列,记录了我的部分创作实践和教学过程的心得体会,听说书的反响还不错,很多地方都脱销了。近来我准备和我的学生于绍文合作出版一本书,讲些自己的创作经验,技术上会更具体,比如讲一些有关油画的基本技法。
我不同意“先过素描关,再过色彩关”的说法。素描和色彩是一个训练过程中的两个方面。有的画家画人体,画了一周素描,然后再填颜色,好像在固定的方格中小心翼翼地填充颜色,这怎么能画好?一件好的色彩画,一笔颜色下去,不仅仅是素描关系,同时应该包含色彩冷暖关系、造型质感关系、空间关系和笔触间所体现的作者的情感。即使是基础训练,也要把素描和色彩穿插进行,有时侧重素描,有时侧重色彩,不能把基础训练和艺术创作绝对分开。
讲解作品《缘》。这本书是邵先生2006年出版的《与色彩对话——邵晶坤油画色彩教学》,对于油画创作者来讲,这本书讲到很多色彩、创作技法方面的问题,是她多年经验的总结,应该找来看看。
“在下午的阳光下,妈妈(邵晶坤)身穿一件浅绿色的连衣裙,坐在沙发上对我说:‘你看,我这衣服的颜色与橄榄色沙发间的颜色关系多好!’我把妈妈的绘画艺术称作‘色彩唯美主义’。在她的眼中,万物融化,一切皆以色彩的方式存在着,在她的世界里,色彩不是附着在有形的机体上,而是机体附着在了色彩上。”——邵帆《清淡与绚烂》
以前,美院老师素描画得很结实,但是色彩不行,没有摆脱过去欧洲古典主义的色彩;1955年,苏联的马克西莫夫来到中国,作为中央美术学院油画训练班的指导教师,把苏联的一些油画技法介绍到中国,改变了建国初“土油画”的面貌。我虽不是正式学员,但总是去听课。后来有的人贬低他,我认为是忘本了。他对中国的贡献是特别大的。
一般人总是觉得,背景要画得简单,画得暗,人要画得突出,和背景分开。我不这样认为,背景和人是一体的,在我的画中,有时背景可能更鲜艳一点。我非常喜欢法国博纳尔的作品,他画中的背景有时比对象还强,感觉也很好,如《浴盆女子》、《镜子前的女人》等。博纳尔作品中那模糊色光所造成的不稳定气氛和那浓郁色彩所造成的强烈层次,以及那令人迷幻的失控的主题,总在深深地打动我,使我对艺术的敏悟与之产生着某种不可言喻的契合。我希望自己天天浸染其中的奇异的、极度饱和的色彩世界,通过一种交响能够把我的情感和向往糅合在一起,淹没人生中灰暗的品味,那对我来说将是诗歌或是醇酒。
博纳尔《逆光下的裸女》。邵先生非常喜欢博纳尔的作品
“在艺术上,她会给我们讲她对美的理解、对色彩的感受和她鲜明的艺术观点,但并不要求我们一定要和她的观点一致。所以我和弟弟邵帆在艺术上各自走了不同的路,对这一点我母亲是非常支持和鼓励的。”——邵飞《视绘画如生命的母亲》
2010年年末,中国美术馆展出了“三人行——情系丹青邵晶坤、邵飞、邵帆绘画作品展”。我的学生于绍文评价说:“三个人代表了三个不同的时代,每个人的个性都很鲜明,而不是像有的家族那样雷同。”以前我在美院上课时常带着邵飞,她的色彩基本功是我教的。她很有想象力,画画的方法也多种多样。有一次,邵飞由33幅作品连成的长卷《梦归家园》在北海公园展出,影响比较大。邵帆在工艺美院毕业,学习设计、雕塑,他从小就有点内向,我觉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所以让他学习击剑、拳击。邵飞想到什么就赶快画,邵帆则喜欢静静地钻研,“邵帆的椅子”产生了一定影响。我从不刻意让他们在艺术上和我相同或不同,他们都是很自然地发展。
“她经历了纷纷扰扰的政治风云的风转运行,与其他油画家的不同在于她几十年来的艺术创作一直都静静地沉湎在自己的世界之中……她静静地生活,不图惊天动地,不需要簇拥的人群。”——杨成哲《身家性命画图中》
1974年,我创作的《主人》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我画了一位被农奴主挖去双眼的老农奴,为终于和普通人一样有了公民权而心潮澎湃,老人沧桑的面容和激动的表情形成强烈反差。这本是表现翻身农奴参加选举的喜悦心情,却被说成“瞎子投票,盲目选举”,让我把老农奴的眼睛画出来。但这样改就是不再是这张画了,我不肯改,差点被打成了反革命。其实我很少画政治上的题目。国家有一种倾向,把艺术当做宣传政治的工具,艺术不是不可以宣传政治,但艺术的本质不是工具,而是人性情感的发挥。在艺术上,我还是始终贯穿“我喜欢”。
我很不喜欢现在艺术家的各种炒作。二十年前就有人要帮我炒作,我不答应。那天有个朋友来我家,说我这儿根本不像是大画家的房子。女儿曾要给我买个房子,两层楼高的大落地窗,每个屋里一个厕所,进去都晕得慌。我不喜欢,还是住我的小房子。我认为我不是大画家,我就是普通的人,就是平常的画家。
美术理论家范迪安评价我说:“许多画家的名声总是与某幅代表作相联,但是很难分辨出邵晶坤老师哪幅作品是代表作。从青年到晚年,她的作品汇集成一个整体风貌,这个整体便是她的代表作。”也许是这样吧。我把自己看成是一只蜜蜂,不停地采蜜,不停地画,不可能每张都是最理想的,但是我尽力了。别人说我是大师我也不高兴,说我一无是处我也不在意,什么评价都无所谓,我只是不重复自己。毕竟世界是美妙的,但我们所感知的世界只是极其微小的一部分,还有数不清的领域等待我们去开拓,还有无数有趣的题材等待我们去表现,人生中每一天都应该有新的感受,在探索和努力中体验生命的乐趣,而这也让我感到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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