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庆艺术：微观政治的践行者

文/佟玉洁

如果说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笔的男根寓言化的文本，是一种艺术批评的态度，那么中国当代艺术中女性主义艺术男根文本的再造，同样是是对男权话语的最直接的批判。中国女艺术家陈庆庆的装置作品里，出现了大量再造的男根文本，而再造的男根文本主要出现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两个空间里。作为私人领域空间的男根文本多与实际生活的男根等大。同样来自现实生活体验的庆庆，制造出来的微观政治的视觉经验，充满着质疑与批判的文化态度。

在庆庆的作品中，一个中国家庭古典的神龛里是一个男性勃起的生殖器。用透明树脂做的与真人大小的男性生殖器一样，置放在被祭奠的神龛里，把男性生殖器还原，变成日常生活的一个男性的生理现象。所谓男根的政治崇拜也随之消解。更有趣的是，在勃起的生殖器的顶部长出来一棵小树，小树长着稀稀拉拉的小花，一个曾经被制度化了的男根生殖崇拜建立起来的故人灵牌，并被戏嬉为一棵点缀生活的盆景小品，被庆庆命名为《待到山花浪漫时》。作品把一个中国家庭家族很严肃的、很神圣的生活事件变成了一个滑稽戏。作品里的中国家庭的神龛，很像一个开放的舞台。庆庆一手导演的家庭舞台戏，却是好戏连连。成为庆庆艺术微观政治的黑色幽默。

在庆庆艺术的微观政治中，解构男性中心主义的权力话语的主旨，一直是贯穿在整个庆庆作品中的灵魂。如庆庆的《欢乐大本营系列》作品，被悬置在空中如同壁虎的女性，被埋在地下的满脸恐惧的女性，在小小的私密性很强的空间里，是男女两性的博弈。永远勃起的、透明的树脂阳具，总是理直气壮的占据人类栖息的私密空间。看看这些阳具的精神状态，你就知道了话语权在谁的手里了。当然庆庆总会有自己的设计，比如让一个恐龙骨架站在勃起的阳具上，对一群壁虎女性大声训斥或者大声吼叫，两性关系的紧张立马弥漫整个空间。当然也有一种例外，象征财富的红色小猪一溜烟的爬上了古典建筑的房顶，地上冒出来许多勃起的阳具。一个时尚的女郎拥抱着阳具。悬空中的笼子里，还有一个悬置的女性。消费时代的女性态度也是多样的，因为某种利益的两性关系的苟合，在庆庆的作品中也是一种风景。庆庆装置作品的私密空间的中国寓言，永远是在质疑声中陈述着中国当代生活的现状。可以说，庆庆的私密空间的中国寓言，是庆庆装置艺术微观政治一种表述方式。而两性关系的紧张与两性关系的苟合，是庆庆微观政治学叙事的主体。在性别化的道具充满的私密空间里，勃起的阳具代表着一种在场的权力话语。而女性身份处境的多维性，与态度的多维性，表明身处消费时代的人，在物质化的生活面前欲望的不确定性。如作品《当窗理云鬓》中，一个男权话语主宰的家庭，女性性别化的小狗不过是一个宠物，而且甘愿做一个男权话语的一个宠物。作品《与时俱飞飞》中的女性，是一个倒栽葱式的生存状态。女性飞是飞不起来的生活寓言，还包括了生活在一起的元素，是令人发指的、到处生长着的蛇头制造的生活氛围。蛇在西方经典《圣经》里是欲望的化身。夏娃在蛇的诱惑下吃了禁果，于是夏娃要面临着终身生育之苦。蛇作为男性生殖器的隐喻，多次出现在西方的神话故事里和绘画艺术中。同时也是中国原始社会男性生殖图腾符号。如中国古典人类的神话始祖伏羲与女娲就是两条蛇身缠绕在一起。庆庆微观政治学叙事的文化色彩浓郁，其资源整合后所建立起来的话语空间，不但有私密空间被戏剧化了的微观政治学，而且有公共空间被寓言化了的微观政治学。

作为公共空间被寓言化了的微观政治学，庆庆在自己作品中的文化视角一次大转变，让自己的艺术有了一次飞跃。此时，庆庆的装置作品从私密空间的日常叙事到公共空间的历史性叙事，文化视角的转换既是一次艺术的冒险，也是一次政治的冒险。如装置作品《关于伟大》，呈现的是一个关于男权话语被寓言化了的政治场景。其中，权力话语的道具，一是与现实生活中等大的勃起的阳具；一是中国古典建筑的天安门。在作品中，由透明树脂的阳具在天安门跟前组成了方阵，在通体红色的灯光效应弥漫的空间里，仪式化的阳具列阵面朝天安门。当阳具与古典建筑戏剧性的遭遇之后，于是，在人们熟悉的历史性场景记忆的钩沉中，开始关注并寻找被雄性荷尔蒙政治激素鼓噪的岁月。

庆庆说，她亲历了最荒诞、最残酷的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她还很小，身为红卫兵的姐姐要去天安接受毛主席（毛主席曾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检阅。作为妹妹的她也要去。当她找到了姐姐时，姐姐的同学说，啊，你怎么这件衣服（白色小花的良裙子）？快回去换件衣服（是指绿色的红卫兵服）！当然，她的姐姐因为她还小没有让她去。但是让她困惑不解的是，为什只有红卫兵才能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为什么只有穿上了绿色的红卫兵服才能见毛主席？红卫兵这个没有性别身份只是有着雄性荷尔蒙政治激素符号化了的学生称谓，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庆庆作品《关于伟大》中的男根，已是寓言化了的雄性荷尔蒙激素的政治符号。尤其是当这种雄性荷尔蒙激素的政治符号，置身在一个古典建筑的政治场所，它便具有了历史与现实多重阐释的意义。庆庆通过文革的亲历，一种文化体验与历史经验相遇的偶然与必然，成为庆庆艺术形态的一种表达方式。作为庆庆没能像姐姐那样穿着红卫兵去见毛主席，只因自己还是个小女孩的打扮，而一身军人化的红卫兵服，就能确定了文革时期一个最时尚的革命者的形象。庆庆自己将永远的失去了这种机会。或许当时的遗憾就成为了庆庆今天的一种文化情结。人往往是通过自己的亲历，来发现自己和认识自己。同时又通过自己行为，寓言今天和明天。庆庆的作品《关于伟大》，陈述了一个曾经散发着荷尔蒙政治激素的亢奋、喧嚣、盲动，与狂热的文革时代建立起来的雄性秩序，在接受伟大的检阅仪式中的历史寓言故事。当它转换为庆庆的艺术语言时，仅用三种元素就构成的现代与历史关于伟大的总总的诠释。这三种元素是阳具、天安门和海洋般的红色。让我们回到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现场。在天安门广场上，没有男女区别的清一色绿军装的红卫兵们，高举着毛主席语录的红宝书，振臂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接受着毛主席的检阅。当然，红卫兵们也听到了戴着红卫兵袖章的毛主席的声音：红卫兵万岁！红卫兵文化有一个共通性，是彼此革命身份的认可。自从毛主席发表《我的炮打司令部》的文章发表，全国捍卫毛主席的红卫兵组织遍地开花，其间，红卫兵的大串联陆续来到北京，希望见到他们要捍卫的总司令毛主席。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成为当时最革命、最时尚的政治运动。从1966年8月18日的第一次接见到1966年11月26日的第八次接见，在70天的时间里，毛主席共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200万红卫兵。整个红卫兵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中，始终处在一个有序的而又亢奋的无暴力状态中。此时的天安门广场，成为不断挥舞红宝书的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的历史性的场域。但是很难把同一时期从文攻武卫”到最后演变成为“文斗武斗”的红卫兵革命使者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只一点是相同的，即在统一着装（绿色军装），统一思想（人手一册毛主席语录），统一行为（雄性荷尔蒙政治激素的性别化），在一个关于“伟大”的文化民族心理热爱的偏执中，去完成一次“伟大”的精神洗礼。复杂的红卫兵文化，来自于关于“伟大”的制造者的社会政治文化扭曲的心理。

中国人热衷于“伟大”二字由来已久。中国传统文化崇尚自然造化并称其为“伟哉”。庄子在他的文章《大宗师》中引用子梨话说，伟大啊，造化！（2）古人倍加推崇世间的自然造化能力。并通过乐观与豁达的生命的想象，将人还原为自然状态。伟大便在其中。庆庆借用“伟大”的概念，通过男根仪式化图景表达，讽喻文化变异之后，所谓的伟大也只是一种人为的干预并制造出来的政治假想。当代人们喜欢用“伟大”二字去神话一个人物时，便有着政治的图谋在其中。即便是被“伟大”字眼包围着的人物也未必喜欢它。在中国大型文献记录片《走近毛泽东》记载了这样一个场景，1970年5月20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感慨地说：

要人们去克服三千年迷信皇帝的传统习惯，是很苦难的事情。所谓“四个伟大”，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3）

显然，毛泽东说的关于对他称谓的“伟大”，不是古人对自然造化的一种赞叹，而是对他本人权威的一种服从与讨好。连毛泽东也看出来了，所谓“伟大”是对个人政治偶像化的政治术语的滥用。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伟大一词的滥用，也曾经出现在文革其间的天安门城楼的墙体上，同时对伟大一词滥的不满，也发自处在天安门关于“伟大”环境中的毛泽东本人。天安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与角色，决定了庆庆作品的现实与历史叙事的深度与厚度。而天安门是庆庆作品《关于伟大》的重要元素之一。

庆庆作品中的真实的阳具，作为雄性权力的话语方式，在天安门面前，整齐化一的列队的仪式，传达出历史与现实的某种信息。庆庆把个人的经验转化为中国人的集体经验，它既是历史性的也是现实性的。但是视觉形态中的庆庆经验的先锋意义也是伟大的。这一点，庆庆在为自己作品赋名 “关于伟大”时，所谓“伟大”的历史与现实的信息，充满了庆庆式的文化质疑与文化认同的方式。一个关于“伟大”的多纬度的政治阐释。此时，庆庆作品具有的先锋意义在于，她不仅提供了极具文化立度与思想力度的艺术视觉经验，同时也提供了天安门作为一个历史与现实的政治场域中庆庆的艺术态度：即文化批判与文化的肯定同在。封建帝国统治与反封建帝国统治的五四青年运动，同时发生在天安门广场，这是一个中国文化政治悖论生长的重要场地。五四青年运动中的男女学生，虽然不是雄性化的统一着装，但是反封建帝国统治的政治的荷尔蒙，来自维护中华民族主权的完整的文化理念。天安门，在历史与现实的政治文化的纠葛中，同样也是一种中国人情感交集的悖论存在的发生地。所以庆庆作品《关于伟大》，在于讨论关于“伟大”的历史与现实因果的传奇时，便有一种文化智慧与诡谲的艺术魅力在其中。

当然，庆庆作为女性主义艺术立场的鲜明，是她艺术资源整合中的思想元素的智慧运用。同样是真实的阳具，在不同的艺术环境中的文化指向也是鲜明的。数码灯光装置作品《天路》，取材于通往明十三陵沿路的外部环境上。自然环境中高低起伏的丘陵布满了大小不等勃起的阳具。一是作为权力话语死亡象征的标识，制造通往帝王陵墓的祭祀场域的氛围；二是作为权力话语再生象征的路径，通向帝王陵墓的天国统治。权力的道场是否能够成为另类天国统治欲望？中国古典社会从汉唐开始以山为陵的帝王陵寝的建制，非常看中陵墓的风水。唐代李治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通向帝王陵寝是一个带有坡度的一公里的道场，任何祭祀的人走完了道场，伴随而来的是一种作为死者的帝王统治依旧的心理压迫。在帝王面前，永远的臣民，是每个中国人拒绝文化认同感的一种生命的实践。换句话说，在权威面前，永远的臣民，是每个中国人文化压迫并拒绝压迫的一种生命的实践。庆庆的作品《天路》，最后形成的数码影像图式，是反向底片的呈现方式，即黑白颠倒的一种物质影像。本来敞亮的道路与天空，成为暗色的影像。而浓荫密布的绿色丘陵，却成了恍惚斑驳的亮色的影像。路两边的阳具是中间的灰色调。黑灰白三色的整体基调，仿佛呈现的是一个荒芜的墓园，每个丘陵凸起的阳具，就像死亡的墓穴与墓碑，叙述一个神秘而古老的权力与死亡的话语。画面中横向丘陵的开阔，与色调的压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作品《天路》权力道场形成话语的诡异与十足的阴气，庆庆的文化的质疑与批判的态度是明显的。与作品《天路》不同的是庆庆的装置作品《天灯》，阳气十足的男权话语遭到了庆庆质疑与批判。《天灯》作品中，一个高度3.8米,直径0.8米的铁网编制的男性生殖器，里面置放了大量与男权社会有关词汇的报纸。如战争、武器、恐怖组织、一夫多妻等等。庆庆在实施自己的作品行为中，用一把火点燃了自己的作品《天灯》。熊熊燃烧的大火，把一个由男性建立起来的强权政治话语空间，瞬间化为了灰烬。

庆庆作品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很多装置作品都有阳具的元素，阳具的塑造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始终处在勃起的状态，寓言着男权话语的强势，它不仅是历史性的，也是现实性的。从庆庆作品微观政治的日常叙事到微观政治的历史叙事，阳具勃起的真实，不仅质疑了一个私人空间男权话语的强势，同时也质疑了一个公共空间男权话语的强势，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上，完成了男根文化的视觉考古，建立中国女性主义艺术的话语机制。在庆庆作品的设计中，男根与所处的环境发生的戏剧性的冲突，成为解构男权话语的文化道场。比如，把中国家族神圣的祭坛的灵牌还原为日常生活中的男根；在象征皇权的古老建筑面前阳具仪式化的列阵接受检阅，重现被政治的荷尔蒙鼓噪的岁月；在通往皇权陵墓的道路上，让阴郁的阳具布满山川；在点燃象征阳具的熊熊大火寓言中，男权话语制造的世界灰飞烟灭……庆庆作品中的女性主义艺术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庆庆作品中的男根文本的再生，集中了庆庆最智慧的文化思考与最深刻的文化批判。

参考文献

（1）《礼记·檀弓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6页；

（2）马恒君编撰的《庄子正宗》中的“大宗师”：“伟哉造化！又将奚已汝为？将奚以汝适？”华夏出版社，2005年，117页；

（3）引自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公司出版的中国大型文献记录片《走近毛泽东》的解说词；

2012/10/17

摘自《中国女性主义艺术性修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