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家邹佩珠：李可染身边的那颗明珠
时间：2018-08-19 作者：北京青年报 来源：北京青年报
《夫人邹佩珠肖像》 李可染
《雨后的苏州》 邹佩珠 1957年
《黄山烟霞》 邹佩珠 纸本设色 1963年
北京体育馆大型浮雕《运动员》
李可染、邹佩珠与两岁的李小可
1958年邹佩珠做彭雪枫像
齐白石老人在世时，李可染和邹佩珠常常会一起去拜见老师，夫妇俩还常常细心照料老人的一些琐碎事。有一次，齐白石拿着一个纸包送给李可染，嘱咐他回家后再打开看。李可染回到家后，发现纸包里面是白石老人篆刻的一方李字印章。不过特别的是，在“李”字的下面，还刻有一个小小的圆圈。后来李可染去问老师，这个圆圈是什么意思？老人一语双关地说，你的身边佩有一颗珍珠啊。的确如此，邹佩珠不但点缀了李可染先生的人生，她自己本人也是令后学们敬仰的一颗明珠。
翻开20世纪中国美术史，常常发现在那些大师的背后几乎都有一位默默付出的女人。她们为了丈夫的艺术事业，燃烧并奉献着自己，成就了大师的风采。李可染先生的夫人邹佩珠就说过：“我从没有一天停止为实现他的理想而努力工作。”这几乎成为她一生的座右铭，她为他活着，为他奋斗着，直到生命最后结束的时刻。
一次邂逅成就奇妙姻缘
1943年的一天，刚刚接到重庆国立艺专聘书的李可染，正要去学校报到。因为途中迷路，他便向路边正在画水彩写生的一位女同学打听，国立艺专怎么走？认不认识李畹？她住在哪儿？李可染邂逅的这个女生就是邹佩珠，而李可染的妹妹李畹正好就是她的同学兼好友。此时的邹佩珠早已从李畹的口中，知道了眼前这位颇具名望的青年画家。初次相遇如此平凡，他们却用彼此的一生成就了一段“艺坛”天缘。1944年，由校长林风眠先生主婚，导师刘开渠、李超士先生证婚，邹佩珠与李可染喜结良缘。两人在婚后没有自己的新房，只能从当地老乡家里借了一间六平方米的小屋。因为房间过于简陋潮湿，屋内竟然冒出一丛绿竹，李可染便将居室内的青竹以邹佩珠名字的谐音取名陪竹，又以晋人“不可一日无此君”之意定斋号为“有君堂”。
这个江南女子不婉约
虽然身为苏杭女子，但邹佩珠并不“婉约”，反而从小她就有一种中国传统文学中的侠义情怀，在少年时邹佩珠便开始习拳，上学后更是对各类体育运动情有独钟，踢足球、扔铅球、长短跑样样精通。结实的体魄、男子般的性格、对体育运动的偏爱成为她从事雕塑事业的基础。北京体育馆落成，邹佩珠为馆内大厅创作了大型浮雕《运动员》；工人体育场兴建，邹佩珠又创作了著名的《掷铁饼运动员》。可以说，这些体育类型的雕塑与邹佩珠早年的成长经历和性格不无关系。
她不仅仅擅长体育雕塑，还为安徽泗洪县烈士陵园创作《彭雪枫像》，巾帼不让须眉，在众多的投稿方案中一举夺魁。如今，四米多高的彭雪枫将军大理石像依然矗立在烈士陵园里，接受着后人的瞻仰。
50年代，邹佩珠在社会上是一位事业有成的雕塑家，但她同时也是一位善于持家的妻子。婚后的李可染经历战争的磨难和家庭的变故，贫病交加，自己一身病痛，还要以微薄的收入承担起整个大家庭的负担。邹佩珠从自己祖父那里接触并自学了很多神奇的药方和疗法，依靠自己持久的耐心和细心的琢磨为李可染做着身心双重的调理，逐渐李可染的失眠症和高血压等病症开始缓解，并逐步恢复健康。
为了承担起家庭生活的负担，邹佩珠不但是当时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任课最多的讲师，还去北京市第十一中学兼职当美术老师贴补家用。“文革”期间，李可染改革中国画的艺术理想被迫中断，敏感的他在精神高压下引发了失语症，头颈僵硬、行动不便的李可染只能通过用笔写字的方式跟人交流。生活的困难和精神的压力都使得邹佩珠无法再坚持自己的雕塑事业，她毅然为了李可染放下了自己手中的雕塑刀。“我若想着自己的雕塑创作，就没时间帮助他。将两个人的成就算在一起，就觉得值得了。”从此，社会上少了一位卓有成就的雕塑家，李可染的艺术中却有了一位最亲密的助手。
邹佩珠开始寸步不离地照料李可染的生活，还鼓励他用练习书法的方式来锤炼自己的身心。在邹佩珠和医生的帮助下，李可染慢慢地从精神阴影中走了出来，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书法风格。至此，中国画史上不但有了开宗立派的“李家山水”，还诞生了书法史上独具一格的“酱当体”。
虽然邹佩珠放弃了自己在雕塑事业上创造性的才华，但是她却用另外一种方式，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实现了自己的艺术抱负，成就了自己的艺术理想。
是珍珠就总要放光
1993年，台湾和大陆之间的文化交流还存在着很多壁垒，此时的邹佩珠却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把“江山无限——李可染书画展”带到了台湾的历史博物馆。很少有人知道，当时的邹佩珠是写好了遗嘱才率团出发的。作为活动的策划者，邹佩珠不但做事有自己的魄力，还非常有智慧。她到达台湾后立刻做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就是通过台湾的主办方召集了当年国立艺专的老同学、老朋友的聚会，还举行了一次非常亲切的座谈会。她用这种柔和巧妙方式迅速减轻了隔阂，使得此次文化交流活动取得巨大成功。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先生去世后，才发现他们身后如此光彩耀目的女人，比如吴作人先生的夫人萧淑芳，李可染先生的夫人邹佩珠。其实，她们本人原本是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只不过为了丈夫的艺术事业和家庭负担她们甘愿做了牺牲。当光芒四射的先生们远去，她们转换身份走到前台，作为艺术家的伴侣和知音，将他们未竟的艺术事业承继下去。1989年李可染去世，到2015年邹佩珠走完人生的征程，整整26年的时间里，她为实现李可染“东方既白”的遗愿，凭借着一己之力撑起了李可染艺术推广和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重任。
我的母亲是狮子座
◎李小可
刚刚过去的4月4日，是母亲过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母亲离开我们一年了。
我的母亲邹佩珠1920年农历七月初七——七夕节这天出生在杭州一个商人家庭。外婆比外公小近二十四岁，生有四个女儿，母亲排行第二。按照西方星相学母亲是狮子座，为人热情、独立、要强，有点固执和任性。小时候她身体好，坚强又能吃苦，每天清早天不亮就到杭州城隍山上打拳，刮风下雨从不间断。她打的是外家拳中的“大红拳”，这种拳属防身、攻击性的实用拳；她还热爱田径运动，中学时还代表杭州女中参加四百米接力跑，获得冠军。
抗日战争开始，母亲的生活发生了改变，全家逃难路上，先是遭遇长沙大火，所有家当荡然无存。后转到湖南沅陵时候，三十八岁的外婆在洗衣服时染上了破伤风，从发病到过世只有一天。1938年底母亲在昆明考入国立艺专雕塑系学习。此一去，母亲再没有回过家乡，也没有专门看望过外公。
在学校里母亲活跃上进，曾担任过学生会主席，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演话剧、唱京戏、组织活动……是学校里有名的活跃分子。她和姑姑李畹是上下铺的好朋友，所以常常听姑姑讲我父亲的事情，慢慢她也觉得和父亲好像很熟悉。1943年，在重庆时，父亲被聘为国立艺专中国画讲师。一天母亲在校门外大路上写生，恰巧碰到了前来报到的父亲。
1944年初，在林风眠先生、李超士先生和刘开渠先生的主持见证下，父母在重庆金刚坡结婚了。当时借了间农民堆草的房子，因屋内的土地上钻出几根竹子，父亲便起堂号“有君堂”，既有“竹”谐有“珠”之意。这个堂号父亲使用很久，持续到70年代中期。
与父亲结婚后，母亲无法再任性，她结束了自由独立的生活状态，承担起一生未能卸下的责任。这责任有父亲和我们孩子的，更多的是来自父亲的大家庭和他的事业，压力之大，我们难以想象。父亲的前妻1937年因病去世，留下四个孩子，结婚前母亲只知道有一个孩子，1946年了解真实情况的母亲，没有半句怨言，立即把留在徐州的两个哥哥接到北京上学，直到他们毕业工作。那时在老家徐州还有我大伯和两个姑姑三家人需要照顾，再加上我们七个孩子，生活的困难可想而知。母亲为了保证父亲的创作不受影响，除了在美院教书，还到外面的中学兼职，增加收入补贴家用。也是那个时期，母亲负责美院雕塑系的招生工作，她有意多招收一些女生，后来她们成为中国第一代女雕塑家。因雕塑家是需要体力的，除了正常的艺术教学，母亲还制定了专门针对女性的体育锻炼的课程。与此同时，母亲还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之“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组的起草和定稿工作，做了北京体育馆休息厅的大型浮雕《运动员》、北京工人体育场《掷铁饼运动员》、安徽泗洪县烈士陵园的《彭雪枫像》等。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永远在工作。
“文革”开始，母亲怕书里面有对父亲不利的东西，接连几夜不眠不休把家中所有书全部翻了个遍，将所有可能会伤害到父亲的部分销毁。每逢批斗会后，母亲总是抢先跑回家，笑脸迎接父亲，为他洗掉头上的糨糊，让他放松，给他安慰……没有母亲也许就没有后来的父亲李可染。“文革”结束，父亲已年过七十，身体多病。为了帮助父亲完成艺术理想，母亲毅然放弃自己的事业，专心照顾父亲，为父亲裁纸、研墨、补画、修脚、做鞋、照料起居……
母亲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能吃苦、善良、单纯、心胸开阔，一生为别人，不管是家人、朋友或是学生，真心实意，从来不和人计较得失。我的外公双目失明，于1957年过世，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因为外公没有来过我们家，我们没有去看望过他，甚至我也没有母亲提起过他的印象。而我们熟悉的“外爷爷”“外奶奶”却是父亲前妻的父母，我和弟妹都和二位老人感情特别好。父母帮助把在上海生活遇到困难的外爷爷调到北京的中国戏曲学院工作，每逢节假日，二位老人都到家里吃饭、聊天、唱戏，老人的后事也是我妹妹帮助料理。母亲对哥哥、姐姐更是视如己出，父亲在世时，每逢节日前或是哥哥姐姐生活有困难时，母亲都安排给每个人寄钱；父亲过世后，母亲更是不论去哪儿活动都要叫上哥哥姐姐；给他们投资工厂，即使经营不好，母亲也总是鼓励，没有半句批评。2007年哥哥姐姐起诉了母亲，那时母亲已经八十七岁，她在吃惊和难以置信之中，承受了亲情撕裂之苦。让母亲痛苦茫然，可能所发生的事情超出她对人性的认识。在母亲拥挤杂乱的卧室里，有一张老写字台，她过世后我们拉开最下面的两个抽屉，看到整齐干净地码放着一摞摞哥哥姐姐们的合影照片，还有以往他们寄来的信、贺年卡……上面没有一丝灰尘。我禁不住掉下眼泪，母亲一定在过世前不久还亲手整理、翻看过这些承载她多年的心血、情感和曾坚定的人生理念的伤心之物。
母亲晚年希望以父亲的艺术精神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并视为己任。她积极推动成立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带着父亲的作品到台湾、香港、韩国等地展出。母亲热心所有她认为有益的事情，不顾高龄出席各种文化活动，从不推托。每次参加前都会认真准备，看资料、翻画册，在身体各部位贴上膏药和暖包，她总希望以最好的状态出现，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民族艺术兴旺发达奉献力量。母亲晚年克服重重困难，想为父亲建一个永久又像样的美术馆，希望父亲一生的艺术成果得以永久呈现，为后人研究中国画提供一个平台。母亲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实现父亲“东方既白”的愿望。
母亲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她是妻子、是母亲，用她的话说，她是“文艺勤杂工”，母亲放弃专业为父亲的事业奉献了一生，没有怨言。因为母亲始终怀着善念和良知，所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的心充满光明。母亲的过世给我留下了深深的、不能远去的痛。我将秉承父亲的艺术精神，在创作中不断探索，同时也会牢记母亲的理想。
感谢明明为我母亲策划这个展览，感谢洪亮、薛良和北京画院美术馆的所有工作人员为这个展览所付出的辛苦。
（本文作者为李可染邹佩珠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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