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风：我的高考 我的七七

2017年高考开始了。回想我当年参加七七级高考，是由部队推荐参加的；我上大学的机会，也完全是部队给我创造的……

 

人生抉择

 吉大中文七七级整整80名同学中，有8位同学来自部队——可谓“十者有其一”。我也是这8位穿军装同学中的一员。这八位同学大多威猛矫健，唯我最为瘦小。与他们在一起照相，我总是“溜边”而站。那我怎么会成为一名军人的呢？

我的中学时代恰在“文革”期间，我读书的中学是安徽灵璧县“向阳中学”。对于当时的高中毕业生而言，谁都无法逃脱命运的安排：要么，回乡返乡，这是农村学生的宿命；要么上山下乡，这是城镇学生的出路。到了1974年末，即将高中毕业的我也不得不面对残酷命运的无情安排。

记得当时我对于上山下乡，倒是并未视为畏途。几十年后，虽然自己已完全没有印象，但当年的小伙伴、现在已是我的大妹夫却多次言之凿凿、十分肯定地告诉我说，我当年曾同他谈到，如果下乡，将来一定要考大学。这表明，我当时已经做好了上山下乡的思想准备。虽然有些无奈，但又有什么可恐惧的呢？我从出生到小学、中学时代，几乎就是在乡间长大的。那时，我的父亲是皖北灵璧县南向阳公社的党委秘书；母亲是公社小学的公办教师。虽然我们一家都拥有城市户口，属于“吃公粮”的而不同于地道的农村人，但农村公社就位于乡间集镇，与农村保持着非常直接、紧密的联系。我小学、中学的同学，十之八九，都是周边各大队、各生产队的农家子弟。我父亲出生于宿州县城，算是城里人，但从上世纪50年代初一参加工作，便一直在灵璧县南的一些乡镇或公社工作。母亲的娘家，就在县南某公社的农村。总之，我对农村及农民的生活并不陌生，也并无疏离感。也许，那些地道的农村孩子对于我们这些“吃公粮”的会心怀羡慕，未必会视为同类，但我们自己却从没有把自己看作城里人。的确，我们不是城里人而是乡下人。虽然都是“吃公粮”的，但当我们偶尔来到灵璧县城或宿州城，看到那些真正的城里人家的小女生们，个个都气质不凡，小仙女似的。与他们相比，我早已把自己认同为乡下人了。下乡，大不了像他们那样，由“吃公粮”改为“挣工分”，从零起步，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之旅。

可是，人生是否还会有更好的选择？

机会果然来了。大约在距高中毕业还有一个月的时候，我们中学所在的向阳公社开始了征兵工作。这真如“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惹得我们这些同学心痒。无论是城市户口的学生还是农村户口的学生，大家都对参军当兵心驰神往起来。可是，征兵的名额少之又少，有几位能够符合条件成为幸运儿？

按我当时的自然条件，本不应对参军当兵想入非非。因为我当时身体十分瘦弱，体重距参军的90斤最低标准尚差三斤；我当时的实际年龄也只有16岁，怎么可能去参军？让我倍感幸运的是，前来征兵的军官在得知我和我的哥哥是一对双胞胎且都有着强烈的参军意愿后，竟铁定了要把我们兄弟俩一起带到部队，燃起了我心中的希望之火。谁知我慈祥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坚决不同意我去参军。她是一下子要把这俩双胞胎儿子都送到部队，她舍不得；更是担心我的身体太瘦弱吃不了部队那份苦。眼看天上掉下一个馅饼转眼又将化为乌有，我心急如焚，便找母亲理论，向她发出“最后通牒”：

“俺娘，您到底让不让我去参军？！”

“不行！就是不行！你哥比你长得结实，他可以去，你坚决不能去！”

“您不让我去我也得去！您要是不让我去部队，那我就去西藏支边！我的申请书都写好了！我明天就交给学校！”我的眼睛紧紧盯着母亲，放下这句狠话。

母亲一下子呆住了。在她眼中一向温驯听话、从来不敢顶嘴的老二，这是怎么了？看着我那决绝的神态，母亲陷入了深深的沉默。第二天一早，母亲便向我妥协，同意我应征入伍。我高兴得蹦着跳着跑到了学校。接着便是体检。我也不知道为何这么顺利，体检结束后，只见体检表上写着：体重：45公斤；年龄：18周岁；……总之，一切合格，一路绿灯。这样，我便穿上了最小号仍觉得有些肥大的崭新的绿军装走进了军营。

应征入伍，第一次改变了我命运的航向。

 

部队大学

在通过七七级高考、进入吉林大学之前，我在部队呆了三年零两个多月的时间。部队对于我，可以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大学”。

“解放军大学校”，是当时对部队普遍的叫法。这一提法来自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的一封信（即所谓“五七指示”）。意思是说，在部队这所“大学校”里，可以得到全面的学习和锻炼。在“文革”尚未结束的那个年代，中学毕业如果能够进入解放军这所“大学校”，是当时不少即将走出校门的青年所神往的地方。解放军这所“大学校”，的确锻炼人、培养人。对此，我有特别真切的感受。

我参军的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8军202师606团，这是一个有光荣传统和辉煌战史的著名部队。刚入伍时，部队尚在苏北的新沂县。刚过半年，部队换防，来到了白山黑水的东北吉林省。我们团位于长春市与吉林市之间，营房在距西阳火车站几公里外的山沟里。新兵连的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一营机枪连重机枪班。一个班包括班长副班长在内只有六、七个人。一挺苏式重机枪是全班共同的武器。这台重机枪组装起来，其重量大大超过我的体重。行军时，一般依靠专用的军马驮运；必要时，则需要把重机枪分解开来，每人负责一个部分：或者是枪架；或者是枪管；或者是档板；或者是子弹箱……。最重的是枪架，大约四五十斤，行军时，只有班里高大威猛的战士才扛得动。像我这样的身板体格，只能将比较轻的枪管或档板分配给我。但即使这些比较轻的部件，也有十多斤重。长途行军除了自己必备的行李外，再扛上一个枪管或档板，这对于一个实际年龄刚过16、体重不足90的我而言，无疑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我胜任了重机枪班的工作，没有成为班里的负担。

其实，连队里的生活，真正的考验可能还不是那些日常的军训、拉练，而是那时经常要担负的一些随机性的工作。比如，部队刚换防到吉林不久，一次连里让我们从西阳火车站往连队运马草（作为连里喂养驮运重机枪军马的草料）。那马草是用机械压缩捆装成大约80公分宽、40公分厚、差不多有我个子那么高的长方块，其重量恐怕与我的体重也不相上下。这些草料平时都是用军车运送，但这一天不知何故要我们一件件地背回去。在背上背起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走上几公里路，即使对于连里那些高大威猛的战士而言也不是件轻松的活儿。然而，就是我这副小身板，硬是把这样的庞然大物给背了回来。还有一次，是在寒冬腊月零下二、三十度的冰天雪地里完全靠人工打井。那镐头刨在地上冰渣四溅，震得双手虎口发麻；从几米十几米的井下刨起装在竹筐里的土块冰块，要几个战士合力用粗麻绳一筐一筐往上拉。再比如，某年的大年三十，连里让我们到几公里外的山上拉大石块回来。那忽上忽下、蜿蜒曲折、冰雪达几十厘米厚的山路无法使用任何交通工具，我们只好从树上砍下大树杈，用绳子把一两百斤甚至更重的大石块捆在树杈上，借着冰雪山路的光滑，一人一块大石头，忽高忽低翻过几个山头把石头运回来。当时与战友们用这种土办法拉石头，竟觉得挺好玩，没觉得有啥危险。现在回想起来，不禁有些后怕：那么重的石头，那么滑的山路……

经过新兵连的摔打、夏日沂蒙山大沙河一带的长途行军、野营拉练的摸爬滚打、东北吉林冰天雪地的严峻考验……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我也从一名并不怎么符合标准的“小兵蛋子”成长为一名比较合格的士兵，不只意志得到了锤炼，自信心得到提高，我的身高、体重也在悄悄增长……

在紧张的军训及部队日常工作之余，我没有放松自己的文化学习，而是积极参加班、排、连与文化相关的各种活动，如政治学习、板报墙报、业余通讯报道，并且尽可能地坚持写日记和读书笔记，等等。大约到了第二年年底，我突然接到团政治处通知，要我到师里参加通讯报道学习班。学习结束后，便时不时让我参加团里的通讯报道组，跟着团政治处负责通讯报道的丁亚东干事做通讯报道工作。在参加学习班及通讯报道组期间，我有了更多的时间用来阅读和写作；在跟随团政治处丁干事等人下机关和连队采访、练习写稿、修改稿件、向报社和电台投稿的大量练习与实践中，我开始明白了什么样的文章才能算是好文章；逐渐悟出了应该怎样写记叙文和议论文以及其他类型的文章。慢慢地，我参加采访和初稿写作、经过丁干事等人反复修改的稿件开始在沈阳军区的报纸《前进报》上刊登；甚至还有一篇上了《解放军报》。后来，在《前进报》上也刊出了由我独自署名的文章。

部队这所“大学校”给予我的锻炼与培养，让我受益终生。

 

七七高考

1977年，因“文革”整整中断了十年的全国统一高考终于得到恢复。恢复高考对于当代以至未来中国的意义，恐怕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此次高考，不仅对上山下乡的知青、工厂的青年工人、应届高中毕业生敞开胸怀，也让部队推荐现役军人参加。我们606团便获得了三个珍贵的推荐名额。一位是团司令部保密员章建平（正排级）；一位是二营部书记李宏成 （正排级），另一位就是我。如此难得、稀有的机会，怎么会降到我的头上？这是我至今未能解开的一个谜。据我猜测，或许是我在业余通讯报道工作上的表现给团政治处的首长留下了较深印象？或者是团里为了培养后备通讯报道人才的需要而给我提供深造的机会？

接到部队推荐我参加高考的通知是1977年11月10号。为了让我们能够在“文革”后的首次全国高考中取得好成绩，我们202师还将全师各单位所有推荐参加高考的十多位同志集中到师部招待所，让我们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排除一切干扰，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复习备考。据一起参加高考的章建平回忆，当时师里还专门安排文化干事龚孝敬同志担任我们的教员，辅导我们复习功课（应主要是政治、史地与语文吧，具体科目早已忘记）。我们这些以往相识或不曾相识的战友们聚集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学习，相互交流复习资料，互相切磋复习心得，彼此祝福对方发挥出最好水平、考上理想的大学……从这一天开始，到这个月的28号走进考场，整整一十八天。这18天，有多么难能可贵？这18天，对于我们这些离开学校、离开课本至少已有三年的士兵，意味着什么？

很快，高考的时间到了。考哪个大学？考什么专业？这都不是由我们自己考虑的事情，而是由部队安排的。部队让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吉林大学语言文学专业。至于当时是否还填了其他志愿，早已经记不起来了。我们当时的任务，就是努力把试考好。

高考那天，我起了个大早，换上崭新的军装，与同去考试的几位战友一起，乘坐公交车，怀着自信也怀着忐忑，走进了位于吉林市昌邑区一中的某考场……

考试结束了。考得怎么样？我们团同去的另两位同志会不会比我考得更好？自己一时真的难以判断。能否被录取？如果三人或两人同时被录取，部队是否会让我去上大学？这似乎也都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而是要听从组织的安排。不暇多想，我即刻回到自已的连队，继续着虽严寒却火热的部队生活。一段时间内，我似乎忘记了曾经参加高考。

到了1978年的2月下旬，我已对录取上大学不报任何幻想。因为，在我的想象中，地方大学应该在3月1号前后开学，这2月都快过完了，竟还没有丝毫的讯息。其间，营党委于1977年12月27号批准了我的入党申请。自此开始，我成了一名中共预备党员。我把“大学梦”暂且放在一边，在连队继续努力着，争取尽早提干。然而，就是在这2月的最后一天即28号的上午，营教导员熊开富同志通知我：“你上大学已被录取，是吉林大学中文系！”听到这一突如其来的喜讯，我真的无法形容当时自己的心情，更不知道在对方的眼中我的表情究竟如何？是哭，还是笑？但有一个声音从我的心底清晰地涌出，那就是：再一次改变自己命运航向的时刻，到了！

半个月后，我穿着军装，背着军被，挎着部队的绿色挎包和军用水壶，来到吉大报到，成为吉大中文七七级80名同学中的一分子。让我惊讶不已的是，与我同样穿着军装、来自部队的现役军人，在我们这个80人的大团体里，竟有8位之众，整整十分之一。这八位同学是：黄国柱，丁临一，李奇福，王晋闻，张黎，曾宪斌，李禄明和我。记得四年的大学生活，我们这些部队学员颇有一些特殊待遇：一直继续享受着部队每月发给的干部或战士津贴及全部被服待遇，有时还让我们报销一定数额的购买图书的发票。由于有这样的经费支持，大学四年里，我购买了相当数量的中外文学经典名著。

我想，七七级中像我这样来自部队的同学，我们一个班便有8位，那么，整个吉大呢？全国呢？我没有做过确切的统计，也不知道是否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为数并不很少的特殊群体。它构成了七七级斑驳陆离复杂光谱中一种独异的色彩。

回首自己的高考之旅，我对于部队给予我的培养与帮助充满了感恩之情。试想一下，如果我当年没有应征入伍而是上山下乡或是如自己所声言的那样去了西藏，结果会如何？如果在部队没有机会参加通讯报道的学习与实践，自己在高中阶段那点乏善可陈的语文底子能否有效应对高考？如果没有部队给予的那“18天”复习时间及教员辅导，仓皇上阵的我们会否无功而返、铩羽而归？

 

新“哥俩好”

前面说过，我与哥哥是双胞胎，一同应征入伍。“文革”前，有一部部队题材的影片《哥俩好》风靡全国。电影由严寄洲执导，由张良、王心刚、张勇手等担任主角，写的是一对双胞胎陈大虎与陈二虎的故事。由于大虎二虎长得一模一样（均为张良扮演），又被分在了同一个连队，于是，发生了一系列指鹿为马、张冠李戴的误会……。总之，是一部幽默风趣的轻喜剧。据说，自那以后，到地方征兵的干部，往往都喜欢招双胞胎。我之所以有幸被“破格”应征入伍，或许就是由于征兵的干部也有此“哥俩好”情结？

与大虎二虎不同的是，一到新兵连，我和哥哥便被分在了不同的连队。新兵连的训练结束后，我们更是分在了两个营，我在一营，哥哥在二营，很少能够在一起，没有给大家“张冠李戴”的机会。再说，我们俩虽是双胞胎，并且也有可能是“同卵双胞胎”，在别人的眼里，或许是长得比较像的一对，以至于在父亲所在的向阳公社不太大的机关里，有几位叔叔阿姨，还是时常把我们弄混。然而，我自己觉得与哥哥相差还是挺大的。哥哥个头比我高出几公分，身板也比我壮得多，你们怎么就是分不清呢？！总之，在部队里，将我们俩弄混的机会可说是微乎其微。我们的“哥俩好”，是完全不同的版本。

不用说，哥哥与我同一天出生。他比我早来到这个世界，可能也就一两个时辰吧。我们出生后，父母给我们俩起了小名：大毛、二毛。因为出生于大跃进的1958年，我们俩分别还有一对小名，叫跃进、卫星，但这一对小名一直没有叫得起来，不久便被遗忘。快上小学时，父亲给我们起了一对据说颇有些来历的学名：李艳鸣、李艳庭，但还没来得及正式启用，“文革”便爆发了。早在59年“反右倾”时便受到不小冲击的父亲，“文革”不久又被打成“保皇派”、“走资派”，受到群众的揪斗。为避免更大的麻烦，父母赶紧“破四旧”，给我们改名字：老大叫李红卫，我叫李新风。

我们哥俩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一直在一个班上学。小哥俩还算机灵，学习虽未必多么刻苦，但成绩在班里总能名列前茅。到了高中阶段，我们俩的差异开始变得明显：哥哥的总体成绩比我更好，其语文成绩尤为突出，每次语文考试总在第一、二名。所写作文，常被老师作为范文推荐给同学。我的成绩则偏于数理化，尤其是物理、化学，考试100分、99分是家常便饭。唯独语文，不知为什么，我学起来，就不像数理化那样得心应手，考试时能得85到90分，已经心满意足了。假如那时允许我们高考，我估计哥哥一定会报考文科；而我则一定会选择理工科，断不会选择文科，更不会选中文专业。

参军以后，我和哥哥留下的人生轨迹颇有不同。我常说自己经常能得到命运的惠顾，而哥哥的军旅生涯在头几年却比较坎坷。新兵连训练结束后，他被分到二营四连。5月的一天，哥哥参加在马陵山举行的打坦克训练时，将炸药包挂到坦克上，在回身跳进战壕时摔伤，左腿重度骨折。当我周末请假去医院看望他时，看到他躺在床上无法动弹，我难过得流下眼泪，哥哥却若无其事地安慰起我来，好像受伤的不是他而是我。

伤筋动骨一百天，他在师医院住院治疗刚刚80天，7月随师医院调防到吉林市，不久，腿伤尚未痊愈即回到连队，一边养伤一边做些力所能及的勤务劳动及训练。腿伤恢复以后，他在军事训练、日常生活及文化学习上所付出的努力，一定远远超过了我。但在入伍后的前三年里，他却一直没有得到领导的重视，因而也不可能被推荐参加高考。这些年，我常想，假如我在部队所获得的那些机会给了哥哥；假如被推荐参加高考的是他；假如进入吉大中文七七级学习的是他，那么，他一定会做得比我更为出色，他的人生道路一定会更加精彩。

不过，一向争强好胜的哥哥并没有向命运屈服。他一直在连队脚踏实地地拼搏着，努力着，顽强地证明着自己。在前三年的时间里，他靠自己的艰苦努力，三次荣获嘉奖。终于，在我离开部队上大学后不久，他的才华与努力得到了部队领导的认可与发现，于1978年10月被提干，第二年，便相继被调到团机关和师机关工作。后来，随着部队大裁军68军整建制被裁及部队重组重建，哥哥先后到赤峰守备区和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工作，多年下来，五次荣立三等功，并于1999年晋升为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基础部副师职政委。

我虽然一直未正式修改自己的名字，身份证上仍沿用“新风”一名，但大学毕业后给自己起了个笔名“李心峰”，之后出版的几乎所有著作、译著及发表的文章，使用的几乎都是这一笔名。而哥哥也于1987年为消除“文革”痕迹，干脆将自己的名字正式改为“李弘为”。中学时语文成绩并不怎么理想的我阴差阳错竟上了中文系文学专业，而酷爱文学的哥哥却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不过，他并未因此放弃自己的“文学梦”。他于1980年参加《山西青年》办的中文专业刊授大学的学习，系统地自学了中文专业的知识，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他还在工作之余，热心从事文学创作，写作散文、随笔、记实文学，有多篇长篇记实文学作品被收入集子正式出版；此外还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山与海》等。

从参军到现在的42年里，无论我和哥哥走到那里，工作有多少转换，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彼此关心、相互勉励、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我大学毕业时觉得不再适合回部队工作，便下决心报考研究生，到位于桂林的广西师范大学（当时叫广西师范学院），跟随“左联”时期老作家、著名文艺理论家林焕平教授攻读文艺学方向硕士研究生。研究生毕业时，出于专业发展的考虑，更加不想再回到部队从事宣传或通讯报道工作，是哥哥在部队帮助我办理了退伍的手续，使我得以顺利分配到北京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从事我所喜爱的专业艺术理论研究工作。多少年来，哥哥对我的鼓励和帮助，可谓大矣。

最近，在一次与哥哥的交谈中，哥哥给我爆了一剂猛料：在我去上大学后，他到团政治处工作，与当年同我一起参加高考的章建平成了同事和无话不谈的好友。章告诉他，当年68军参加七七级高考的共有58人，前三名全部为我们606团获得。其中，章第一名；李宏成第二名，我名列第三。三人分数差别不是太大，都超过了录取的标准。但军里只给了我们团一个去上大学的名额。团政治处领导考虑到章建平和李宏成两位同志都已经提了干，就分别做他们二人的思想工作，叫他俩发扬一下风格，让当时还是战士身份的我去上吉林大学。他们二人均二话没说，便痛快地答应下来。听了这些，我心中真是充满了无限的感动。团政治处领导的关怀和这两位战友的高尚风格，不也像亲兄弟般温暖如春吗？

2017年，是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4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我谨以此文，献给我的高考我的七七，更想将隐藏于心底整整40年的感恩之情，献给我曾经的“大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90周年生日，献给那些给予我无私无量无价的关怀与帮助的亲爱的兄弟与战友们。在这里，我要向章建平、李宏成、丁亚东这些战友+兄弟尤其是我的双胞胎兄弟+战友李弘为握手致意，更要向606团政治处老首长李本富主任、聂立珂副主任敬一个久违的军礼！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敬一个庄重标准的军礼！

 

作者简介

李新风，笔名李心峰，著名艺术理论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学者。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研究员。艺术学理论学科博士生、硕士生导师：文艺学学科硕士生导师。1958年5月出生于安徽灵璧。1974年末于灵璧向阳中学高中毕业，应征入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8军202师606团。1977年被部队推荐参加“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届高考，即“七七级”高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学习。本科毕业时，考入广西师范学院（后改为“广西师范大学”），师从“左联”老作家、著名文艺理论家林焕平教授攻读文艺学研究生，获硕士学位。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国家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专职从事文化、艺术科学研究工作。1995年破格评为研究员。2007年，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基础理论研究室副主任、主任，该所副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常务副馆长、馆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咨询委员会委员。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国务院第七届学术委员会艺术学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学位）委员会副主任。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华艺术通史·夏商周卷》、重点课题《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史》、特别委托课题《弘扬春节文化研究》、《艺术学“十二五”调研报告》、一般课题《日本近现代美学研究》、青年课题《艺术类型学》等；出版专著《元艺术学》《现代艺术学导论》等，译著《鲁迅》（[日]竹内好著），论文集《开放的艺术》《艺术学论集》，出版合著著作《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国传统节日》《文学概论新编》《现代美学原理》《美学概论》《战后日本哲学概论》《日本十大美学家》等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评论、译文200余篇。有多篇学术成果被译为德文和日文，分别在德国和日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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