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柳荫街的恭亲王府，气势恢弘，赫赫有名。如今，这里早已是北京著名的旅游景点，迎接着来自海内外的游客。而早在40多年前的1974年，自“文学艺术研究机构”成立之初，中国美术研究所也从原先的中央美术学院搬迁至了恭王府。

 

1975年，38岁的陶咏白成为了美术研究所美术资料室的一名资料员，也正是在这座深宅大院里，她开始了对美术研究最初的探索。

 

一、《中国油画》  填补空白

 

陶咏白曾在《我的批评之路》一文中，这样描述她在资料室工作时的情景：

 

“美术资料库在恭王府老屋群旁的一座二层小楼的底层，像个大礼堂，从各处收拢来的图书资料堆积如山。室内光线暗淡，但因怕引起火灾，就没装电灯，我只能在透过积满灰尘的窗户的微弱光线下工作，找书还得打手电。”

 

资料员的工作是极其枯燥乏味的，无非就是清扫和整理书籍。但就是在这样简单而繁复的工作中，陶咏白找到了乐趣。

 

 

在这些积满尘土的故纸堆里，陶咏白发现了《良友》、《时代》、《美术》、《艺风》、《亚波罗》等一大批书刊杂志。这些泛黄的旧期刊为她揭开了美术界尘封的历史，也使她看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艺术发展的状况。由此，她产生了思考。

 

出于对油画的喜爱，陶咏白关注到当时的中国竟然还没有一本系统的油画史方面的书籍。这让她百思不得其解，好奇心的驱使，使她暗下决心，一定要理清中国油画发展的来龙去脉。

 

陶咏白一边做着日常工作，又有心地收集资料，一边利用出差的机会，到各地寻访老画家。在陶咏白家的书柜中，珍藏着厚厚一摞笔记本，在编号为“1”的采访本上，赫然写着“刘海粟”的名字。

 

 

从刘海粟着手，陶咏白先后到上海、杭州、广州、重庆等地访问了数十位中国早期西画运动的亲历者，并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

 

个性中的果敢泼辣，让陶咏白凭借一腔孤勇，闯了下去。正是通过对这些老画家的采访，中国油画发展的脉络在她的脑中渐渐清晰了起来。

 

 

直到今天，她仍然记得1979年到上海采访画家吴大羽时的情形。“大羽先生在楼上的窗口向我窥视,我忐忑不安地回答着他的盘问,竟意外地让我上了楼,在一间亭子间房内接见了我。”

 

吴大羽是中国杰出的现代主义艺术大师，也被称为中国抽象绘画的奠基人。但他一生从未出过画册，也未举办过个人画展，他与林风眠一样沉寂了半个多世纪，一度被人遗忘。正是陶咏白的这次采访，让世人再次发现了吴大羽艺术的光辉。

 

此时，陶咏白曾经的美院附中学生，时任《江苏画刊》编辑的李建国正在筹划《中国油画》大型画册的出版，他认为老师陶咏白正是主编的最佳人选，这也与陶咏白内心的想法不谋而合。有了出版社的支持，此后，陶咏白对中国油画的探究也更加地深入。

 

当时，她所拜访的这些老画家们都已年逾古稀，有些人甚至在病榻上接受了她的采访。她后来在回忆中写道：“他们用颤抖的双手给我捧出了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画作和史料，似乎同时也把甄别这段历史的重任托付给了我。不记录这些史迹，我将永远有一种负疚感。”

 

 

1987年，历经10年艰辛，由陶咏白编著的大型画册《中国油画1700-1985》终于完稿，并于1988年由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

 

这部集史料、研究、欣赏于一体的油画集的出版，很快引起了中国油画界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时任中国油画艺术委员会主任的詹建俊曾评价说：“这本大画册有大国气魄，做了件大好事。”著名油画家闻立鹏随之撰文：“这本画册的出版，据我所知在中国油画史上还是空前的，它搜集作品广泛有代表性，具有很好的史料与艺术欣赏价值。”画家吴冠中也盛赞画册的出版：“填补了中国油画史的空白，这是一件具有时代意义的工作。为世界了解中国油画，促进国际文化艺术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油画》随后在台湾、香港大卖，当时不少港台的画廊甚至以这本画册作为“联络图”，来到大陆“寻宝”。

 

此后，《中国油画》还推出英译版在海外发行。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的英国著名学者苏立文在看到画册时大为欣喜，并致函赞誉：“这是本有用而重要的书，是同类中首要的一本。”当时，留学德国海德堡大学的朱清生在国外看到这本画集以后，特意介绍研究中国现当代史的学者前来中国寻访陶咏白。

 

 

《中国油画1700—1985》在出版之后的4年内，连获7项大奖。由陶咏白亲笔撰写的3万字前言《中国油画二百八十年》也被史学家认为是“中国油画发展的一部简史”。随后，陶咏白受中国教育电视台的邀请，开设了22课时的《中国油画发展史》讲座。

 

  

二、美术评论  崭露头角

 

此时的陶咏白，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籍籍无名的资料员，她已经成功跻身于中国资深美术理论家的行列。而早在此前，她也已经在美术批评界崭露头角。她关注的第一位画家，就是同为江苏老乡的吴冠中。

 

1975年，初到美研所资料室工作的陶咏白时常得到一位年长的老资料员 “朱老太”的关照，后来她才知道，这位和善的“朱老太”正是吴冠中的爱人朱碧琴。

 

 

陶咏白后来曾撰文回忆：“朱老太家就住在研究所旁什刹海岸边的一个大杂院里，我有时一抬腿就过去玩了。在当时，家里有个大立柜，是很‘时尚’的稀罕物，而他们家的大立柜，不放衣物，却放的是画！”正是在吴冠中家里，陶咏白听吴冠中聊绘画，聊他的艺术主张。不知不觉中，她对这位“敢于直言”的画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78年，吴冠中举办首次个人画展，当时的人们对他追求形式感的艺术还颇有微词。陶咏白随即于1979年写下了她的第一篇评论文章《吴冠中绘画的特色》，全面评述并肯定了吴冠中在东西艺术融合探索上的成果。

 

当时有好心人规劝陶咏白，不要冒险去评论当代还没有定论的艺术家，一旦被批，很容易惹上麻烦。但是同样敢说敢当的陶咏白不但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并且开始追踪吴冠中的艺术行迹，成为了吴冠中艺术有力的发声者。

 

此后多年，陶咏白与吴冠中夫妇结下了深厚的情谊。2010年初，陶咏白还为吴冠中编辑出版了他在世时的最后一本散文集，并以吴冠中最受人争议的绘画理念“笔墨等于零”为文集命名。她评价吴冠中为“美术界最具有自由思想、最具有社会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品格的第一人”。吴冠中的这种批判精神，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陶咏白的学术思想。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刚刚摆脱文革的阴影，一批年轻的艺术家越发渴求自由精神的表达，以及艺术形式的突破。随之，无名画会、星星画会等相继出现。1979年7月，无名画会在北海首次公开展览。同年9月，“星星美展”轰动一时。这些明显带有自我意识与批判精神的艺术表达，宣告了中国“前卫艺术”的发端。而对新艺术始终抱有独特敏感的陶咏白，也率先关注到了他们。

 

 

尽管早在1979年，陶咏白就曾为吴冠中写下了她入行以来的第一篇评论文章，但这篇文章直到1981年才被发表。在此之前的1980年，当关注当代人艺术的《画家的探索》一文被刊登在《美术研究》上时，陶咏白的名字才第一次出现了在了美术期刊上。

 

《画家的探索》并没有遵循一般美术批评从理论入手来进行艺术分析的方式，而是采用与画家访谈的形式，发表随感式的评论。陶咏白独特感性的语言风格，有着清新扑面的气息。

 

 

在此后的5年间，陶咏白一度成为了《北京日报》和上海《文汇月刊》的专栏作者。她的文风也在不断地磨砺中日趋成熟。

 

在此期间，陶咏白也成了艺术研讨会上的常客，她感性而不乏犀利的言辞，也总会令人耳目一新。

 

三、不能忘却  “美术运动”

 

1985年，注定会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不能被忘却的一年。

 

这一年的4月，在安徽黄山脚下的泾县举办了一次盛况空前的“油画会议研讨会”，讨论会集中了当时油画界几乎所有重要的画家。后来，“黄山会议”也被油画家们称作“泾川起义”，“油画艺术的春天”。

 

 

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一重大会议最初的倡议，竟然是在一列开往北方的列车上进行的，而陶咏白正是最早的策划者之一。

 

此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中国美协安徽分会、中央美术学院等联合主办了黄山会议，陶咏白作为筹备委员会成员参加了这次盛会。从此，中国美术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思想的解放必将带动艺术的创新。随之而来的，是新一代艺术家们带着他们新的艺术形式，以风卷残云之势占据当时的艺术舞台。1985年5月，“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展”，以一种探索的形式揭开了“85美术新潮”的序幕。这在全国各地青年美术团体中轰轰烈烈开展的艺术创新运动，也被称为“85美术运动”。

 

随着这场“美术运动”的到来，不管是艺术家，还是关注当代艺术的理论家们，或多或少都会被裹挟其中。

 

 

1985年7月5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美术报》创刊，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份美术专业报纸。在这份《中国美术报》主创人员的名单上，我们不仅看到了陶咏白的名字，还有她的女儿江黎以及女婿史习习。

 

《中国美术报》及时传播艺术思潮，倡导艺术争鸣，在美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尽管它最终只创办了不到4年的时间，但却很好地推动了新时期美术的发展，成为了“85美术运动”重要的策源地与大本营。

 

 

 

四、女性艺术  走出边缘

 

带着这样的学术底色，陶咏白又回到了艺术史的研究中来。

 

1988年，《中国油画1700-1985》的出版早已使她名声大噪，但她却又一次义无反顾地扎进了女性绘画史的研究，这将是又一次追寻与求索的漫漫苦旅。此后，对女性艺术的研究也将成为她一生的事业。

 

在此前收集油画史料的过程中，陶咏白发现中国近现代其实还涌现出了潘玉良、关紫兰、梁白波、丘堤、蔡威廉等一大批杰出的女画家，她们的艺术作品有着自己独特的风貌，有些人的艺术成就甚至与当时的男画家不相上下，但令人惋惜的是，绝大多数女画家并不为人所知。同为女性的惺惺相惜，让陶咏白再也坐不住了。

 

“我本能地生出一种使命感，决心要写一部中国女性绘画史，让女性艺术浮出历史的地表。”

 

 

这张拍摄于上世纪30年代的老照片，是“中国女子书画会”的一张集体合影。当陶咏白第一次从资料室泛黄的旧期刊上看到这张老照片时，她兴奋不已。但是照片中的女子是谁？却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仅从画报上的一张照片，想要查找“中国女子书画会”的下落，这无异于大海捞针。但功夫不负有心人，上海文史馆的一位馆员给陶咏白提供了顾飞的电话号码。正是这个关键的线索，让一切变得明朗了起来。

 

 

顾飞，国画大师黄宾虹的女弟子，也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女子书画会”的发起人之一。通过顾飞，陶咏白还见到了照片中的另外两位女画家，擅长花鸟画的吴青霞，与以山水画见长的樊诵芬。通过这几位耄耋老人的口述，陶咏白总算得知了照片背后的种种故事，也真正了解到这个中国美术史上最早出现的女子美术社团，成员几乎都来自于上海滩名重一时的大家闺秀，它的名单中不乏何香凝、李秋君、陆小曼等民国名媛。

 

通过实地走访，陶咏白采撷了一个又一个生动鲜活的史料。她再一次走南闯北，到各地的资料室、图书馆、文史馆去一一查找，将这些零星散落的女性绘画史料进行了重新梳理。

 

女性绘画史的研究，从准备到完成经历了又一个10年。2000年，陶咏白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李湜合著的《失落的历史——中国女性绘画史》一书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再一次填补了美术史研究的一项空白。

 

 

经过了两个10年的艺术史理论的积淀，陶咏白终于可以站在一个史学家的高度，游刃有余地进行她的艺术批评了。

 

2016年，陶咏白又出版了她的新书《走出边缘——中国“女性艺术”的漫漫苦旅》，收录了她30多年来的女性艺术研究成果。透过她饱含深情的文字，感受到的是这位女性学者的包容与担当，她的评论也因此被称为“人性主义的女性批评”。

 

 

对待艺术，陶咏白是犀利而直言不讳的，但对待艺术家，她却是温暖而充满母性的。

 

或许是出于女性特有的感性与细腻，陶咏白的艺术批评总带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她不仅是在与作品对话，更是透过作品，与艺术家建立心与心的交流。甚至有不少艺术家都是通过与她的交流，实现着对艺术的坚守。

 

 

早在30年多前，陶咏白偶然间看到了青年画家杨佴旻的水墨画图片，就被他不同凡响的水墨作品所打动。当时的杨佴旻已经旅居日本，陶咏白不但为这位素未谋面的画家写下了评价极高的评论文章，还力邀他回国举办画展。此后，由陶咏白策划的杨佴旻水墨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成功举办，使得杨佴旻独树一帜的新水墨得到了中国美术评论界的关注。如今，杨佴旻早已成为蜚声中外的多栖型艺术家，而他也从未忘却先生对他的知遇之恩。

 

 

同样因一篇评论而改变命运的，还有从温州小城走出的艺术家林剑锋。原本，他只是一位小有成就的温州商人，因从小喜欢画画，他在工作之余参加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油画高研班。也正是在这个进修班上，他遇到了改变他人生命运的贵人。

 

1998年1月，陶咏白从中国艺术研究院正式退休。然而，她的艺术研究工作却从未停止。此后，她仍坚守在女性艺术研究这块被艺术史家“边缘化”的领域，身边的同行者来了走，走了来，她却始终没有离开。

 

 

2018年9月21日，第四届“萧淑芳艺术奖”在中国美术馆进行颁奖仪式，陶咏白因其长期以来对女性艺术批评和理论作出的重大贡献，被授予“萧淑芳艺术奖”的“特别奖”。

 

陶咏白坚信，女性艺术终有一天会“走出边缘”，而她仍在路上。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外国美术研究室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美术系教授 王端廷：陶咏白老师非常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学者对新的艺术现象，始终保持着一种敏感和一种开放的心态，我觉得这也是她之所以能成为杰出的当代艺术批评家的一个条件。

 

美术评论家、策展人 孙欣：自古良药苦口，我们说漂亮的废话很容易，但是要真正的点到问题的关隘，所谓的一剑封喉，这样对艺术家是有帮助的，陶老师就是带着这样的一颗真诚之心从事评论这个行业。

 

西安美术学院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女性艺术研究专家 佟玉洁：陶老师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女性批评家，她在中国现当代艺术史中是绕不开的丰碑。因为她不仅仅是女性艺术批评的一个建树者和一个推动者，同时她也是中国现当代艺术女性艺术史的书写者和价值体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