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湜：《孝穆皇后朝服像》与寿皇殿御容像（上） 2017-01-21

孝穆成皇后生于1781年，是道光皇帝（清宣宗）的嫡皇后。《清史稿》载：“宣宗孝穆成皇后，钮祜禄氏，户部尚书、一等子布颜达赉女。宣宗为皇子，嘉庆元年，仁宗册后为嫡福晋。十三年（1808）正月戊午，薨。宣宗即位，追册谥曰孝穆皇后。”其谥号全称为“孝穆温厚庄肃端诚恪惠宽钦孚天裕圣成皇后”。

孝穆成皇后的画像现存两幅，分藏于故宫博物院与美国迪美博物馆。故宫藏本名《孝穆皇后朝服像》，包首上墨题 “孝穆”。画心是绢本设色，纵245.5厘米，横112.5厘米。

             

迪美博物馆藏本名《孝穆成皇后朝服像》，包首上粘有绢质签条，其上墨题：“孝穆成皇后，左”。画心是绢本设色，纵239厘米，横114.7厘米。

故宫藏本在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账目上编号是“故6576”，“故”表明它是清宫旧藏的文物。每个“故”字号都会对应一个参考号，参考号是1924年宣统皇帝退位后，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的点查小组自民国十五年(1926)至民国十八年(1929)，对清皇室所存物品点查时贯的登记号，为避免藏地之间的混乱，每登记一处殿堂、斋室均从千字文中选一字为编号，代表文物所在处所,如乾清宫对应的是“天”字号，南书房对应的是“元”字号，弘德殿对应的是“月”字号，而“咸”字号对应的是寿皇殿。事后，点查小组将登记物品制成账册，编成《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简称《报告》）。《报告》共分6编（28册），其中第1至第5编登录的是紫城内各的藏物，第6编（2册）登录的是紫禁城外各处的藏品。此图的参考号是“咸二27”，见于《报告》中第6编的第一册之“寿皇殿”，记“孝穆皇后圣容一轴”，由此而知，这件藏品原存于寿皇殿。

寿皇殿位于紫禁城正北的景山（煤山）之北，是清王朝祭祖的地方。清朝的祭祀主要包括祭祖与祭神两大系列活动。皇家祭祖的重要场所有京城的太庙、奉先殿、寿皇殿、恩佑寺、安佑宫和承德的永佑寺、绥成殿以及沈阳故宫的凤凰楼诸地。其中寿皇殿，与上述各处不同。嘉庆朝《大清会典》记：“建寿皇殿，以供圣容”，明确了寿皇殿的建筑功用，即悬挂自清太祖以来所有皇帝和皇后画像（神御）。寿皇殿的祭祖制度肇始于雍正元年（1723）供奉圣祖康熙皇帝的神御，完善于乾隆十五年（1750），其祭祀仪式有着严格的规制，供祭拜的帝后像摆放也有着严格的约定。在寿皇殿内的后部，以同堂异室的方式分有隔间，每帝一间，除常年悬挂自康熙皇帝起始的历代皇帝肖像外，还供奉着他们生前的部分服饰、珍玩、玺印等物品。各朝皇后的御容像，只有在每年的除夕，寿皇殿内临时增设大型插座屏风时，才与其所相对应的皇帝像一同挂于屏风上，以供当朝皇帝行礼，追展孝思。至第二年的正月初二，皇后们的画像便会被撤离，封存于寿皇殿内的西大柜中，以待除夕再展。

寿皇殿中皇帝与皇后合祭时，一朝最多只能挂三幅像，即一帝带二后像。皇后中有资格与皇帝并列同被祭祀的，只有嫡皇后和生育嗣位皇帝的皇后。帝后之间的悬挂序列依照尊卑之分，有着严格的规定，即皇帝的画像要居最重要的中间位置，皇后的画像按照“左昭右穆”的原则，地位尊贵的嫡皇后像要挂在皇帝像的左侧，生育嗣位皇帝的皇后像则居于皇帝像的右侧。在寿皇殿，具有与皇帝合祭资格的皇后分别是圣祖仁皇帝康熙的嫡皇后孝诚仁，生育雍正皇帝的孝恭仁；高宗纯皇帝乾隆的嫡皇后孝贤纯，生育嘉庆皇帝的孝仪纯；宣宗成皇帝道光的嫡皇后孝穆成，生育咸丰皇帝的孝全成等，对此，光绪朝《大清会典图》有着详细的排序记载：“圣祖仁皇帝圣容居中，孝诚仁皇后圣容居左、孝恭仁皇后圣容居右。西次座恭悬”、“高宗纯皇帝圣容居中，孝宪（贤）纯皇后圣容居左、孝仪纯皇后圣容居右。西又次座恭悬”、“宣宗成皇帝圣容居中，孝穆成皇后圣容居左、孝全成皇后圣容居右。西侧一座东向，恭悬”等。以上情况在光绪朝《大清会典图》中又被绘成图，以更形象的方式展现帝后之间的陈列样式。

同治二年（1863），清内府对寿皇殿内存贮的帝后嫔妃画像进行了核查，编撰了《寿皇殿尊藏圣容黄册》（以下简称《黄册》），该册登记了每位帝后画像的名目、件数、装裱样式以及在殿内的收贮地等。从中可知寿皇殿用于存放御容像的地方有东小殿、东大柜和西大柜三处，东小殿除存放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太宗文皇帝皇太极、世祖章皇帝顺治三帝及其皇后的画像外，还存放咸丰年间由宁寿宫景祺阁请出的乾隆皇帝大批行乐图。东大柜则存放康熙、嘉庆等皇帝、后妃们的行乐图以及油画、挂屏肖像等。西大柜最为重要，除存放咸丰、同治年间转存来的与雍正、道光皇帝相关的画像外，主要存放自努尔哈赤始，所有用于悬挂祭祀的皇帝、皇后画像，见《黄册》对西大柜藏皇后们御容像的登记：“孝诚仁皇后御容一轴（朝服冠，恭悬，西大柜尊藏）”、“孝恭仁皇后御容一軸（朝冠服，恭悬，西大柜尊藏）”、“孝庄文皇后御容一轴（朝冠服，恭悬。西大柜尊藏）”、“孝康章皇后御容一轴（朝服冠，恭悬。西大柜尊藏）”、“孝惠章皇后御容一轴（朝服冠，恭悬，西大柜尊藏）”、“孝仪纯皇后御容一軸（朝冠服，恭悬，西大尊藏）”、“孝和睿皇后御容一軸（朝冠服，恭悬，西大柜尊藏）”、“孝淑睿皇后御容一軸（朝冠服，恭悬，西大柜尊藏）”等。

因为西大柜中皇后们的画像不按朝代分藏，也不将嫡皇后与生育嗣位皇帝的皇后画像分藏，加之，皇后像在与皇帝合祭悬挂时又有左右位置之差，所以，为了避免出现违规礼仪的失误，每幅藏在西大柜用来祭拜悬挂的皇后像，都要在包首处标示出其尊号以及相对于皇帝画像的“左”“右”位置。如现藏故宫的《孝诚仁皇后朝服像》包首粘黄绢，上书满汉墨题：“孝诚恭肃正惠安和淑懿恪敏俪天襄圣仁皇后，左”。《孝恭仁皇后朝服像》包首粘黄绢，上书满汉墨题：“孝恭宣惠温肃定裕慈纯赞天承圣仁皇后，右”。《孝仪纯皇后朝服像》，包首处题签：“孝仪纯皇后，右”。《孝淑睿皇后朝服像》，包首处题签：“孝淑睿皇后，左”等。迪美藏本的包首处题签“孝穆成皇后，左”，由此可知它在当时是悬挂于道光皇帝画像之左的。《黄册》登录寿皇殿仅藏孝穆成皇后画像一件，即 “孝穆成皇后御容一轴（朝冠服，恭悬，西大柜尊藏）”，由于西大柜藏所有用于祭祀的皇后画像，同时，其名为“孝穆成皇后御容”，此二点也与迪美藏本相一致，因此，迪美《孝穆成皇后朝服像》即是《黄册》所记的那一幅。故宫藏本不见于《黄册》，说明其入贮寿皇殿的时间，应该在同治二年《黄册》编撰完成之后；同样，故宫藏本被编入了《报告》，则说明其入贮时间又在1926年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故宫物品之前。

按照礼制，帝后嫔妃的画像都要归集在寿皇殿，以便后世祭拜供奉。乾隆皇帝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曾经为此特颁谕旨，规定：“列后神御，具尊藏寿皇殿内神厨，将来朕之子孙，遵照安奉，亦足以昭敬慎。”但是，晚清以后，这项规制并没有被严格地执行，甚至有些画像还从寿皇殿移存到了他处，如通过《报告》与《黄册》登录的帝后画像名目的比对可见，原登记在《黄册》内的高宗乾隆皇帝的《盘山静夜图》《刺虎图》《射狼图》《逐鹿图》，仁宗嘉庆皇帝的《芳庭诗思》以及穆宗同治皇帝的《游艺怡情图》等，都转藏在了乾清宫，而表现乾隆皇帝的《锦云良骏图》藏在了斋宫。当然，也有些帝后像从他处转入了寿皇殿，见《黄册》所载“同治二年三月十七日内务府大臣恭亲王等奉旨，由宫内请至寿皇殿供奉世宗宪皇帝圣容一尊(御案上供奉)、世宗宪皇帝圣容三轴(一匣,西大柜尊藏)、笔墨双妙册页一册(西大柜尊藏)、册页二张(西大柜尊藏)、御容十二张(西大柜尊藏)以上五款系由雍和宫后佛楼金塔内请出”。又见记有“道光十八年(1838)闰四月二十四日，总管内务府大臣奕纪文庆奉旨将宁寿宫景祺阁供奉高宗纯皇帝圣容请在寿皇殿东小柜尊藏。”、“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二十八日，内务府大臣绵森等由乾清宫请至寿皇殿西大柜尊藏：宣宗成皇帝圣容一轴(情殷鉴古)、宣宗成皇帝圣容一轴(策骏清尘)”等。但是，还是有大量的明确知道存于某个宫殿，而没有归集到寿皇殿的帝后像，以致同治十一年(1872)同治皇帝大婚时，新婚夫妇不得不除了到寿皇殿祭祖外，还要到紫禁城内的各处参拜祖宗像，见同治《大婚典礼红档》（卷二十三）档文：“皇上皇后同诣寿皇殿列圣、列后圣容前拈香，行三跪九叩礼……次同诣承乾宫孝全成皇后御容前拈香……次诣毓庆宫孝静成皇后御容前拈香……次诣乾清宫文宗显皇帝圣容前拈香……次诣建福宫孝德显皇后神牌前拈香行三跪九叩礼”。由此推断，故宫藏的《孝穆皇后朝服像》应该同档文中提到的道光皇帝的另外俩位皇后孝全成和孝静成画像一样，曾藏于宫中的某一殿内。

故宫藏本入贮寿皇殿，应该与原藏寿皇殿的《孝穆成皇后像》流出寿皇殿有关。《孝穆成皇后朝服像》是在1956年由伊丽莎白×亨兹女士捐献给迪美博物馆的。而在此之前一直到《黄册》编辑的1863年（同治二年）这近100年的时间内，这幅《孝穆成皇后朝服像》的流传经过并不十分清晰。但有一个人必须要提到，他就是法国人弗雷（Henri Nicolas FREY）。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弗雷作为法国军队最高将领少将司令，就驻扎在寿皇殿。他依仗自己的特权和便利，从殿中搜罗了大批帝后画像，如《康熙南巡图》（第2 卷）、《哈萨克贡马图》、《木兰图》（4 卷）以及其它文玩携至法国。

事后，他及家人除向法国政府捐赠部分掠品外，还陆续将一些物品拍卖出售，如先后出售的有《嘉妃半身像》、《纯惠皇贵妃朝服像》、《乾隆南巡图》（第1 卷、7卷）、康熙御用佩文斋12 玺、乾隆御用“太上皇帝之宝”玺等，迪美藏本《孝穆成皇后朝服像》可能也在其出售之列。

在寿皇殿，与迪美博物馆的《孝穆成皇后像》成组悬挂的帝后像，是现存故宫博物院的《道光皇帝朝服像》（故6552，参考号咸二35，图像201）和《孝全成皇后朝服像》（故6580，参考号咸二29，图像202）。它们皆是工笔设色的画风，同为身着朝冠服的坐像，以及皆是一式装裱。《道光皇帝朝服像》绘道光皇帝晚年朝服坐像，其包首天杆处有墨题“宣宗”，画心绢本设色，纵257.5厘米，横138.7厘米，象牙轴头二。

 

裱背由明黄色绸拼接，从天杆至地杆依次是58.5、66.5、66.5、62、20厘米宽，见于《黄册》：“宣宗成皇帝圣容一轴(朝冠服，恭悬，西大柜尊藏)”。《孝全成皇后朝服像》绘孝全成朝服坐像，包首处粘黄签，其上墨题“孝全成皇后，右”，画心绢本设色，纵241厘米，横113.4厘米，象牙轴头二。裱背黄色绸拼接，从天杆至地杆依次是58.5、66.5、66.5、62、20厘米宽，见于《黄册》：“孝全成皇后御容一軸（朝冠服，恭悬，西大柜尊藏）”。

 

故宫博物院的《孝穆皇后朝服像》，虽然不在《黄册》内登记，但是，点查小组给它冠的参考号是“咸二27”，其中“咸”表示藏地在寿皇殿，“二”表示它在寿皇殿中的藏处，即西大柜，“27”是指它是西大柜中的第27件物品，由此可以看出，它与参考号“咸二35”的《道光皇帝朝服像》、“咸二29”的《孝全成皇后像》序号相近，表明在文物登记时，它们放在同殿、同柜中，这也再一次说明，《孝穆皇后朝服像》应该是在1900年《孝穆成皇后像》被掠走后，作为补位被请入寿皇殿，配合《孝全成皇后像》用于祭拜悬挂的。

故宫的《孝穆皇后朝服像》之所以能够替代迪美的《孝穆成皇后朝服像》成为祭祀挂像，是因为，它们之间存有许多相似之处，在画像的刻画上，表现的都是孝穆成皇后的朝冠服正装像，她身着做工精良、纹饰繁缛的朝服，头戴代表身份的凤冠，仪态端庄地坐在精雕细刻的凤头椅上，显现出其至尊的皇权与华贵的生活品质。

她们面部无过多情绪化的表情，以显示出威严与庄重。二者面部的画法也相一致，宫廷画师们以最纯正的颜料，精细的运笔，在质地平整光滑的江南贡绢上，细勾慢染。人物的面相基本上承袭的是明代曾鲸一派的“波臣画法”，这也是清代帝后朝服像普遍使用的画法，即先以淡墨勾出脸形，然后以赭色烘染，显现出面部骨骼的凹凸变化。皇后与皇帝们不同的是，宫廷画师还会在她们的脸像上最后罩染一层白粉，使得面部线条变得柔和，她们的肌肤显得白皙可人、娇嫩光滑。需要补充的是，据王伊悠博士介绍，2012年左右，迪美博物馆馆方邀请修复专家对所藏《孝穆成皇后朝服像》进行了重新揭裱。

孝穆成皇后是在道光皇帝尚为皇子时，于嘉庆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过世的，道光皇帝在嘉庆二十五年即位后，她才被“追册谥曰孝穆皇后”，也才被允许绘制着皇后正装的朝服像，因此，包首上仅书“孝穆”的故宫的藏品，最早绘制的时间也在孝穆成过世的十二年之后。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道光皇帝驾崩，庙号宣宗，谥号成皇帝，因此，包首上加了道光皇帝“成”谥号的迪美博物馆的藏品，应该是在道光皇帝驾崩后绘制的，它比故宫的藏本还要晚约三十年，二幅画像的面貌很相近，不过是一个头微低，目光下视，一个是抬头平视，迪美的藏本很可能是在参考了故宫的藏本基础上完成的。当时的画师是依照什么样本或者提示来进行创作的，画像具有多少真实性，均有待于后续研究。按照通例，用于寿皇殿祭祖的画像，因为要受子孙行大礼，所以一定要求真求实，而且要尽量表现他们过逝时的面貌。《世宗实录》记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1722年12月20日），康熙皇帝在京师畅春园清溪书屋驾崩，初登帝位的雍正皇帝立即谕怡亲王允祥等人，让精于画像且昔日常随班奏事的御史莽鹄立为康熙皇帝画像，见记：“皇考有御容数轴，收藏内府。今皇考高年，圣颜异于往时。著御史莽鹄立敬忆御容，悉心敬沐图写”。待莽鹄立将写实的康熙皇帝像恭请雍正皇帝过目时，雍正皇帝是见画如见人“瞻仰依恋，悲恸不胜”。当即传旨“命俟梓宫发引后，敬谨供奉于寿皇殿。”用于祭祀的孝穆成皇后朝服像是在她过世数十年后才被画成，实在是皇室的无奈之举。与孝穆成皇后一样，用于寿皇殿祭拜的被补画的皇后像还有清早期的孝庄文皇后、孝康章皇后、孝惠章皇后等。

虽然，故宫和迪美的藏本所绘孝穆成皇后脸像的真实性，有待求证，但是，二者所刻画的孝穆成皇后的服饰搭配、凤椅款型、地毯纹样等是相一致的，这种“一致”具有真实性。因为，早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在乾隆帝的谕令下，就由武英殿完成《皇朝礼器图式》（18卷）刻本，这是一部今后历朝必须严格遵守的记载典章制度类器物的政书，是部“所述则皆昭典章，事事得诸目验，故毫厘毕肖，分寸无讹，圣世鸿规粲然明备”之书，其中对帝后冠服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历朝皇后冠服穿戴的样式被制度化加以规范，因此，在《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以下简称《造办处清档》）中，经常会看到皇室传谕如意馆的宫廷画家先至寿皇殿或者是宫内的主敬殿为刚过世的大行帝（后）画脸像，然后，再由重要的官员带领他们到寿皇殿，照前代皇帝（后）画像的样式，画服饰、坐具、地毯的档文。如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二十五日，嘉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驾崩，继承皇位的旻宁道光皇帝当即在同年九月，让人给嘉庆皇帝及早在嘉庆二年（1797）就已过世的自己母亲孝淑睿皇后补画像，以作为在寿皇殿悬挂的祭拜像，见《造办处清档》记：“九月十九日懋勤殿首领赵喜请大行皇帝圣容、孝淑皇后圣容二轴，恭请在主敬殿，奉旨着如意馆画画人冯祥敬临圣容二轴，其衣纹着画画人等具照依寿皇殿三屏峰上供奉之衣服式样，用绢敬谨恭画”。又，嘉庆皇帝的孝和睿皇后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二月十一日崩于寿康宫，《造办处清档》记同年同月 “三十日，总管内务府大臣柏阿面奏谕旨，著沈振麟于四月间在寿皇殿恭画大行皇太后圣容。式样均照孝淑睿皇后圣容尺丈、式样敬谨恭画，钦此”。再有，同治十三年（1875）二月，同治皇帝的孝哲毅皇后病逝，《造办处清档》记：六月十五日“恭亲王面奉谕旨著如意馆沈振麟等恭绘三屏峰供奉孝哲毅皇后圣容一轴，钦此。于六月二十日，英中堂、崇大人代领官员、画士至寿皇殿恭看尺寸、式样”等。档文中所说的“式样”即指画中所配的坐椅、地毯、人物穿戴的服饰等。可以说，乾隆朝以后，所有皇后的朝服像除人物的面相不同外，其它的都是相一致的。故宫和迪美的藏本所绘都是孝穆成同一个人，更是如此。

故宫和迪美藏本的相一致，还体现在装裱样式上。它们正面都是一式装裱，没有上裱工、眉锦、惊燕等，画心直接与天杆相连。故宫藏本左右裱边分别是3.3厘米宽，下裱边是9.5厘米宽。迪美藏本左右裱边分别是1.9厘米宽，下裱边是24.5厘米宽。二者背面均是“龙绫(麟)覆背”裱，光绪元年（1875），恭亲王在为新绘成的“穆宗毅皇帝圣容三轴、孝哲毅皇后圣容一轴”装裱的传谕中，提到“龙绫覆背”裱，记：“著如意馆裱作按照现在寿皇殿龛内三屏峰供奉列圣、列后式样恭裱，用龙绫覆背。”档文中提到的“孝哲毅皇后圣容一轴”，在装裱完成后挂于寿皇殿，《黄册》，记“孝哲毅皇后御容一轴（恭悬）”目前，它藏在故宫博物院，通过该文物可见其裱背从天杆至地杆，分别由48.5、62.5、63、62.5、21厘米幅宽的黄色平纹绸，以相互叠压的方式拼接成一整面，犹似“龙麟”状。这种“龙绫(麟)覆背”裱在民间绝对不能用。在宫廷，它也通常用在最重要的画作上，如寿皇殿用于祭拜的帝后像一侓用此装裱法，偶尔一些帝后朝服像或者行乐图如故宫博物院藏《嘉庆皇帝读书行乐图》、《道光皇帝朝服像》中有使用。故宫的藏本，其裱背由天杆至地杆分别由66、64.5、65、55.5厘米宽带花纹的黄绸拼接。迪美的藏本其裱背由天杆至地杆分别由51.5、63.5、40.5、63.5、63.5厘米宽黄色素面绸拼接，都属于“龙绫(麟)覆背”裱。在装裱上，故宫与迪美藏本的相一致，还体现在它们都以象牙作轴头。在帝后宫廷画作中，用于轴头的材质有象牙、玉石、陶瓷、犀角、紫檀等，象牙轴头被认为是其中最名贵者，常用于帝后最高级别的画像即朝服像中，乾隆四十一年(1776)六月《造办处清档》记有为乾隆皇帝朝服画像装裱用材的详细情况，档文中除提到天、地杆用杉木外，还特别强调：“御容挂轴用象牙轴头”并且指明具体的轴头尺寸和件数，即“用象牙轴头（长二寸五分、径圆二寸）一对”。

故宫的藏本与迪美藏本之间也是有差别的，如前面已经讲到的包首题签不同、画心长、宽度不同、裱背用的绸料不同外，在坐垫、龙椅、地毯纹样的刻画上也有细微的差别。事实上虽然，用于寿皇殿祭拜的皇帝、皇后像从画式到装裱都有统一的规定，以体现祭祀仪式的庄严、制度的严谨以及晚辈对祖先的敬仰。但是，出自不同时期、朝代的画作，难免会有所不同，如包首上的题签，以乾隆朝为始点，在此之前，历朝帝、后的题签不仅要以满汉文书写，而且还要把历代皇室累加谥的谥号写全，在此之后，则化繁为简，题签上只以汉字书写帝、后的称号。再如，与嘉庆皇帝同一组悬挂的《孝淑睿朝服像》比《孝和睿朝服像》要长9厘米，它在地毯的下边缘处，多绘了一条蓝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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