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位女性的告白：中国艺术圈女性势力大调查（中）
来源：凤凰艺术 作者：凤凰艺术 时间：2020-03-18
从1909年第一个“妇女节”，到如今的“女神节”、“女王节”，109年间，女权运动虽不绝于耳，但其节日色彩日益演变为类似“母亲节”、“情人节”之类向女性表达尊敬和爱意的节日，或消费主义买买买的狂欢节。然而，随着2017年10月“#MeToo”运动在社会各界掀起轩然大波，人们再次意识到改变女性社会处境的斗争远未结束。
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创始人之一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中写道，“女人是处境造成的，而不是先天造成的”。而“造成”这种处境的幕后黑手，正是社会对女性的规范或标准，是普世的价值观对女性的限制。
▲ 新晋奥斯卡影后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在颁奖典礼上发表获奖感言时，随即号召从演员、编剧、摄影到作曲、艺术设计等等全场的女性电影工作者起立
“#MeToo”运动还未平息，2018年1月中旬，一贯以保守著称的古典音乐之都维也纳传来消息，维也纳广播交响乐团宣布美国指挥家马琳·阿尔索普（Marion Alsop）将出任乐团音乐总监和首席指挥，国际各大媒体纷纷以“音乐之都迎聘首位女总监”为题报道这一史无前例的任命。而阿尔索普则表示：“能成为首位女总监是我的荣幸，但我也很震惊，今时今日，我们还在强调‘首位女性’。”而近日，新晋奥斯卡影后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Frances McDormand）在颁奖典礼上发表获奖感言时，把小金人往地上一放，随即号召从演员、编剧、摄影到作曲、艺术设计等等全场的女性电影工作者起立。但女性真的“站起来”了吗？女性应该如何超越现实，获得性别平等和身份自由呢？
下面，“凤凰艺术”与您一起聆听来自38位艺术界从业女性的告白。（以下按姓名拼音首字母排序）
姜杰：艺术家
姜杰是一位一直活跃在中国当代艺术前沿的艺术家，她的艺术一直以深度的人文关怀和敏锐的女性视角探讨处于边缘状态的人、事、物。现为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
Q：你怎么评论自己的生活状态（女神，女汉子？美丽，才华横溢，粗犷，大大咧咧，热情，细腻，冷峻，幽默，感性，理性…？）这和你作品的风格是否是一致的？还是有比较大的不同？
姜杰：目前的生活状态比较自由。相比生活，作品更复杂 ，更重， 难度也更大。
▲ 姜杰，《大于一吨半》，2014
Q：在你的创作历程中，爱情、婚姻或者生育对你在创作风格、关注方向和细节理念上是否有什么大的影响？你是如何看待处理这些问题的？
姜杰：人生中任何一种变化，都会不知不觉的或是刻骨铭心的溶入到生命 中，感受、体验并接受所有迎面而来的 ......能够以何种方式将其准确地表现出来是我所期待的。
▲ 姜杰，《小于一吨半》
Q：世界各国如今都愈加兴起女权主义政治正确，或是如同 "#MeToo" 般从文艺界兴起的社会运动，你怎么看待这些事件？
姜杰：任何一种正确同时都会带来它相反的问题。关于女权主义，是近十几年聊的最多的话题，对它，我个人没什么兴趣 。
▲ 姜杰，《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份》
Q：无论是在求学，亦或是毕业后作为职业艺术家的身份时，女性身份是否带来了有利或不利的境遇或选择？
姜杰：对这种事情不太敏感 ，我认为最主要更是人的问题， 其次是作品本身的好坏问题。
▲ 姜杰，《向前进》录像截图
Q：你会试图去加强、无视还是削弱自己的女性身份的特质或外界观点？
姜杰：既不想加强也不想削弱。本身的性别属性，自然而然就好吧， 不然看着会很别扭。
柳淳风：美术史学者、策展人、批评家
艺术理论博士、副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类会员、第十五届北京市人大代表。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现工作于中国美术馆研究与策划部。2000年以来，柳淳风开始大量的展览策划和艺术批评工作，并多次代表国家在世界各重要美术馆策划当代艺术项目和学术活动，并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生态给予长时间的关注与参与。此外，她还撰写了大量的批评文章与艺术评论，编辑了四十多本与中国当代艺术相关的画册，出版了两本个人学术专著。
Q：你怎么评论自己的生活状态（女神，女汉子？美丽，才华横溢，粗犷，大大咧咧，热情，细腻，冷峻，幽默，感性，理性…？）这和你的研究或写作风格是否是一致的？还是有比较大的不同？
柳淳风：平时在生活中我是比较粗犷的，甚至有点大大咧咧，还有点丢三落四。但每当面对工作和学术研究时，我就有点强迫症，这不仅仅是包括了针对工作和研究的内容，更是对工作方法和管理方式的建构我都有点吹毛求疵。
▲ 柳淳风工作照
Q：世界各国如今都愈加兴起女权主义政治正确，或是如同"#MeToo"般从文艺界兴起的社会运动，你怎么看待这些事件？
柳淳风：女权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基于特定时期的历史语境以及代表人物自身原生家庭对其之后学术态度的巨大影响。如果从一个广阔的社会角度来看，对它的研究可以从文化研究的方面扩充一些文本的理论根据。我不会过多关注女权运动本身，而是会在适当的时候把它当作一种理论对象来观察，将它放置到具体的艺术家案例中去考察，探讨其作品更多的内涵。
Q：无论是在求学，亦或是毕业后作为学者的身份时，女性身份是否带来了有利或不利的境遇或选择？
柳淳风：目前没有发现什么不利或者优势，也有可能是我忽视了自己这个女性身份。
Q：在内心中，你对于不同性别的研究或展示对象是否有所偏重？自己的研究会更偏向男性艺术家还是女性艺术家？为什么？
柳淳风：并没有，从我以往的研究成果和展览策划中来看，我都是对整体的艺术生态感兴趣，不会特别聚焦于男性或女性。
▲柳淳风为泰国副总理等导览“万象复观——亚洲艺术邀请展”
Q：无论是作为女性学者还是女性策展人，是否会在进入“主流”话语权或在理论进入实践的过程中面临更多的阻力或困难？
柳淳风：不会的，我经常感慨我们出生在了一个好时代和国度，我想中国女人现在已经掌握了太多权力，我们几乎可以合法的为所欲为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据我了解，在很多发达国家，情况却不是如此，很多女性还在为了一些基础的权益和男权抗争。幸运的是，在我的成长期和之后融入社会的过程中，我都依靠自身的努力获取了合理的成绩。
刘丽萍：艺术家
1987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获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6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研究生，现为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版画院研究员。
个展有：1992刘丽萍作品展 ；2002Per Wedges Lotus–刘丽萍作品展；2007《荷境》刘丽萍绘画作品展 ；2008刘丽萍艺术二十年作品展 。1993油画“秋荷”获中国油画双年展学院奖 ，1995油画“金玉米”获第三届中国油画奖，1999版画“旧墙、旧屋、新垃圾”获鲁迅版画奖，2001版画“荷迹”获全国版画年会奖，2016获选中国国家艺术基金美术创作项目。
作品收藏于中国美术馆、英国大英图书馆木版基金会、德国路德维希博物馆、中国妇女博物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悉尼大学美术馆、北京太庙艺术馆.深圳画院美术馆、河北省沧州博物馆、深圳美术馆、莞城美术馆、世界银行总部、中国北京四季酒店、中国香港四季酒店。
Q：你怎么评论自己的生活状态（女神，女汉子？美丽，才华横溢，粗犷，大大咧咧，热情，细腻，冷峻，幽默，感性，理性…？）这和你作品的风格是否是一致的？还是有比较大的不同？
刘丽萍：:女汉子。
Q：在你的创作历程中，爱情、婚姻或者生育对你在创作风格、关注方向和细节理念上是否有什么大的影响？你是如何看待处理这些问题的？
刘丽萍：爱情、婚姻、生育都有些关系。
Q：世界各国如今都愈加兴起女权主义政治正确，或是如同 "#MeToo" 般从文艺界兴起的社会运动，你怎么看待这些事件？
刘丽萍：女权主义和其它运动一样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Q：无论是在求学，亦或是毕业后作为职业艺术家的身份时，女性身份是否带来了有利或不利的境遇或选择？
刘丽萍：求学和工作女性身份有利有弊。
Q：你会试图去加强、无视还是削弱自己的女性身份的特质或外界观点？
刘丽萍：正视女性身份，即不加强也不削弱女性身份。
陆蓉之：艺术评论家、策展人
美籍华人，1970年代在欧美开始从事艺术评论和策展工作，动漫美学理论的创立者。如今以新媒体从事评论与创作。
Q：你怎么评论自己的生活状态（女神，女汉子？美丽，才华横溢，粗犷，大大咧咧，热情，细腻，冷峻，幽默，感性，理性…？）
陆蓉之：我自认为是感性和理性的综合体。
Q：这和你的研究或写作风格是否是一致的？还是有比较大的不同？
陆蓉之：我的外表比较卡哇伊，但是内心成熟，外表天真，实则行事沉稳，表里有很大的差异。
▲ 陆蓉之与丈夫傅申
Q：世界各国如今都愈加兴起女权主义政治正确，或是如同"#MeToo"般从文艺界兴起的社会运动，你怎么看待这些事件？
陆蓉之：我从1970年代就是两性平等的参与者，不会容忍男性的欺侮，是我的一生实践。
Q：无论是在求学，亦或是毕业后作为学者的身份时，女性身份是否带来了有利或不利的境遇或选择？
陆蓉之：作为华人世界最早的女性策展人，我一路走来，经常是论坛，开会，评审，及许多活动中的唯一女性成员，近10年来情况越来越改善，女性在艺术界有贡献的人越来越多了。
Q：在内心中，你对于不同性别的研究或展示对象是否有所偏重？自己的研究会更偏向男性艺术家还是女性艺术家？
陆蓉之：会。我一直偏重女性研究。
Q：为什么？
陆蓉之：因为在我成长，发展的年代，有此需要。
Q：无论是作为女性学者还是女性策展人，是否会在进入“主流”话语权或在理论进入实践的过程中面临更多的阻力或困难？
陆蓉之：学术界对于女性的歧视，至今未完全消失，但是商业环境里，女性取得很大的成功，女性不能期待男性来给予平等待遇，这样永远两性是不平等的轮回。只有女性从内心就自我壮大，靠努力和实力来实现平等的目标。
吕越：时装设计师、艺术家、教授、策展人
是中央美术学院时装设计创建人。在服装设计和时装艺术创作上均有造诣。曾获得过多个奖项，多次出任国际时装比赛的评委以及受邀与国内外相关机构合作。她的艺术作品和时装设计作品在诸多展览以及活动中展出，作品被多家机构和个人收藏。她擅长将服装设计的技巧运用到艺术作品的创作中。代表作品有《女红》《蝴蝶夫人》《阴阳两协》。
Q：你怎么评论自己的生活状态，这和你作品的风格是否是一致的？还是有比较大的不同？
吕越：我的生活状态应该说是随性而为。凭兴趣选择了大学的专业，凭爱好做起了艺术创作。作品的风格也是在表达自己喜欢的东西，应该说作品风格和生活状态是一致的。
Q：在你的创作历程中，爱情、婚姻或者生育对你在创作风格、关注方向和细节理念上是否有什么大的影响？你是如何看待处理这些问题的？
吕越：作为女性，我的作品在思考女性社会地位问题上是有表达的，这也是平衡家庭、婚姻、子女培养和社会角色关系引发的创作实践，阴阳关系是我作品中的重要主题，我常用本身就具有阴阳属性的现成品去做“衣服”：比如灯泡和灯口组成的作品《昼夜阴阳》；用子母扣组合起来的作品《阴阳两协》；还有利用剪纸阴刻阳刻的作品《生生相和》等，还有直接表现女性内容的装置作品《女红》；表现生活实质的装置作品《化》；表现传承关系的作品《痕迹》；表现东西方文化碰撞的《蝴蝶夫人》等等，都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
▲ 吕越作品《蝴蝶夫人》
▲ 吕越作品《蝴蝶夫人》局部
Q：世界各国如今都愈加兴起女权主义政治正确，或是如同"#MeToo"般从文艺界兴起的社会运动，你怎么看待这些事件？
吕越：我认为男女关系是需要平衡的，正如我的作品《阴阳两协》所诠释的，两者缺一不可。
Q：无论是在求学，亦或是毕业后作为职业艺术家的身份时，女性身份是否带来了有利或不利的境遇或选择？
吕越：就我个人而言，我的创作动机就是来自于对女性身份的思考，如果没有感悟就没有我的作品问世。就这一点来说利好的因素更多。
Q：你会试图去加强、无视还是削弱自己的女性身份的特质或外界观点？
吕越：创作的脉络是一点点发展变化的，刚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对自己女性的家庭与社会角色冲突有感悟才有了创作，那个阶段是强化女性意识的，之后更多的作品源于对文化或者对世界，对人类（有点大，小点就是对生活）对感悟而来，对性别的指向性不强，没有强调和削弱的愿望。我总体上是随性的人，创作都是有感而发，生活态度也是跟着感觉走。随意，随缘。
彭薇：艺术家
知名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家。生于成都，现居北京，南开大学哲学硕士。2000年彭薇以“遗石”系列为开端，先后创作了“绣履记”、“彩墨锦绣”、“脱壳绘画装置”、“彼时彼地”、“好事成双”、“遥远的信件”、“扇缘”等系列，涉及平面绘画，三维装置、录像、照片等多种形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中以水墨为材质进行创作的代表。彭薇凭借扎实的传统功底、中国水墨的表现手段和独特的私人目光，将古代艺术资源与现在连接，并与西方资源对话，寻求过去与当下的平衡。
Q：你怎么评论自己的生活状态？
彭薇：独来独往，不善应酬，丢三落四，心思敏感却不善表达。不能忍受难看的事物，不喜欢热闹，过着工作室到家两点一线的生活。
Q：这和你作品的风格是否是一致的？还是有比较大的不同？
彭薇：一致的。
Q：在你的创作历程中，爱情、婚姻或者生育对你在创作风格、关注方向和细节理念上是否有什么大的影响？你是如何看待处理这些问题的？
彭薇：这些事或多或少都有影响，我会暗藏在作品里，好的或不好的都尽量转化为艺术资源。有时候处理或不处理是一回事，但我坚信艺术的救赎作用。尤其是自我的救赎。
▲ 彭薇作品
Q：世界各国如今都愈加兴起女权主义政治正确，或是如同"#MeToo"般从文艺界兴起的社会运动，你怎么看待这些事件？
彭薇：这是自我的觉醒与社会进步的表现。我敬佩"#MeToo"里受到伤害的女性们的勇气。但对于艺术家来说，不论男女都应对任何政治正确、主义或运动保持警惕。
Q：无论是在求学，亦或是毕业后作为职业艺术家的身份时，女性身份是否带来了有利或不利的境遇或选择？
彭薇：不利的境遇要多过有利，这是非常中国的现实，也是这几年我的切身感受。我们的处境比Metoo发生地要难。
Q：你会试图去加强、无视还是削弱自己的女性身份的特质或外界观点？
彭薇：我是人，是女性，这是不可改变的天然属性。恰好我做了并仅善于做艺术这件事，就是这样。
舒可文：艺术评论家、策展人
曾任《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出版有《相信艺术还是相信艺术家》评论文集等。曾策划《被记忆》陈曦个展，《七种》七位青年艺术家作品展，《悬而未决》苏新平个展，《湘江北上》谭国斌当代艺术收藏展，方力钧“作品展”，《浮生》、《理物》隋建国、申全双个展，《脸》陈卉个展，《结草衔环》萧昱个展等展览。
Q：你怎么评论自己的生活状态（女神，女汉子，粗犷，细腻，冷峻，感性，理性…），这和你的工作风格是否是一致的？还是有比较大的不同？
舒可文：我肯定不会这么评论自己。一般会就事论事，一件事做的好不好，会有个自我评估，但这个评估不是来自于自我感受，还是要依据对一个事情的理解来评价。一个菜做得好不好，还是有个大致标准的。这和我的工作方式差不多。
▲ 舒可文在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线索.3”开幕式上致辞
Q：世界各国如今都愈加兴起女权主义政治正确，或是如同“#MeToo”般从文艺界兴起的社会运动，你怎么看待这些事件？
舒可文：这个运动弄得有点过敏了。前两天有一个朋友聊天时说了句“me too”，惹得哄堂大笑。我不太会用“女权主义”这个词，因为我并不太清楚它的意思，但是说“男女平等”就比较好理解。比如说：男性参与社会工作，女性也应该可以；男性可以描述这个世界，女性也可以；经济能力、政治能力、思想能力，女性也具备。性别差异当然不能否定，如同个体差异不能否定一样，不能因此推至政治上、人格上的不平等。所谓“政治正确”，我理解是一种纠偏方式，并不意味着它本身有多正确，因为真实的生活中有很大范围是由难以标准化、计量化的事情组成的，“政治正确”的原则会抹杀掉很多有创造性的空间。当然，“政治正确”确实起到过很必要的政治作用。“#MeToo”运动中指责几个男性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倒是从另一方面说明，女性在开发自己的能力上还不足。
▲ 从左至右：艺术家方力钧、舒可文、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艺术家苏新平
Q：无论是在求学，亦或是毕业后进入机构工作的身份时，女性身份是否带来了格外有利或不利的境遇或选择？
舒可文：我如果说我没有遇到过非常不利或有利的处境，并不说明什么。主要原因可能是和我同龄的人是自小在“男女平等”意识中成长的。在工作中，大多数人不会时时意识着性别的政治问题。作为性别的自然差异，不用去意识也是明显的，当然会有些不同的交往方式，但我理解这是基于自然差异，这没什么好不好的。
Q：在机构工作时，在面对同事、上级、艺术家或客户时，你是否有对于性别的偏好，或是更愿意与男性或女性打交道？为什么？
舒可文：工作中，对不同性别没什么偏向，我似乎不是基于作者的性别去选择阅读对象。为什么？因为无论男性、女性，他们的工作只要有其发现，都属于共同的思想资源，对这种资源，男女都可以分享。反正这个世界有男有女，这个世界所有的问题必定也拆不出，即使是属于某一性别的问题，后果也是共同承受，谁也别欺负谁，谁也别太自恋。就像“#MeToo”运动，很多男人觉得受挫，但这也是自己“作”的后果。关于女性遭遇的问题，我更倾向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女性的问题必定是全人类的问题，解放全人类，女性的解放自然也在其中。而这个解放必定是在有女性参与的前提下才有可能。
孙莉：麓湖·A4美术馆馆长
毕业于英国威尔士大学，获国际商务管理硕士，目前工作生活在成都。从2007年至今，研究、策划以及出品了一系列当代艺术展览和相关文化教育活动，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发掘新的艺术观点和新兴艺术家。经过近10年的坚持，逐步将A4美术馆建设成了一个拥有国际化管理团队、丰富学术研究基底、多样实验性公共教育项目的美术馆综合体，成为中国重要的民营美术馆之一。
Q：你怎么评论自己的生活状态（女神，女汉子，粗犷，细腻，冷峻，感性，理性…），这和你的工作风格是否是一致的？还是有比较大的不同？
孙莉：在生活中，我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但也会有自己的偏好。比较有条理性，在不违反自己的基本原则的情况下，我也不会特别苛求，对生活抱有着极大的热情和好奇心，比较孩子气。
我在工作和生活的风格比较一致，会格外关注方向是否正确。在达到基本的标准之上，我会愿意给周围的人更多的空间。
▲ 孙莉
Q：世界各国如今都愈加兴起女权主义政治正确，或是如同“#MeToo”般从文艺界兴起的社会运动，你怎么看待这些事件？
孙莉：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女性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当今的社会环境之下。因此，我们更要从女性自身讨论自己的社会属性，以及在职场和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自我要求与独立意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Q：无论是在求学，亦或是毕业后进入机构工作的身份时，女性身份是否带来了格外有利或不利的境遇或选择？
孙莉：就个人经历而言，女性性别对于我的求学及求职过程中，并没有带来特别的差异性。
▲ 麓湖·A4美术馆建筑外观
Q：好像一提到工作女性就总是会陷入所谓平衡“工作、生活和家庭”的困境与选择，作为艺术行业的机构从业者，你觉得这种问题是否依旧存在，它是变大了还是减弱了？
孙莉：不仅是艺术行业，各行各业职场当中的女性，都会面临到工作、生活、家庭兼顾的问题。社会及女性自身对权利以及身份认知的变化，带来了很多新的境遇和状况。一方面，女性面临着更大的个人提升的诉求与动机；另一方面，这种诉求同时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Q：在机构工作时，在面对同事、上级、艺术家或客户时，你是否有对于性别的偏好，或是更愿意与男性或女性打交道？为什么？
孙莉：在工作时，我并没有特别的性别倾向，而是会更加关注人的能力、性格、才华与职业操守。
邵亦杨：中央美术人文学院副院长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学院副院长，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艺术史论系博士，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本科。
Q：你怎么评论自己的生活状态（女神，女汉子？美丽，才华横溢，粗犷，大大咧咧，热情，细腻，冷峻，幽默，感性，理性…？）这和你的研究或写作风格是否是一致的？还是有比较大的不同？
邵亦杨：所有这些的综合吧，还有与之相反的各种缺点。我的工作和生活是两回事，研究和写作风格是理性的。
Q：世界各国如今都愈加兴起女权主义政治正确，或是如同“#MeToo”般从文艺界兴起的社会运动，你怎么看待这些事件？
邵亦杨：我觉得对于女性争取自己的平等权益又进了一步，很重要。我很赞同。
▲ 邵亦杨
Q：无论是在求学，亦或是毕业后作为学者的身份时，女性身份是否带来了有利或不利的境遇或选择？
邵亦杨：有利不利都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利的因素多显而易见。
Q：在内心中，你对于不同性别的研究或展示对象是否有所偏重？自己的研究会更偏向男性艺术家还是女性艺术家？为什么？
邵亦杨：都重视。有时会多关注一点我觉得不够受重视的女性。
Q：无论是作为女性学者还是女性策展人，是否会在进入“主流”话语权或在理论进入实践的过程中面临更多的阻力或困难。
邵亦杨：我个人还好，但总体上说，女性在职场确实面临更大的阻力。
唐昕：泰康空间总监、策展人
泰康保险集团艺术品收藏部负责人、泰康空间总监、策展人。
Q：你怎么评论自己的生活状态（女神，女汉子，粗犷，细腻，冷峻，感性，理性…），这和你的工作风格是否是一致的？还是有比较大的不同？
唐昕：我的生活状态：忙，在家的时间太短，陪伴孩子的时间不够，自己的时间更少的可怜。上述形容词跟我有没有关系也没时间想。
Q：世界各国如今都愈加兴起女权主义政治正确，或是如同“#MeToo”般从文艺界兴起的社会运动，你怎么看待这些事件？
唐昕：女权主义，概念来自西方，中国本就没有，也没有这回事儿。如果把女权主义政治正确比作西方的社会制度在这个方面的一种现在状况，中国跟他们制度不同，这个概念正确与否根本也谈不上。
▲ 唐昕在展览“肖像热：泰康摄影收藏”现场向策展人凯伦·史密斯（Karon Smith）介绍作品，2017
Q：无论是在求学，亦或是毕业后进入机构工作的身份时，女性身份是否带来了格外有利或不利的境遇或选择？
唐昕：有利不利的都有。
Q：好像一提到工作女性就总是会陷入所谓平衡“工作、生活和家庭”的困境与选择，作为艺术行业的机构从业者，你觉得这种问题是否依旧存在，它是变大了还是减弱了？
唐昕：没有特别的偏重，但非常关注女性艺术家。因为有西方女权主义的影响，虽然国情不同，但是跟别人比较来看自己还是挺重要的。泰康空间也很关注国内年轻一代与性别相关问题的思考和研究，3月22日开幕的展览“制性造别”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和实践，将举办一系列展演和讨论，欢迎大家关注和交流。
▲ 唐昕（右三）和泰康空间策展人苏文祥、李佳，青年策展人李泊岩、韩馨逸、李贝壳、张思锐，青年艺术家孙存明、劳家辉、高宇、耶苏、郑源、毛韬、范西，在泰康新生代策展人项目展览“日落将至”现场，2017
Q：在机构工作时，在面对同事、上级、艺术家或客户时，你是否有对于性别的偏好，或是更愿意与男性或女性打交道？为什么？
唐昕：在野蛮发展的时代允许野蛮生长，最大的压力和困难还是来自于自身的能力。
陶咏白：艺术理论家、批评家、策展人
1937年生，江苏江阴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妇女理论研究会会员，“女性文化艺术学社”社长。
Q：你怎么评论自己的生活状态（女神，女汉子？美丽，才华横溢，粗犷，大大咧咧，热情，细腻，冷峻，幽默，感性，理性…？）这和你的研究或写作风格是否是一致的？还是有比较大的不同？
陶咏白：我已81高龄，从事艺术研究和批评也近40年了。一路走来，终有新事物吸引着我，有种好奇心，让我思考，促我学习。有些年轻朋友说：你这么大年纪，思想、观念还很前卫。其实我有种危机感，时代发展太快，不学习，是很快会出局的。从一些日常生活的细节上说吧，我这个年龄段的老人，已很少会用手机打车，用手机支付了，在生活上多别扭，他们与整个时代发展脱节了。如今我依然可以参加各种活动，依然不停写着，虽然我有时不得不承认自己老了，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但也决不能允许自己就此止步。我常说：“与其等死，不如干死”，这或者就是我的人生观。我性格比较开朗、乐观，率直、热情，乐于助人。我是很感性的人，因而评论中不会讲一些艰涩的理论，而显露出有情有调的感性色彩，并敢于直言说真话。
Q：世界各国如今都愈加兴起女权主义政治正确，或是如同“#MeToo”般从文艺界兴起的社会运动，你怎么看待这些事件？
陶咏白：关于女性主义问题。我有一篇关于中国特色的女性艺术，为什么不叫女性主义艺术而叫女性艺术？（详见《中国的女性艺术》，陶咏白，2016）。
Q：无论是在求学，亦或是毕业后作为学者的身份时，女性身份是否带来了有利或不利的境遇或选择？
陶咏白：我从事美术批评，始于1980年。那时北京开研讨会，就我一个女人，面对一帮的男性批评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90年代中期，才有了徐虹。当然开始时还是胆怯的，也不被人家看好，甚至歧视，但我自来就“我行我素”，不管别人怎么看，做好自己认准的事。后来我写了不少评论文章，“85美术新潮”时期，我出任80年代版《中国美术报》思潮版的编辑，我一直活跃在美术界 “星星”、“同代人”“油画研究会”等的各种活动中，访问各地老中青艺术家。1987编著出版了《中国油画1700-1985》，这是部史册性图文画集，被称为中国首部中国油画简史，填补美术史的空白，当时获得有不少赞许，在港台和国外也有些影响。此后我又和故宫的李堤合著出版了《失落的历史——中国女性绘画史》。这又是一项填补历史空白的工程，由此似乎才得到了人们的一些尊重。我深深体会，女人只有独立、自信、自强，才能解放自己。女人自己强大了，才能和男性平起平坐，不能奢望别人的施舍。
▲ 《失落的历史——中国女性绘画史》
Q：在内心中，你对于不同性别的研究或展示对象是否有所偏重？自己的研究会更偏向男性艺术家还是女性艺术家？为什么？
陶咏白：在从事油画史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了2、30年代中一批优秀女画家，但在8、90年代她们被历史遗忘了，当时似乎只知道有个潘玉良，因她传奇的身世而家喻户晓，她在那个时代杰出的艺术贡献却无人知晓。还有方君碧、关紫兰、丘堤、梁白波等等在早期的中国现代艺术运动中毫不逊色于男画家的女性，甚至艺术上她们更超前，却无人知晓。我作为女人很是忿忿不平，出于一种责任感，决心一定要把这被遗忘的女性绘画史挖掘出来。虽然出版社已约稿要我写油画史，但我想油画史我已出了图文并举的画册，也在中国教育电视台做了22课的《中国油画发展史》的讲座，我算是已做了这个油画史的普及工作。而做油画史的人大有人在，那时一批批研究生也都出来了，留给后来人去写吧。但女性绘画史可没有人关注，这个事只有我来做了。当时连出版社也没兴趣出版，但我也要把失落的历史先给发掘出来。90年代开始，我就专注于女性艺术的研究。94年（？）世妇会其间还成立了个“女性文化艺术学社”（后因所靠单位撤销而消失）。直至现在只要是女艺术家的事，我当仁不让去做，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事。所以有女艺术家说：“只要陶老师戳着，我们就有信心。”
Q：无论是作为女性学者还是女性策展人，是否会在进入“主流”话语权或在理论进入实践的过程中面临更多的阻力或困难。
陶咏白：女性在社会上还是个弱势群体。90年代我预见女性艺术正在走出边缘，2016年出版的我的书《走出边缘——中国女性艺术的漫漫苦旅》可以回答十多年来的中国女性艺术的趋势。
佟玉洁：艺术理论家、批评家、策展人
西安美术学院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学术委员，雅昌艺术网专栏批评家。
Q：你怎么评论自己的生活状态（女神，女汉子？美丽，才华横溢，粗犷，大大咧咧，热情，细腻，冷峻，幽默，感性，理性…？）这和你的研究或写作风格是否是一致的？还是有比较大的不同？
佟玉洁：我是满人的后代，有着满人这个游牧民族的特征：喜欢自由，为人豪爽。我的社会性格形成受母亲的影响，凡事都喜欢往前冲，担当是我内在的气质。我的外在的气质常常表现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非分明，嫉恶如仇。这也体现在我的做事态度上，特别是写文章锋芒毕露，经常得罪人。坦率地说，今天的中国还是个男权社会，女性的各种机会还是少于男性，这里有社会制度设计的问题，也有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女性性别歧视的顽疾。当我进入艺术批评领域时，我注意到女艺术家的参展机会还是很少的。于是关注女性的相关权力，推广女艺术家创作成果，成为了我的艺术批评使命之一。
Q：世界各国如今都愈加兴起女权主义政治正确，或是如同“#MeToo”般从文艺界兴起的社会运动，你怎么看待这些事件？
佟玉洁：在现实生活中，男女交往的性别意识的等级划分，成为了一种统治被统治关系的文化标签和社会心理。所以重新审视女性受伤害历史与现实的问题，这也是女权主义政治正确的一种态度。比如在当今世界上，率先在文艺界流行的Me Too社会运动，让女性的性骚扰与性侵害事件不断曝光，再一次把受伤害的女性问题提了出来，是非常必要的。文艺界的女性性骚扰与性侵害的事件频发，是世界性的问题，他更集中暴露了男权主义中的女性被物化为消费品的特征。目前，女性的性骚扰、性侵成为各个行业的潜规则。即便是中国的美术界，也有女性艺术家被潜规则的现象发生。曾经有一个女博士对我说，一个画廊老板可以给她做展览，前提是做老板的“情人”。北京有一个女艺术家让我给她做个展览，她说她不想成为某个男性策展人的“情人”。现在不知中国还有多少遭到性骚扰、性侵害的女性？她们是否敢站出来说话？我想只要有遭到性骚扰与性侵害的女性能够站出来，我会公开力挺她！
▲ 佟玉洁（左一）在“作为崇高客体的信仰者——黄引作品展”开幕式
Q：无论是在求学，亦或是毕业后作为学者的身份时，女性身份是否带来了有利或不利的境遇或选择？
佟玉洁：我曾遇到体制内最困惑的事：因为年龄超过40岁以上就不让考硕士、博士了。恰恰因为我在40岁以前回家做全职的母亲带孩子。但是等我从新走向社会，年龄也就成为了一种歧视的理由。我在想，为什么女性身份会遭遇更多的人生悖论？所以，女性要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赋予女性一个公平的制度设计非常重要。作为一个女性学者，当你遇到社会的不公平时，更需要内心的强大。还好我在学校的研究所工作，为我提供学术研究的时间与空间。2011年，我出版了《中国女性主义艺术性修辞学》这一学术专著。2016年我向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投稿，很幸运参加了会议，并有机会和世界艺术史学专家共同探讨艺术领域的女性问题。我的体会是当你超越了女性身份，超越了国家的地域概念，你的开阔胸襟与视野会促成你的学术发展。
Q：在内心中，你对于不同性别的研究或展示对象是否有所偏重？自己的研究会更偏向男性艺术家还是女性艺术家？为什么？
佟玉洁：我的学术研究对象没有固定的模式，主要是针对学术问题的方向。2006年，我针对一个民间女艺人的作品，写过一篇传统社火脸谱文化研究的论文《秀色饕餮》，在台湾美术上发表。这是一个传统文化的研究对象，跟性别没有太大关系。但是我更多的是关注当代艺术。女性主义艺术是一个当代艺术史的话题。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当代女性主义艺术的发生需要研究和梳理。我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关注发生在本土的女性主义艺术，曾经写过不少论文，也出版了书籍。或许，做为女性研究女性的艺术创作，会有更直接的生命体验与社会经验。我的女性主义艺术的研究与艺术史的女性话题有关，并希望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
▲ 《中国女性主义艺术性修辞学》
Q：无论是作为女性学者还是女性策展人，是否会在进入“主流”话语权或在理论进入实践的过程中面临更多的阻力或困难。
佟玉洁：2016年，在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上外国专家问我，女性主义艺术在中国能被接纳吗？作为研究女性主义艺术的学者处境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中国的美术界至今把女性主义艺术称为女性艺术，在学术上模糊二者的不同。自85以来的中国主流美术馆和民间美术馆，没有举办一次大型的女性主义艺术展。我作为研究中国女性主义艺术的艺术批评家，曾经把自己的工资做为出版基金，出版研究中国女性主义艺术的学术专著。令我惊异的是，在场的以色列学者Tal Dekel听到我说的这些话居然泪流满面，她难以相信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好在目前学校给我了一定的资金支持。马上又有一本关于女艺术家研究的学术专著出版。但愿中国的女艺术家在世界艺术史上有自己的一席地位。我想，作为女性学者还应争取机会成为一个策展人，因为策展是学术的延伸。一次好的展览策划，既能为女艺术家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提供学术的展示机会，也可为女性学者或者女性批评家自身掌握“主流”话语权发出一种声音。但是在当下，困难和阻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大，作为一个女性学者，我本质上是悲观主义的理想主义者。
谢谢“凤凰艺术”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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