琳达•赛弗兰：从敦煌向外看——中世纪石窟宗教壁画

2016年12月13日18：30，讲座“从敦煌向外看——中世纪石窟宗教壁画”在中央美术学院7号楼红椅子报告厅举行。主讲人琳达•赛弗兰（Linda Safran）教授博士毕业于耶鲁大学艺术史系，是多伦多中世纪神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中世纪的艺术和建筑》与《中世纪的萨伦托：意大利南部的艺术与身份》。本次讲座的主持人是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邵亦杨教授。

本次讲座从敦煌莫高窟的佛教壁画说起，并与西方基督教中世纪洞窟壁画进行比较。赛弗兰教授以敦煌莫高窟第275窟和第61窟为例，并将它们与土耳其的卡帕多西亚（Cappadoxia）和意大利南部的洞穴壁画作比较，以基督教与佛教两个完全不同的宗教信仰为背景，尝试阐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背景下产生的宗教壁画的共同点与不同点。

讲座伊始，赛弗兰教授首先从西西里与敦煌的共同点开始讲述。西西里与敦煌都是丝绸之路的中转站，两者都曾被外来民族征服，都拥有着许多的洞窟。而这些洞窟就是本次讲座主要探讨的内容。接着，赛弗兰教授谈到了洞窟（cave）的定义，她认为洞窟是一种在岩石平平面上开凿的中空的空间。人类一直致力于对人工开凿或自然形成的洞窟进行绘画装饰，这种绘画装饰可以追溯到35000年前，例如现今被发现的最早有岩画洞窟——法国的肖维岩洞。本次讲座主要关注的是公元4世纪到公元14世纪这一时段的洞窟壁画，这一时间段在西方是中世纪时期，而在中国则是从北魏、北梁一直到元统治时期。本次讲座将中国甘肃的敦煌石窟、土耳其的卡帕多西亚洞窟与意大利南部的洞窟三种洞窟各举例并作比较。

主讲人首先以敦煌第275窟与第61窟为例介绍了敦煌莫高窟的情况。敦煌275窟建造于公元421至429年，整一个洞窟的平面形成了轴对称的图形，洞窟中有一个弥勒佛的塑像，两侧伴有两头狮子塑像，洞窟的墙壁上绘有丰富的壁画，壁画主要以深红色为背景色。壁画中描绘着飞天、菩萨的形象，自上而下分为几个部分，分别绘有佛教建筑、佛祖的本生故事与供养人的画像。主讲人将壁画中佛祖的头光与中世纪绘画中天使的光环联系起来，这种头顶的光芒都表现了神的神性。在敦煌61窟中，主讲人介绍了壁画中与文殊菩萨以及其相关的图像因素。主讲人还一一介绍了61窟中的壁画的内容，如壁画中的千佛像、佛教的经变故事与真人等大的供养人像等，并具体分析乐61窟中炽盛光佛的衣着以及围绕炽盛光佛的图像的来源，由此推像元代重绘的敦煌壁画有着丰富的图像来源。然后，赛弗兰教授将敦煌275窟与敦煌61窟联系起来并进行对比，得出两者之间的联系有：雕塑保存状况差，壁画题材选择范围广以及供养人画像随时间推进而面积变大。

接下来，赛弗兰教授谈到了在土耳其以及意大利的洞窟。与中国的洞窟开凿的原因相同，土耳其与意大利的洞窟开凿与装饰也是出于宗教信仰目的，并用于表现赞助人的身份地位之高。土耳其的卡帕多西亚的洞窟属于东正教洞窟，在洞窟中还建有一个教堂——纽扣教堂。纽扣教堂由新教堂、旧教堂与矮教堂三个部分组成，整个教堂坐西面东，教堂的东面分为三个部分，三者都绘制了丰富的壁画。这些壁画都大量使用了昂贵的青金石为原料的蓝色为底色，由此可见，赞助建造纽扣教堂的赞助人非常富有。但这一教堂的不规则的结构与教堂壁画的规格并不相符，由此主讲人猜测：在修士的房间拥有一个特殊的视角，由此可以直接看到绘有圣母子壁画的神龛，而在新教堂中这一视角被保留，这就是新旧纽扣教堂的整体并不形成轴对称布局的最好解释。在教堂的其他部位也绘用丰富的壁画，其中也不乏东正教教堂壁画的特例，例如大量使用希腊文字进行叙述性描述等。由此，主讲人也联系到中国的石窟壁画，主讲人认为在中国的壁画中很少使用文字的描述，也缺乏对个体视角的具体设计等。

此外，赛弗兰教授还详细介绍了意大利南部的基督教教堂——瓦斯特石窟教堂。瓦斯特教堂石窟呈巴西利卡式，石窟的墙壁上密布着壁画，壁画的保存情况较差。与前一个教堂不同的是，这一教堂如意大利的大部分小教堂一样，主要功能是墓葬功能，并用于祭奠死者，因此其壁画也是与故去的圣人有关。壁画上描绘着圣人的图像，以此联系活着的人与死者。此外，瓦斯特教堂中的许多元素也非是经典的西方文化中的绘画元素，例如说把圣玛利亚比作金色的灯台等，这些元素也表现出在瓦斯特教堂壁画中的形象的来源也非常丰富，包括来自拜占庭的东正教元素与犹太教元素。此外，与一般的洞窟教堂不同的是，壁画上绘制了作画者与赞助人之外的祷告人的画像，他们跪着双手成祷告的动作，他们被称为捐赠者，但主讲人猜测他们是一些祈祷者形象，因此主讲人猜测中国的“供养人”形象也许也是祈祷者的形象，甚至这些供养人形象并不表现真正出资修建石窟的赞助人的形象。

然后，主讲人赛弗兰教授比较了中国的佛教洞窟与西方的基督教洞窟的共同点与不同点，而主讲人更看重的是两者的不同点。其中不同点包括：信众能否在教堂自由活动，信众在洞窟中的活动痕迹，特别的个体的视点的设计，类型学的形象的运用，文字的运用，当代场景与自然静物的描绘等。而在这些不同点中，最重要的区别是塑像的运用，中国洞窟中有着大型的塑像，而在西方宗教对塑像是排斥的，但是这种排斥也随着时间逐渐消退。主讲人讲到实际上并没有绝对的“东方”与“西方”的概念，这种称呼是出于一种讨论的便利，也是不同视角上的一种对对方的称呼，并不能找到绝对的“东方”与“西方”。最后，赛弗兰教授呼吁应加强对石窟的保护，珍惜石窟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

在讲座结束后，赛弗兰教授与听众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