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怀特故乡塞耳彭
2015-11-24
转载刘华杰新浪博客
在英格兰美丽的乡村塞耳彭（Selborne），两百多年来，人人都知道有个散步者怀特（Gilbert White，1720-1793），日日观察自然，他使塞耳彭越来越出名。怀特是牧师和博物学家（naturalist），最近也被敬奉为生态思想先驱，他把家乡视为“一个复杂的处在变换中的统一生态整体”（环境思想家DonaldWorster语）。怀特所做的大部分事情，称博物，英文写作natural history。艾伦（CharlesGrantAllen, 1848-1899）早就夸奖过他，并发出了号召：“怀特的方法与榜样，对预防流行于现代生活的‘扁平症’，则有莫大的价值。请以怀特的率真、无成见的眼神，去直接观察自然吧，问她问题，让她自己回答，不要拿仓促的答案强加于她。”
田园的魅力更加持久
到英国，我最想去的地方就是怀特的家乡。2010年到英国，只有20几天的时间，前头被邀请方各种“法定”的学习、参观占得满满的，好不容易盼来了最后自由的几天。
下火车，终于踏上怀特曾散步的土地，英格兰乡村美极了。一刹那，大地上似乎传来保守党政治家鲍德温（Stanley Baldwin，1867－1947）的侃侃言论：“To me, England is the country, and the country is England. ... England comes to me through my various senses — through the ear, through the eye and through certain imperishable scents.”（1924）作为自然爱好者，鲍德温与邱吉尔都熟悉乡村生活，对大自然都有惊人的感受力。
怀特家乡有何特别？如今怀特享受何种待遇？确如Richard Mabey(以一部怀特新传获奖)所言，塞耳彭没有什么标志性建筑，街道名也再平常不过，一条并排勉强通得过两辆车的小路就叫high street了。怀特的墓地也并不特别。实际上他的坟头很难找，不起眼地留在教堂的东北角，墓碑高度不足半米，周围有数百坟头比它显眼。这哪像一位世界闻名作家的安眠做派？完全与small farmer一般受冷落？不过，在理解怀特的人看来，怀特早就融入了塞耳彭的每一寸土地，他的灵处处显现。
没想到，身为英国人的Maybey与我同样吃惊于这里田园景象的稳定性：But fortunately the landscape of the parish has changed very little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真的是稳定吗？英国可是经过工业“革命”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们晚了许多，我们相信历史进程的普适性，企盼着上天的补偿，此时正在轰轰烈烈地折腾。塞耳彭离伦敦这么近，中间可曾有巨变，而时间又抹平了一切突变？
我第一次来英国，第一次到塞耳彭，对塞耳彭的一切，竟然感觉到熟悉，不完全因为这与怀特的成名著《塞耳彭博物志》（中译本名为《塞耳彭自然史》）描写的完全一样。两百多年了，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除了天上偶尔滑过的飞机，时空仿佛回溯了两百年。我也真的见到了怀特（腊像），是在他家里，二楼的一个转角小房间中，那里仍然摆放着书、鸟类标本和笔记本。那几天，我住在塞耳彭，白天在四周闲逛，踩在怀特曾经一次又一次踩过的潮湿土地上，希望遍历每一寸泥土，一切的一切，只在于设法感受怀特曾有过的感受。我不信任何教，也参观过许多名人故里和纪念馆，却从来不曾这样虔诚过。
熟悉感的根源，可能更在于内心，在于生存信仰，在于博物情怀。说真的，塞耳彭一行收获颇大，但几乎无法言表。我似乎理解了达尔文、洛厄尔（James Russell Lowell）、巴勒斯（John Burroughs）等人，为何也一定要到塞耳彭来向怀特致敬。我的思想空间，不可能与怀特的完全重合，但此时找到一小部分重合区域，当是不虚的。
在怀特家乡我见识了高大挺拔、树皮光滑的山毛榉，看着常春藤扶芳而上。说真的，以前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欧洲壳斗科植物，但见到它们的一瞬间我就猜到，这一定就是怀特说的那Beech! 还有那遍地的蕨、椴树、橡树、石南、七叶树、白蜡、榛、铁线莲、忍冬，冬日里仍然绿意盎然的Holly（构骨叶冬青）以及在雪地绽放的石蒜科植物snowdrop(大概叫雪花莲吧)。它们就像是我家乡的一草一木，虽然在俺那旮旯，有不少植物根本就不存在（同属的还是有一许多）。在短短的三天中，听着村里唯一的小教堂传来乐耳钟声，尽可能不错过每一条小路，无意间也认识了英格兰4种蕨类植物。在长石田北侧的林中还巧遇了一株Orchis mascula，中文名大约可叫早开紫花兰，已经长出三片叶，叶上有紫点。据怀特留下的“博物家历书”，一种物候记录，snowdrop开花的时间为1月10日和2月5日，前者为最早观察到第一次开花的时间，后者为最晚观察到第一次开花的时间。我“在场”的时间是1月最后几天，见证了什么？怀特所言不假，还是两百多年来大自然异常稳定？其实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如怀特一样，能欣赏那小草，而小草似乎也知道我来也。怀特提到过沃尔墨林地的道路有些阴森：“而博物家却喜欢这里，因为路两旁生长的植物，种类很繁夥，尤可称的是一种奇怪的蕨，这里最多见。”什么蕨呢？实地勘察，发现正是Bracken，即欧洲蕨。中国人常吃的蕨菜从命名上看，正此欧洲蕨的一个变种。当初，如把我们这个种定为原变种，即正种，那么欧洲蕨可能就算咱们这个种的变种了。
终日草木相伴、飞鸟相伴，怀特不会寂寞吧？每个人都有孤独的时候，只是原因不一样，持续时间不同。1767年8月4日，怀特写道：“对博物一道，我自小就着迷，但不幸邻居中，素无因学业之故而用心于此者；无同好以相砥砺，难免身懒而心粗，进步之小，是可想见的。”幸好他与当时的两名知名博物学家相识，那就是本南特和巴林顿，《塞耳彭博物志》就是写给这两人的书信结集。
自然、神学与科学
按现代科学的标准，怀特没做什么，或者做的算不上什么。在粒子物理学家、分子生物学家眼中，《塞耳彭博物志》算什么？根本就不够科学。
可是科学又是什么呢？有了科学又怎么样呢？有些人还“科学地不讲道理”呢。
在流行的话语中，或用我喜欢的词“缺省配置”中，启蒙运动以来，科学取代了宗教。这个宗教是特指的，不包括道教儒教，也不包含佛教伊斯兰教，专指基督教。此一“取代”，是全方位的，原先宗教有啥功能，现在科学就有啥功能。功能中有些是实实在在的，而有些是纯粹意想、人为建构的。
但在怀特那里，科学与宗教尚能和平共处，他还把两者打理得十分兼容。起初，自然科学的确是在基督教的庇护下发展起来的。科学之子成长壮大到如今，竟成了新宗教，且是唯一有份量的宗教，即科学成了真神，如Super Star一曲中所言：“你是唯一的神话，只能爱你！”李约瑟院士曾说过：“我们要千万注意，不要过份强调宗教是‘人民的麻醉剂’这种说法；今天‘科学的麻醉剂’也正在造成同样严重的危害。”（李约瑟，《四海之内: 东方和西方的对话》，劳陇译，北京: 三联书店1987年, 170-171）
在我们这样一个科技的时代、信息的时代，关于人生、关于自然，一切的一切，科学都有发言权，且不自觉地声称唯一有权威。
其实怪异的事情也出现了，事情可能已经走向了反面：科学对于个体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感受大自然的丰饶、壮丽、脆弱，理解大自然的运行状况，几乎没有帮助。不但如此，事实上科学，我们从书本、从媒体宣传中得到的牛皮烘烘的科学，妨碍了普通个体亲身了解大自然、感受大自然的欲望和机会。那被供奉的“科学”，通常不是帮手，而是障碍。
蝴蝶一生怎样变化？查查书吧，科学家早就搞清楚了。校园里的这株树叫什么？管它呢，植物志中一定早就记录了，知识就在那些书里。那植物有拉丁学名，有自己的分科分属分种位置，再进一步，它的染色体个数、化学成份，都有记载。
那的确是知识，但是，它们是公共知识而非个人知识，就好像是别人家的或者国库里的金条，并不是你的我的。金光闪闪，但与你我无关。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对，波兰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的概念，非常有趣，极适合于描写博物，它与个体致知（personal knowing，也叫“亲知”，但中文听起来含义不同）有关。这个表面矛盾的概念却有两种价值，一是突出非标准化，强调个体对世界认知不同进路，二是强调个人独特的感受和理解。在大街上，你认出同事，或者多年不见的同学，依据什么科学特征？能向警察清晰地描述吗？通常不能，但是你清楚地知道，自己不会认错。不同植物学家在野外分辨出水杨梅与龙牙草（同为蔷薇科，叶形相似，生境相同），各有各的高招，很难说他们依据是植物志提供的检索表。提倡科学认知，并非要整齐划一，也并非一定要消灭非科学的方式方法。
到了塞耳彭，虽有着急切的渴望，我仍然克制自己，“没敢”贸然直接访问怀特的宅子威克斯，而是在附近住下，然后到附近野地里观察、散步。
第二天，洗漱完毕，整了整衣襟，我才到离住所不到150米远的怀特家，由东向西穿过宅子，进入怀特的大花园。眼前是大草地，远处横着“垂林”，园内怀特描述过的橡树还健在。苹果树、梨树上挂满了“鸟窝”，近距离瞧，才确认那只是与鸟有关的寄生植物：白果槲寄生。怀特书中描写最多的就是鸟，怀特家乡到处都是鸟，而槲寄生的繁殖离不开鸟的帮助。
怀特从牛津毕业后，一直生活在这里，以它为中心，对周围大自然中人们视而不见的现象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扫描，他娓娓动听，或不厌其烦地讲述细节。《塞耳彭博物志》以通信体写下了他的观察结果。这本书一印再印，多种材料称，它成了英语世界重印频率第四的图书。第一的，肯定是《圣经》了，第二、第三是谁，我不知道。
从剑桥到牛津，以至全世界
怀特并非完全创新，怀特的博物之路上，之前的名人雷（John Ray，1627－1705）堪称英国博物学之父。怀特毕业于牛津大学，雷则毕业于剑桥大学，两校是英国最古老的教会学校。在这两校中，可以想像，神学研究是绝对主流。
雷与牛顿曾在剑桥大学一个学院读书，并稍长于牛顿。雷的伟大不同于牛顿的伟大。在常人眼里，牛顿的贡献和名气要大得多。换种眼光，可能会有另外的结论。雷多才多艺并有敬畏之情，把上帝的两部书——圣经和大自然——有机地结合起来，描述、分类动物、动物不在话下，著有影响巨大的自然神学作品《上帝创世中的智慧》。
怀特的《塞耳彭博物志》经常引用老前辈雷的话，他们同属牧师－博物学家的行列。这种组合绝非偶然，博物学与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形影不离，在花草、溪流背后，他们还实实在在感到了一种超越性的存在。自此，在英伦，博物情怀和博物写作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到维多利亚时代，达到了顶峰。
自然神学背景下的自然探索，与如今功利性的自然科学研究，有着根本性的差别。前者有内在自足的推动力，神在我心中，通过研究发现、解释、颂扬神的伟力、圣工表征着个体修炼的圆满；后者的推力却是外在的，一切要靠买家支付货币的多少而兑现价值。前者认定这世界是精致、完美的，无须也不能随便改造，而后者的出发点就是对现实不满，“人定胜天”自然也就不是空穴来风。
雷去世后两年，即1707年，世界上同时诞生了两位超级博物学大师，一个是瑞典的林奈（Carl Linnaeus），一个是法国的布封（Georges Louis Leclerc Comte de Buffon）。说起来，还真有点怪异。在数理科学界，也有神秘的伟人接续：伽利略1642去世，牛顿1642年（按旧历算）出生。
到了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席卷大地，我们从哲学家、教育家卢梭（1712－1778）那里，仍能看到博物学散步。卢梭声称植物学最适合他的口味，如不是阴差阳错，他本人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植物学家。卢梭留给后世的优秀植物学作品《植物学通信》在2011年终于有了第一个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中国那么多研究卢梭的专家，为何长时间看不到卢梭的博物学？《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生动地反映了博物学支撑了晚年的卢梭。观察植物与卢梭的自然观、教育观有着显然的联系。更不用说卢梭对植物的酷爱，直接影响了另一个大人物歌德，并使歌德在年轻时就细心研究植物，还以诗歌体写出了植物学名著《植物的变形》。
这卢梭和歌德，可是平时人们所说的卢梭和歌德，没错，正是他们。他们是优秀的博物学家，而我们的学者有意识地忽略、不传播这一侧面。
绅士的职业与中国的中产阶级
在十九世纪，博物学是绅士可以从事的少有的几种职业之一。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笔下的皮克威克先生及其门徒，就是一些博物学家，只是在小说家的笔下，他们显得有点游手好闲。达尔文当年可选择的正当职业是医生、牧师，还有博物学。前两者是家长极力推荐的，后者也勉强可接受。达尔文不喜欢学医，也不想当神父，最终以博物“民科”的身份，准确说是“陪聊”（船长需要一位阶级身份对等的人在船上陪他一起吃饭、聊天）的角色，上了皇家海军的考察船。若干年后，下船时，达尔文已经是全世界最优秀博物学家、生物学家了。
达尔文曾发现了蚯蚓对土壤的积极改造，这算是不小的一个生态学成就。不过，也有好事者指出，达尔文明显“剽窃”了怀特对蚯蚓的观察记录。比起达尔文自然选择进化论这一博物学成就，蚯蚓钻土的事情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即使进化论，另一位伟大的博物学家华莱士也有优先权，只是华莱士表现出了绅士风度，从没有与达尔文争锋的心思。
有趣的是，华莱士是穷人家孩子，并非绅士。而博物学家中，不绅士的也大有人在，有的干尽坏事。绅士与博物学并列，看来并不是必然的，而是偶适的。
博物学曾经为自然科学，特别是其中的生物学和地质学，立下汗马功劳，但那都是“过去式”了，当今科学界其实是很忌讳总提起这段历史的。
在20世纪，博物学走向了衰落。科学工作者以嘲笑博物学式的观察、探究为荣。
科学家抛弃了博物学，是坏事也是好事。
博物学终于有机会回归中产阶段的生活世界！进入小康时代的中国，诞生了一批中产阶级，这一群体必将重新发现博物学的魅力。
今天我们倡导博物学、修炼博物学，动机是要恢复每个人与他周围自然世界本来应有的一种亲密关系。它与科学有关，但千万别把它说成是科学！
我们走向田野，俯身察看一片点地梅，一株蒲公英，一簇小根蒜，心情是复杂的、多样的，有功利性的考虑，也有超越性的考虑。在博物实践中，也许总会出现自然神学般的一刹那，让我们感受自然整体的神奇、欣赏进化的绵长和波澜壮阔、赞叹存在之链的完美，进而令自己谦卑、感恩和敬畏。即使没有这般感觉，只从功利角度算计得失，也未尝不可。博物学生存，通常利已而不害人，这还不够吗？
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5ea87901017ns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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