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立元：反思西方泛文化理论的影响 2023-11-29

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西方的文化研究思潮被广泛引介进来，对当代中国文艺学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如拓展了理论视野，丰富了研究方法，开掘出若干新的学术生长点，建构了一些有创新性的研究思路等，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文艺理论体系多有启示。同时，它也产生了一些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模糊了文学研究的边界，变成了一种泛文化理论。

　　文化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由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学批评起始，逐渐波及欧美其他地区，80年代以后在美国获得了异常快速的发展，并逐步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合流，扩张到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心理学、法学、语言学、传播学、美学、经济学等绝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其研究课题则扩大到全球化、权力话语、大众文化、女性主义、身份认同、阶级、性别、种族、时尚、追星、互联网等，变身为跨学科的、无所不包的“巨无霸”学科。而且，文化研究的中心词“文化”的含义已经突破了审美、艺术乃至人文的界限，进入人们的世俗生活领域，尤其是新媒体和消费文化领域。

　　文化研究这种攻城略地式地超常扩展，带来了一系列弊端和问题。

　　首先，文化研究已经远离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造成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文学缺位，成为不着边际的泛文化理论，就连总体上支持文化研究的美国著名批评家乔纳森·卡勒也不得不承认，文化理论“就‘学科’而言，其实极少是文学理论”，“很多其他理论家的理论著作都根本不是在研究文学，最多不过是稍微牵涉到一点文学而已”。这样，由文学批评起步的文化研究，就远离文学和文本，远离文学实践，远离真正的文学批评，最终在理论上陷入自足自娱的尴尬境地。

　　其次，文化研究使传统的精英和经典文化渐趋边缘化，而大众文化则成为文化研究的主流。如美国学者本·阿格尔就将文化研究等同于大众文化研究，甚至说，“文化研究是人们为了使他们对大众文化的迷恋合法化而常常使用的技术术语，文化研究给予他们一定的学术权威”。与此相反，经典和精英文化却渐渐淡出文化研究的视野，在美国许多大学甚至被逐出文学教育的课堂。

　　再次，文化研究虽然涉猎范围越来越广，但其聚焦点和落脚点却是政治、政治学。不过，它所关注的政治已经脱离政治的本来含义，日益异化和泛化，正如伊格尔顿所指出，文化研究所说的政治已经堕落为色情和性欲的所谓“政治”，成为对资本主义现实无关痛痒的装饰品。

　　正是这些问题，导致文化研究在90年代后很快走向衰落。如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一书开篇所说，“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消失”。纵观西方文化研究思潮之起落，彰显出当代西方文论不断滋长的现实危机，这就是：随着文化研究的无止境扩张，文学研究的地盘日益缩小、经典日益淡出、理论日益衰落，甚至在美国，大学文学系都难以生存下去了。这种现状是值得深刻反思的。

　　文化研究进入中国有一个时间差。在西方文化研究走向衰微之际，我国则开始全面引介文化研究的理论主张，并尝试应用于解释中国当代文艺理论面临的种种实践和理论问题。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也带来了负面影响，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文学审美特质和文艺学边界问题产生质疑。在文化研究思潮的冲击下，文艺学界开展了相当规模的对“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讨论。有学者认为，由于电子媒质引起的传播革命导致文学艺术与审美化的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逐渐泯灭，一大批原先处于边缘地带的大众文化，包括种种泛审美化样式的影视文学、网络文学、图像、传媒、流行歌曲（歌词）乃至广告词纷纷进入文学的中心区域，而MTV、KTV、电视连续剧、网络游戏、时装、美容、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等文化产品和场所也都进入“艺术”的圈子，这就造成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模糊和消泯，导致文学边界的移动、越界和扩张，甚至“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和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了。这里，他们质疑的文学“边界”，实际上就是学界关于文学的审美本质的主流观念。他们认为，当代文艺学的危机，不是疏离文学现实的变化发展，而是跟不上文学边界的无限扩展，跟不上文学研究对象的泛文化扩张。由此出发，他们力图改变当前文艺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基本问题、基本理路和基本格局。文学的边界既然扩大到整个大众文化和种种非文学的文化产品，文艺学的研究对象和边界也就要相应大扩展，于是他们提出文艺学研究“文化研究转向”的主张，并以此作为改造文艺学的主要武器和方法，似乎文艺学一旦借鉴西方文化研究理论，将研究范围转化、扩大为文化研究，就能克服危机、摆脱困境。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条路走不通，反而加剧了文艺学和文学研究自身的身份危机和思想混乱，文艺学的学科性质到底是什么，它到底应该研究什么、应该怎样研究，一时间居然成了问题。虽然这种主张在文艺学界没有形成主流意见，而且提出者后来观点也有所修正，但足可见文化研究在中国文艺学界曾经产生过一定的消极影响。

　　二是对大众文化、通俗文学无条件地褒扬和推波助澜，而对高雅文化、严肃文学和文学经典则相对冷落，甚至不同程度有所贬低。在当代美国，对待文学经典的态度——维护还是反对——是区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试金石。布鲁姆称文化研究鼓吹者为“憎恨学派”，即憎恨经典的学派，指责“他们希望为了实行他们所谓的（并不存在的）社会变革而颠覆现存的经典”，甚至不惜“摧毁经典”。面对大学的经典研究被文化研究挤压的现状，他痛心却无奈地说，“对西方文学的研究仍然会继续，但只会如今日的古典学系的规模。今日所谓的‘英语系’将会更名为‘文化研究系’，在这里，《蝙蝠侠》漫画、摩门教主题公园、电视、电影以及摇滚乐将会取代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华兹华斯以及华莱士·斯蒂文斯。”在中国，并没有出现憎恨经典的学派，中文系、外文系也没有变成文化研究系，但是这种消极倾向是客观存在的：一方面，对大众文化、通俗文学中某些不健康的东西缺少警惕和批判，有的甚至对“三俗”（庸俗、低俗、媚俗）作品大加赞扬，这种现象并不鲜见，少数文学批评在此丧失了正义感和良心。另一方面，对一些经典作家和作品则打着“重新阐述和评价”的幌子有意无意地加以贬抑。比如近年有人抓住某些似是而非的所谓历史“材料”，对鲁迅“弃医从文”的重大思想转变，做出否定性、甚至颠覆性的批评，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不是忽视、轻视大众文化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我国大众文化、通俗文学迅猛发展成为历史的必然，也是亿万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必需。文艺学不应该回避这种新的文学、文化现实，而应当大力加强对大众文化、通俗文学（包括网络文学）的研究，对其给予正确的引导，使之获得健康向上、富有生气的发展，向着高雅文化、严肃文学的方向提升。同时，对中外文学经典仍然要从时代、现实出发，加大研究力度，给予富有时代气息和新意的阐释，使经典在人民的文化生活中获得历久不衰的生命力。

　　这正是我们从西方文化研究在中国的消极影响中得到的积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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