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艺理论家朱立元参与了几乎所有重要文艺理论问题的探讨和争论，是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参与者，为中国文学理论走向 现代性作出了较大贡献；他较早开始进行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美学的研究，对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体系作了有益的探索；他在西方美学与文论的研究方面， 作出了较大成绩；在美学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提出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对实践美学有所推进。

　　对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现状的基本估计

　　熊元义：近30多年来，中国当代文论取得了很大成就。如何充分认识中国当代文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恐怕很难一致。文艺理论家 尤其是文艺批评史家如果准确地把握和公正地评价一位文艺理论家的理论成就，就不能仅看他在社会中的位置，而是主要看他在文艺批评这一有秩序的进程中的位 置。这就是说，文艺理论家尤其是文艺批评史家如果准确地把握和公正地评价一位文艺理论家的理论成就，就既要看到文艺理论家的文艺理论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 也要看到这种文艺理论在文艺批评发展史中的环节作用，并将这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近10年前，您曾带领一个学术团队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现状进 行了调研。您是如何认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论发展的？

　　朱立元：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界在总结、反思过去的历史经验，继承百年来逐步形成的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基础上，思想解放，视野宏阔，开拓创新，取 得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重大成果，用“收获巨大，成就辉煌”来概括毫不为过。文艺理论的这种大发展主要表现在文学观念冲破旧有束缚、张扬人文精神，在自律与 他律的辩证统一中探索和把握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本质，并在此基础上促使文学理论走向多元和成熟；文学研究方法也在借鉴中外文论和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基础上 取得突破和创新，有力推动了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反过来又促进了新时期文学观念的拓展和更新。这一时期文艺理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所达到的理论水 平，是此前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超越了20世纪前半期的几十年。对此应当给予足够的估计和充分的肯定。

　　同时，也应当清醒地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论存在着虽属局部却严重的问题和危机，它主要不在话语系统内部，不在于有的学者所说的“失 语”，而在于同文艺发展的现实语境的疏离或脱节，即在某种程度上与文艺发展现实不相适应：一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新现实、新思潮、新特点有所疏离；二是 对世界文学发展的新现实、新思潮、新特点有所隔膜；三是对信息、图像时代的大众传媒文艺、网络文学等新鲜的文学形态和体制，关注不够，研究相对薄弱，近年 虽有改进，但还不尽如人意。

　　中国当代文论的建设，应当从这样一个现状出发，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引下，弘扬已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追求理论创新的进取精神，正视上述种种问题，努力解决和克服之。相信中国文论一定能在不久的将来开创出新局面，攀上新高峰。

　　中国当代文论与中、西文论传统

　　熊元义：中国当代文论的发展主要是总结中国当代文艺创作实践和反映民族、时代对文艺的本质诉求。但是，中国当代文论在发展中不可避免地要汲取中国古典文论和西方文论的有益养料。

　　朱立元：的确，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如何处理与中国古典文论、西方文论的关系问题，一直困扰着文艺理论界，而且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和争论。这个问题既包含着对百年来中国文论发展道路的评价问题，即基本走的是“西方化”道路，还是仍然走在自身传统的道路上？也包含着中国文论如何继承自 身传统、保持民族特色的问题，而这中间又有一个如何认识和继承中国文论传统的问题。这几个问题纠结在一起，不能彼此割裂。

　　熊元义：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提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这一口号是很不错的，不仅有助于克服当代文艺批评的失语症，而且促进了民族文化发展的文 化自觉。但是，不少文艺理论家却停留在书斋里构想这种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颠倒了文艺理论产生的源流关系。因而，近十几年来，这些文艺理论家在中国古 代文论的现代转型上几无进展。

　　朱立元：我首先谈谈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问题。20世纪90年代文艺理论界曾经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等热点问题展开讨论。这个讨论 既涉及对中国文论传统的看法，也涉及现代文论是否“全盘西化”的问题。在当时有不少学者看来，中国文论传统就是指从先秦到19世纪的古代文论，于是，所谓 依托中国文论传统建设面向新世纪的文学理论，就等于是以中国古代文论为母体。这种把古代和现代截然分割开来的线性思考模式，本身就缺乏动态生成的考量，无 助于说明文学理论传统的真实构成。于是，我提出以动态眼光看待中国文论传统的看法，认为现今放在我们面前的中国文化、文论传统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是 19世纪前的古代文化、文论传统；一个是近百年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逐步形成的现当代文化、文论新传统。我们不能只看到前一个传统，而无视或轻视后一 个传统，更不能认为后一个传统“完全是西化的、跟着西方文论亦步亦趋的”，“完全是反传统或与传统整体断裂的”。我们无法否认，我们所处的直接传统确实 是、也只能是20世纪以来现当代文论的新传统。任何时代的任何人无不处在一个直接传统的包围和影响之中，不管他们是否承认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认为，上 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主张是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应当看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并不是当代才出现或者开始的。如果从现代解释学角度看，我们 目前所立足于其上的现当代文论新传统，并非一个已完成、定型的东西，而是一个中国古代文论不断进行现代转换的动态过程，这种转换已进行了一个多世纪，至今 尚未完成，还将继续下去。简言之，这是一个百年来不断进行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同时进行着与西方思想文化、文论的接触、对话、交流、冲突和逐步的融合。正 是在古今转换、中西融通的错综曲折的历史进程中，才逐步建构和形成了现当代文论的新传统。

　　因此，当我们谈论继承发扬中国文化、文论传统的时候，应该首先立足于现当代文论新传统的基础上，从当代文论建设的现实语境和需要出发，对古代文论中有生命力的东西加以改造、吸收和融化。

　　虽然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一直在进行着，但是，这种转换必须是自觉的、有意识的，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才可以健康、有效地展开。中国古代 文论的传统是极其深厚、广博和丰富多彩的，但它毕竟是过去时代的产物，它的许多概念、范畴、话语、价值取向、审美趣味、艺术尺度等不一定能直接、简单地套 用到当代文论的话语系统上，未必能直接应用于当代文论的建构、建设中。然而，古代文论中确实有许多有生命力的东西、在精神上富有现实启示性的、有永久价值 的东西，对于我们古为今用、推进当代文论建设大有裨益。诚如冯友兰所致力做的：“就是把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有永久价值的东西阐发出来，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 养料，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来源”。同样，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中有永久价值的东西阐发出来，作为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养料，作为当代文论发展的一个来 源。这方面，我国文艺理论和古代文论、批评研究者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当然，还需要继续坚持开展研究，努力使当代文论的创新建构同古代 文论中有生命力、有永久价值的东西的新阐发实现无缝对接、有机结合。

　　熊元义：您认为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论不断进行着现代转换，至今尚未完成，还将继续下去。这是一个百年来不断进行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同时 进行着与西方思想文化、文论的接触、对话、交流、冲突和逐步的融合。这种动态眼光的确比那些中国古代文论中断论高明。但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 提出毕竟反映了文艺理论家在模仿学习西方近现代文论后的回归。您认为中国当代文论的发展如何把握与西方文论的关系。

　　朱立元：对于这个问题，一直以来文艺理论界有不同看法。其中最为激进的观点认为“文革”以后的中国当代文论走的是一条“全盘西化”的道路，体现 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现代性西学东渐运动”，即文论界带着“现代性的焦虑”和“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动机，“虔诚地拜倒”在各种新奇的西方现代文论面前，“毫 无保留地汲取西方现代文论的观念和方法”，“毫无保留地学习、引进并运用西方现代文论话语体系”，“争先恐后地涌向西方现代文论，几乎到了不汲取一些西方 现代文论的概念、术语和分析方法便无法在文论论坛上取得话语权的地步”，这就导致中国当代文论的“自我失落”。这个“全盘西化”论是对中国当代文论的全盘 否定，其片面性显而易见。更令人吃惊的是，有的论者竟然将中国文论的“全盘西化”从新时期追溯到百年前，认为这个“西化”贯穿于20世纪中国追求现代化的 整个过程中，换言之，一个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历程总体上竟然是“全盘西化”的过程。这就距离历史事实实在太远了！距离中国现当代文论新传统形成的实际历史 过程确实是不可以道里计了！

　　事实是，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走过的百年历程，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汲取、融合中国古代文论理论资源并进行现代转换的历程，是不断借鉴和 吸收西方文艺理论(包括现当代西方文论)、并与中国文论传统相融合的历程，也是伴随着民族命运的沉浮而艰难探索、曲折前进的历程。经过百年的发展、革新、 积累、创造，中国文学、文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不同于19世纪末之前可概括为“古代文论”传统的一个现代新传统；同时，这个新传统也与它所 借鉴、吸收的西方古今文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对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的双重超越和综合创构。这个现代新传统，尤其在新时期以来的 30多年获得了多元的、全方位的大发展，它的既异于古典传统、又异于西方文论之“新”，也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可以说，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所取得的诸多 成果本身就构成了当代中国文论新传统的主要构架。我们只要拿韦勒克、沃伦1949年撰写的《文学理论》(此后西方几乎没有出过同类教材、著作)同新中国 60多年出的大批文学理论教材、著作、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新出的同类教材、著作(不论它们成就高低、成熟与否)相比，就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我们虽 然可以从中看到西方文论的某些影响，却无法找到“全盘西化”的明显痕迹。这是对“全盘西化”论的有力反驳。尽管中国文论在百年历程中走过一些弯路，在要不 要“全盘西化”上有过争论和反复，尽管这一新传统本身也还需要进一步地丰富和完善，但指认当代中国文论“全盘西化”无论如何是站不住脚的。对此，我想有三 点必须分辨清楚：

　　第一、我们应当如实地把20世纪构建上述现代文论新传统的过程看成整个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这一大系统工程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不能 离开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孤立地看待中国现代文论的现代性诉求及其历史建构，不应该将它从这个大系统中割裂出来。而上述“全盘西化”论者不仅把现代文 论、而且把整个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也看成是“全盘西化”的过程，这显然是不对的。实际上，中国现代文论构建过程的社会背景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 设的实践日益结合、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从理想追求一步步走向现实实施的过程。这个历史事实也就是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建构、发展的大背景，后者是前者的一个 有机组成部分。“全盘西化”论把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简单地等同于“西化”，即所谓“照搬西方现代化”，进而把属于这一大系统的中国文论的现代化(即现代 转换)也说成是“全盘西化”的过程，这显然既把20世纪构建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的过程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割裂了出来，又遮蔽了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建 构的历史真相和全部复杂性。

　　第二、20世纪中国文论构建现代文论新传统本身也是一大系统工程，其中包括多种因素的交叉、渗透、互动、互补，其复杂性不应当低估，学习、借鉴 西方现代文论仅仅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而不是全部，更不是惟一。“全盘西化”论者的思维方式是单一线性的，是片面化、简单化的。实际上，中国文论新传统的 现代建构决不只是同西方现代文论发生关系，还同时与中国古代文论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与扎根、萌芽、生长在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沃土中的中国新文学 的演进历程息息相关。如果把中国现代文论的发展仅仅归因于西方文论，显然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

　　第三、把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建构历程说成是“毫无保留地学习、引进并运用西方现代文论话语体系”的过程，也是极其片面的。百年中国文论的演进 历史充分证明，我们借鉴、运用西方现代文论，从来都是下面这两种情况：一是从我们现有的期待视野出发有选择地进行的；二是学习、借鉴的主流并不是不加区分 地模仿、毫无保留地照搬，而是中西互补、互动、互渗、互相对话交流，把这样一种双向互动简单化为单向照搬的“全盘西化”是根本说不通的。

　　当然，毋庸讳言，在中国当代文论的建设过程中，局部的或者部分学者盲目崇拜、无批判地吸收、乃至生搬硬套西方文论的情况也时有出现，但这决不是主流和全局，不应当以偏概全。这从近20多年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双重影响看得很清楚。

　　中国当代文论与西方后现代文论思潮

　　熊元义：您对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发展的把握是辩证的。一些文艺理论家思维简单，看不到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发展的复杂过程。从总体上说，中国现当代文 论没有和中国古代文论断裂。但是，不可否认，的确有些文艺理论家是“全盘西化”的。任何笼统的结论都是不切实际的。您如何看待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对中 国现当代文论的发展的影响？

　　朱立元：在中国当代文论发展中，绝对绕不过去的就是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的接受和所受到的影响。这几年，我收集和阅读了许多相关材料，认识 到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思潮的接受，是一个既为中国文艺学的重大转型寻找新思路、又在学理资源和价值目标之间存在若干偏离的复杂的知识 社会学现象。应当承认，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进入中国20多年以来，确确实实对中国当代文论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双重的，既有积极方面，也 有消极方面。

　　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本身所蕴涵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方法，正从多个方面潜移默化地影响、改变着国内文论界的运思方式，积极转化为本土 文论发展的一大资源，它事实上确已有效地介入和参与到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创新建构中，并取得了若干重要的实绩。这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后现代主义文 论的批判性、反思性鲜明特征有助于启迪中国当代文论的不断自我反思、自我总结和自我超越；第二、助推中国当代文论面向世界，以开放的姿态走向多元化；第 三、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形成有力冲击，有助于中国文艺理论界突破和改变长期以来习惯的二元对立、特别是主客二分以及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第四、后现代“文 学终结论”引发的争论，对当代文学理论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深入研讨起了推进作用；第五、后现代生态批评对中国文论的建设性影响。这种积极影响之所以能够发 生，不仅仅由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中确有可供我们借鉴的合理因素，而且更决定于作为接受者的中国文艺理论家能够以敏锐的眼光、宽广的胸怀、本土化的态度， 紧密结合中国语境和中国问题，对它进行批判性的审视、改造和吸收，使之融入中国文艺学的创新建构过程之中。

　　同时，我们对后现代主义文论在中国产生的消极影响也不可低估，必须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批判。这种消极影响也表现为五个方面：第一、它对宏大叙事的 彻底否定将导致消解文艺学、美学的唯物史观根基，因而是有害的，行不通的；第二、其反本质主义思想被过度解读和利用，容易落入彻底消解本质的陷阱；第三、 它对非理性主义的强化，诱发了国内文艺与文论某种感官主义、实用主义消极倾向和某些偏离、游离、甚至背离审美文化精神的弊端；第四、它具有反人道主义、人 本主义的倾向，不利于文艺创作和理论坚持以人为本的底线；第五、它“反对阐释”，意味着从价值中立走向价值虚无。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进行有 说服力的批判，以消除其负面影响。

　　而后现代主义反本质主义思想是在中国当代文论的发展中同时发生积极和消极影响、双重影响交织互动的典型例证之一。可以说，一直延至今天的本质主 义与反本质主义的学术论争构成了新世纪文艺理论界一个重要事件。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本质主义长期以来成为多数学者(包括本人)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其突 出标志表现是，认为文学理论的主要任务是寻求文学固定不变的一元本质和定义，在此基础上展开其他一系列文学基本问题的论述。这种思维方式把文学的本质简单 化、单一化、固定化、现成化、机械化，对于文学理论的创新建构无疑是不利的。而后现代反本质主义则质疑文学是否存在单一、固定的普遍本质，进而质疑文学本 质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其合理性在于主张将本质问题语境化、历史化、相对化、多元化。近年来，我国一部分学者在编写文学理论的教材和论著时，有意识地尝 试打破过去习惯的本质主义思路，倡导文学的建构主义思考方式，分别采取“关系主义”、“历史化与地方化”、“本土主义”等消解本质主义的编写思路和策略， 取得了新的进展和实绩，充分显示了后现代主义文论的积极影响。然而，后现代反本质主义思想的消极影响在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中同样表现得很明显，其突出的表现 是，将事物的生成性、过程性推到极端，从而根本上消解了本质范畴和对本质认识的可能性，换言之，将本质等同于本质主义，将反本质主义等同于反本质；在文学 理论上，就是将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误解为根本否定和取消对文学本质的任何思考和探讨。比如文学本质“悬置”论就基于文学的本质一直在变动中无法把握和探讨 的认识。再如新世纪前期关于文学和文艺学边界问题的讨论，也起因于对文学的动态本质(边界)能不能确定和认识的分歧。有的学者过分夸大了近20年来“日常 生活审美化”造成的文学与其他种种文化现象之间界限的日趋模糊乃至泯灭，也就是认为文学的审美边界(本质)已经消解了。我认为，这是后现代反本质主义思想 被过“度”解读，而不知不觉走入了彻底消解本质的陷阱。从历史实际看，无论中外，“文学”这个词(概念)的现代意义都是19世纪以后才逐步建构、确立起来 的。比如中国古代有诗、文、赋、词、曲、小说、戏曲等等文体，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逐步被以审美为共同特质的“文学”概念统摄为一个整体。这个概念用 审美来概括中国2000多年的各体文学的共同本质是合适、有效的；同时，到了今天信息时代、网络时代，虽然文学的具体形态、体裁有许多新变，但是，审美这 个“质”的规定性至今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仍然是相对稳定和有效的。从历史语境和建构论角度看，文学这一层面的本质应当是可以研究和言说的。这并不等于本质 主义是显而易见的。

　　熊元义：不过，我们看到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对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影响恐怕消极面大于积极面。正如多元化，的确有利于边缘的新生的弱小的文艺 崛起，但却不利于文艺方向的形成，不利于经典的脱颖而出，不利于嫩芽成长为参天大树。我们在研究中国悲剧时看到，中国悲剧在近现代经历了一个否定到回归的 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却是反复出现的。这是不利于中国当代文论飞跃发展的。您强调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在借鉴、接受外来理论思潮时的识别力、思考力和消化力 是重要的。

　　朱立元：有少数学者在回顾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传播、影响时批评国内学界对后现代主义采取了一哄而上、盲目崇拜、生搬硬套、全盘接受的态度，并把后 现代主义文论看成当代中国文论“全盘西化”的典型表现。但这个批评却不符合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在借鉴、接受外来理论思潮时的识别 力、思考力和消化力。事实是，近20多年来，后现代主义文论在中国的接受、传播和影响，始终是在借鉴、吸收和拒绝、批判的矛盾博弈中发生、发展的，在总体 上是健康的。后现代主义从一开始进入中国，就同时遭遇积极引进和警惕抵制两种不同的声音，但是这两种声音并没有处于截然对立的状态，而往往是在积极引进中 有警惕和批判，而警惕、批判并没有拒绝和阻碍积极引进的进程。在这个矛盾博弈的过程中，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接受后现代主义文论中居于主流地位的是一批很 有学术胸怀、气度和宽阔眼光、视野的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对于当时走红全球的后现代主义文论的态度始终是非常理性、冷静和辩证的。一方面，他们自己组织或支 持积极引进后现代主义文论，另一方面，在引进中又始终保持清醒的反思意识和辩证的理性批判。

　　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的关系

　　熊元义：解决文艺批评的理论分歧是当代文艺理论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文艺批评分歧究其实质是理论分歧。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很少有人意识到中 国当代文艺批评分歧从根本上说是理论分歧，更不用说从理论上解决这种文艺批评分歧。其实，当代文艺批评的深化有赖于当代文艺批评的理论分歧的解决。近些年 来，有些文艺理论家在深入反思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发展的基础上集中思考了文艺批评与文艺理论的关系，认为文艺批评家如果不能从理论上把握整个历史运动，就 不可能准确把握文艺发展方向，就会为现象所左右，从而丧失文艺批评的锋芒。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史上，一些深层次的理论分歧严重地制约着文艺批评的长足发 展。文艺理论家只有敢于直面这些文艺批评的理论分歧并努力解决它，才能有力推动当代文艺批评的深化和文艺理论的发展。

　　朱立元：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有密切的关系，但属于不同的范畴。总的说来，文学理论是对古今中外文学现象、思潮、流派和文学历史发展的理论概括和 某些带有普遍性、规律性东西的揭示；而文学批评则是对具体的文学现象、作品、流派思潮等等，进行独立的解读、分析、阐释和评论(包括价值评判)。一般说 来，文学理论应当成为进行具体的文学批评的理论指导。从中外文学批评史来看，大凡优秀的、有影响的批评家无不有自己比较自觉的文学理论主张，有的还有比较 系统的文学理论思想。中国当代涌现了一批优秀的文学批评家，据我观察，他们也大都有自己明确的文学理论主张，从他们的文学批评论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其背 后有着一定的文学理论在指导。当然，反过来，大量文学批评的实践和经验也为文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创新建构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文学理论要发展、要创 新，离不开广大文学批评家创造性的辛勤劳动。

　　不过，关于文学理论与文艺批评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在文艺学(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间，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中介环节，即文学批评理论。我所谓 的文学批评理论，是指以某种哲学、文学、美学等理论、理念、观点为背景和基础，对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文学现象、思潮等所作的概括性评论和阐述，它对文学与政 治的关系、文学的人学基础、文学主体性和主体间性、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关系、文学与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关系、古代文论的现 代转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文学的特殊形式、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修辞特征等等有关文学的基础理论问题不作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它虽然贴近具体 的文学批评，但有所不同，它有一定的批评理念、观点和方法，力图指导、调控、约束具体的批评，并以具体的批评作为其理论思考的例证或应用。因而它是介于文 艺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具体文学批评之间的一种批评理论形态。比如，城市文学批评、乡土文学批评、社会历史批评、审美批评、文化批评、类型文学批评、网络文学 批评等等，再如借鉴自西方文学批评的女性主义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批评、文本批评、叙事学批评、生态批评等等。这些批评理论与文学基础 理论显然不同，但是又与具体的文学批评不一样，它尚未进入具体批评的操作层面。据此来考察当代中国文论与批评的关系，我们发现，不但基础理论与文学现实有 所脱节，而且，在文学基础理论与批评理论之间也存在某种脱节。虽然这些文学批评理论在实践中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其关注不断变化发展中的当代文学新现 象、新思潮、新趋势、新问题却是值得肯定和赞许的。相比之下，这一方面我们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是比较薄弱的，我们对不断发展着的文学现状关注不够、了解不 多，存在隔膜，我们甚至对上述种种批评理论也不太重视、不太关心。所以会出现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理论的双线平行发展而互相交流、沟通不多的现 象。这种基础理论研究与批评理论的隔膜，从一个侧面表明，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没有能够对文学批评理论发挥应有的指导和影响。其结果，就使文艺学基础理论研 究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出现双重疏离，不但使许多作家，而且使许多批评家(包括批评理论家)对文艺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不感兴趣、不闻不问，这就造成文艺学圈 子和影响的萎缩。其实，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理论本不应该隔离，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理应关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文学现象的文学批评现状，理应直接 参与文学批评理论的建设，并不断从发展中的批评理论汲取营养，提炼、上升到基础理论的高度；而文学批评理论也应该站得高一点，应该在一定的基础理论指导下 开展文学批评，并努力从批评实践中提炼、概括出有深厚文学创作实践基础的批评理论。

　　熊元义：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的深层关系不仅是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恐怕更应是美学研究的对象。文艺批评接受文艺作品的过程，就是一个审美的过程。而从理论上解决文艺批评分歧，则是文艺理论与美学都要总结的。您认为文艺理论如何从美学中得到支撑？

　　朱立元：文学理论与美学从大的方面说，是两门归属不同的学科：美学属于哲学的分支学科，具有哲学属性和品格，文学理论(文艺学)则相对独立，不 属于哲学学科；美学以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审美活动为研究对象，范围极为广泛，也包括作为审美现象的文学艺术在内，而文学理论则以古今中外的文学现象、思 潮、流派和文学历史发展为研究对象，范围十分确定，但就审美角度而言，文学理论比美学的范围显然要小得多；不过，文学理论所研究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却并不 在美学研究的视野内。

　　但是，文学理论与美学还是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两者在许多方面是交叉重叠的。比如，审美性是文学的本质特征之一，文学理论必须对文学作深入、系统 的美学研究，否则文学理论将失去其基本的理论支撑。而美学研究也不是纯粹审美的，审美价值的研究有着社会、历史、伦理等等的维度，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评 论拉萨尔的历史剧《济金根》时就提出了文学理论批评的“最高”标准，即美学和历史相统一的标准。这就告诉我们，文学理论与美学在许多方面是紧密联系，不可 分割的。文学理论(包括文学批评理论)如果在对当今信息时代、网络时代文学审美的新现象、新现状、新品种、新特征、新发展给予密切的关注、贴近的观察、切 身的体验、深入的思考和创新的研究，不仅能够充实、丰富文学理论，克服文学理论与现实有所疏离的缺陷，而且，对于美学理论的建设、创新也大有裨益，能促进 美学理论更加贴近无比丰富多彩的大众的现实审美活动，增强美学的时代感和现实感。可惜，目前我们的文学和美学理论在这方面都还做得很不够，都值得认真反思 和总结。这需要我们文艺理论界和美学界共同努力，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文学和审美的新现实，携手打造文艺学和美学齐头并进、互促互动、比翼双飞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