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不死：无批判姿态、无愤怒情绪的游戏重写
2019-09-21
1.娱乐治人
1999年，我们去美国做学者访问时，去了著名的娱乐之城拉斯维加斯。夜晚的拉斯维加斯灯火通明，金字塔、埃菲尔铁塔、奇形怪状的建筑林立，自由女神、狮身人面、歌星、老虎机、广告牌同高，娱乐在这里跨越了国界、跨越了民族、跨越了时空、跨越一切，任何人掉进这片耀眼的金光灿烂之中即刻就被熔化了。我第一次的感受到“娱乐”的强大，强大到你还没有意识你就不存在了。第二天上午，我们以旅游者的心态上街逛逛，阳光下的拉斯维加斯竟然一片死寂，通宵达旦娱乐的人们大都还没有醒来，夜晚星光灿烂的景观看上去仿佛舞台布景一般艳俗。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娱乐”的虚假，虚假到你刚要接触它就不存在了。娱乐愚人，娱乐治人！
1980年代，美国人尼尔·波兹曼，针对美国这种一切公众话语都逐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的文化的重大转变，写了《娱乐至死》，透析一切文化内容都将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论证了赫胥黎1932年《美丽新世界》中的预言“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正日益成为当今美国乃至全球的社会现实。“娱乐至死”，我想美国人的体验应该是最深刻的。
然而，仅仅十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迅速进入娱乐时代的中国人的也开始有了体验。一方面，娱乐时代，物质过剩，消费过剩，一切都不再被珍惜。娱乐更加过剩，人们用花样百出的娱乐方式，可以把一切都制作成“美好的”、“和谐的”、“天真的”，人们在其中玩得快活极了，简直玩疯了！另一方面，政治权力向经济发生了重大的转换，“钱”在主流话语中的法码变得和权同等重要。墙里开花墙外香了20年的当代艺术，因为在国际市场“卖了好价钱”而在墙里变成了香饽饽，一直冷脸相对的“主流”也忽然间对“卖得好”的当代艺术笑脸相迎，一时间流在一处，玩在一处。当艺术展览也变成天天擂台、日日欢歌的娱乐节目的时候，当不同价值观的艺术品并置在一个财富排名榜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只有两个字：荒诞！
2.无流之流
然而，社会的 “草根阶层”在现实中的个人权力越来越微弱，数量却越来越众多。知识阶层从主流文化和经济双重失去话语权，很大程度上也沦为“文化草民”，陷入精神的深度茫然。各种价值观、审美观的混流，文化不甘成为娱乐工具，面临着比上一个时代不甘成为政治工具更尴尬的处境和更强劲的压力。
以泼皮、玩世的态度，以游戏、戏谑的方式，自嘲嘲世，自娱娱人，自给自足，便成为 “草根阶层”的普遍心态和玩法，网络的发展，则为他们提供了自由、广阔的天地。据说，当今中国拥有最广大的网民和最发达的网络文化，而中国网络文化的“发达”首先不是指“技术”上的。就对大众的普遍影响力而言，美国娱乐文化的基于经济技术高度发达、享乐单一的现实，大众兴高采烈、心甘情愿地沉溺于感官刺激，面临波兹曼担心的“娱乐至死”的危险，而中国的娱乐文化表面上看起来趋同于美国，但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技术没有发达到统领一切的地步，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因素依然深入的渗透在的个人生存环境中，因此，中国的娱乐文化则更多地集中在技术简单、感受复杂的心理空间中，大众自觉不自觉以娱乐方式，却为不甘成为娱乐工具而抗争，可谓“娱乐不死”。
因此，网络文化是中国最大众化的娱乐文化的领地，创造出很多有智慧的、有广泛共鸣的网络“语言”和“作品”，并有共同的特征。其一，放弃被主流认同的幻想，你不带我玩我自己玩，你写你的版本，我写我的版本，我们只是版本不同。其二，以嬉戏、玩世不恭的态度、草根立场、个人逻辑、自由感受，调侃现实、破坏秩序，尤其是离析正统话语模式。其三，自己营造欢乐， 获得在现实中不能获得的心理和精神的满足。其四，大多是“佚名”创作，隐匿了现实身份，同时也规避了现实规则的制约，得到认可的标志就是网民们广泛的共鸣和自动的传播。这种网络文化似乎不属于任何“潮流”，但又势不可挡，可谓无流之流。
但中国网络文化也因为过于“自发”而混乱不堪，毫无节制，良莠不齐，很大程度上也成为个人情绪随意发泄的垃圾场。知识阶层虽然心有同感，但要像网民那样彻底放下身段，又要以专业精神和方式参与，还有很多实际的制约和问题。这是我在思考“娱乐不死”的整个过程中最艰难和焦灼的部分。
3.娱乐不死
近十年间，一些艺术家对这个问题也有过长时间的关注和思考，并通过艺术作品展示出来。“娱乐不死”的语言方式，是以更为轻松的、玩笑的、“游戏”的态度，把正统的、约定俗成话语中各种不同的元素和风格，跨越时空地糅合到一种个人的心理的空间关系里面，进行“重写”，表达出一种复杂的情感体验，虽然无批判姿态，无愤怒情绪，但却彻底地离析了正统。
代化的作品集合了古今中外种种知识和信息，同时放置到一个空间关系中，玩游戏一般地重新组合、拼插，以个人的理解重写成另一场戏。《我爱北京天安门》，代化把天安门广场建成至今约500年间的中国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近现代中国发生在天安门的历史，当下焦点新闻事件，各种杂七杂八的信息，一起搬进了天安门到正阳门之间，这个百米长的中国历史象征性的大舞台：长安街，三大领导的阅兵队伍喜气洋洋向东，戊戌六君子的囚车和“总理”的灵车悲悲凉凉地向西；孔子眼见象征吉祥的麒麟、正义的超人和蝙蝠侠、国宝熊猫被杀，无能为力，泪流成河；袁世凯头戴红顶子，却裸体穿过红地毯，演绎着新版的“皇帝的新衣”；娶亲和送葬队伍擦肩而过，中间跪着乞讨者……一切严肃的政治、历史、社会事件和问题都成了“戏”，正统的历史被巅覆了。《我顶，我倒》，将整个人类发展置于完全一边倒的结构中，一个脆弱得几乎看不见的“天梯”从上贯穿至下，人类却在这危险结构中，无节制地向上建造、发展，娱乐至死。代化的作品都是电脑像素图绘制的方式，具有可以任意改写和随时删除的感觉，也是人们在电子时代普遍的生存感觉。
赵勤的作品一向有“游戏”心态，也很戏剧化。《兵哥哥和悄妹妹的生活中》，大兵和他的女人，在红色的革命理想和黄色的个人欲望之间穿越，如同小时候玩的骑马打仗、做梦娶媳妇的游戏，肆无忌惮地演绎着革命浪漫主义加现代时尚。人物造型大头小身子，类似水墨的景观处理、随意松动的笔触，有着南京新文人画的影子，而坦克、汽车、飞机、大炮，以及大红、草绿、天兰等艳色，是他特别钟情的文化记忆。近年的新作品，制造了一些荒诞的大场景，《方舟》系列，将军舰开进了浪漫而忧郁的荷花池，灿烂而荒芜的葵花地，雄起而寂寞的英雄广场，最后开进了无生机的冰川际，昔日辉煌只有在个人记忆中重构。《倒计时》把人间的伟大建造和无聊生活都搬上了月球景观中，身穿宇航服、看不清面目的“小人”，在梦寐以求登上去的月球上做着各种无相干的、无聊的、荒唐的举动：在军舰旁抱孩子、在月球坑中拔华表，抬着无目的天安门行走，在天坛前挥镐，在坦克上烤火，在飞机旁吹笛子，在自由女神下站岗、舞剑，推着插花的比萨斜塔健身……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象征常青的松林间。画面以波洛克泼洒方式，融合文人画的写意手法，涂抹场景，以相对写实的手法刻画物体和人物，虚实相间，加大了各种关系的反差和跨越。
王庆松从《老栗夜宴图》开始，几度将中西方名画的场景重新组合拍摄，表现中国当前社会和人文的心理现实。《韩熙载夜宴图》是中国传统人物画的经典作品，据说，在政治仕途不得志的文人韩熙载，故意在家中夜夜笙歌，做放纵、娱乐状，以消解政敌的敌意。《老栗夜宴图》模拟的格局，以“老栗”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象征，放置在韩熙载的位置，而面对的是比韩熙载时代更低俗、糜烂的现代享乐文化场景，洗手变“洗脚”，美女变俗女，富贵变廉价，对比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命运，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尴尬和无奈。《中国之家》集合了西方艺术史大师如安格尔，库尔贝，莫奈、高更、克莱因、琼斯、布歇、伦勃朗、鲁本斯、大卫特、雷诺阿等经典作品的场景，场景以粗糙仿制的中国古典家具布置，廉价仿制的外国小玩意儿装饰，场景中众多的人物全部以粗俗的裸体模特扮演，充满中国当下的艳俗气息，裸体和“床”是唯一保留的与西方古典原作的联系点，这种跨时空的“文化交流”十分荒诞，“产生了许多不确定的概念（王庆松语）”，但却是中国当下盲目的文化交流的写照。《罗曼蒂克》以通过的手法，以艺术家个人的情绪，营造了一个雾气弥漫、鲜花烂漫的森林乐园，重新组合许多名画中的 “浪漫故事”。
徐一晖延续了他一贯钟情的“红宝书”、“金色”情结，徐一晖以此作为两个特定时代的“主流”文化的象征，《月球漫步》徐一晖选定“登月”为当下时代“主流”文化象征，并将三个不同时代的象征，组合成一个荒诞的场景：身穿宇航服，头戴面罩金色的宇航员，在月球上读红宝书，一个个“小人”以“陶瓷”烧制，身上也画着装饰的花纹，完全像工艺品，所有“主流”象征都成了游戏的元素，有特定意义的主流变成了个人娱乐的玩具。面对主流，“作为底层的个体，你永远是输的， 但可以从文化上炫一下，精神上解脱一下，在娱乐中获得了一种自由”（徐一晖语） 。
王南飞的作品通常选择一个有些怪诞的视角画街景，街景中的普通人仿佛忽然定格在这个视角中，人物有的动作很荒唐，有的处境尴尬，有的表情很茫然，写实而非现实，因为这不是一个现实真实的视角，而是艺术家的心理真实的视角。新作品《震了》王南飞以她一贯的心理真实视角，构想了一个地震的大场景，前景是北方冬天干枯的树枝，但树枝上爬着大熊猫，栖着彩色鸟，中景是烟雾弥漫的地震救援，远景还保留了一点点青山绿水和蓝天，而人物还是定格在慌乱、荒诞之中，另有一些小小的纸雕塑，从画面延伸到立体空间中，再现了艺术家个人心中的地震版本。
薛问问的《二手历史》是一组“60-70年代的普通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从传统的写实意义上“像”。 薛问问在立体的雕塑上，将“概念化”的“60-70年代的普通人”服饰如海魂衫、跨栏背心、劳动服、套袖、围裙、一根带布鞋、一字领、小翻领等，动作如擦汗、自行车带人、养鸡等，以及一样的喜滋滋的表情，用类似60-70年代宣传化的手法平面地画上去，这些“概念”也是这些人物之间的唯一关系，是一种没有关系的关系。黑白灰的色彩处理，有一种平静的距离感。薛问问塑造了一个“60-70年代的普通人”形象的“概念”。立体雕塑平面画上眉眼、服饰，是中国民间泥塑尤其是民间玩具常见的手法，薛问问把这种手法很有才气地转化成个人的语言方式。薛问问出生的在1980年代，60-70年代对他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他这一代人生长在“图像”时代，过去时代的历史他们是通过图像了解和理解的，而且是“经过制造图像的人筛选过的，再次流传下来已经是一种二手历史（薛问问语）”。薛问问的作品正是对“宏大叙事将个人挤压到极限”的“二手历史”的个人重写。
王轶琼的《千万别往心里去》是一个只有“声音”的作品，如果你们从中听出了什么不堪入耳，请千万别往心里去，我向孙悟空和大熊猫保证，王轶琼是绝对古典、庄严和崇高的！
4.同流合脉
“娱乐不死”是后’89三种艺术潮流即“政治波普”、“玩世写实主义”和“艳俗艺术”的延伸，在解构崇高、反英雄主义上同六合脉，而心态、姿态、语言方式却不尽相同。
“政治波普”一般都选取具有时代意义和政治意味的形象，重新拼贴、并置，消解原形象具有的严肃意义，因为曾经“重视”感受到压力所以解构，带有幽默的“批判”意味，一般也不将个人情感带入作品。这一代艺术家也是英雄主义的一代艺术家，因此，在消解旧时代英雄的同时，依然怀有“自己是英雄”的心态。
“玩世写实主义”正视自己作为普通人的真实处境，以写实手法描绘“荒唐的”、“无意义的”、“平庸的”生活片断，或把本来“严肃的”、“有意义”的事物滑稽化。他们以装做“什么都不在乎”的泼皮心态面对现实，但内心很自尊，在解构“崇高”形象的同时，刻意强调真实而“无聊”状态和“另类”形象的塑造，作品中都具有鲜明的个人形象标志和浓厚的个人情绪。
“艳俗艺术”对现实中本来艳俗、愚昧的人和现象，进行夸张的模仿，揭掉其粉饰的面纱，从而达到反讽的目的。艳俗的艺术家不像玩世的艺术家那样看重自我形象，很多时候几乎和艳俗混为一谈。
“娱乐不死”把姿态放置在“我本来就是小人物”层面，心态更加放松和游戏化。放弃对正统的仰视和重视，也放弃了对正统的批判姿态和愤怒情绪。强调个人的心理视角，夸大心里空间，跨越时空地重写，因此也更加戏剧化，几乎是一种基于解构基础之上的随心所欲。
5.无厘头牌
“娱乐不死”在其他领域有着完整模样的，就是周星驰电影创造的“无厘头”，是这行里的“头牌”，不仅在普通的草根阶层很有人缘，也被文化草民所推崇，尤其是在大陆，以“娱乐”著称的香港影视圈中，周星驰拥有的知识阶层（包括不少当代艺术家和我本人）的“粉丝”大约是最多的，从而扩大了“无厘头”的文化内涵和影响力。
“无厘头”原是广东地区的一句俗话，指一个人语言和行为没有明确的目的，粗俗随意，令人难以理解。周星驰的电影的主角都是社会草根阶层的小人物，面对无力抗拒的生存压力和社会强势的压迫，总是尴尬和窘迫，可怜可笑，但无论如何都坚持着自我，坚持着乐观的生活态度和善良本性。“无厘头”有不少经典的台词，深入人心，广为流传。如“我只是不想死，我想调皮一点”，表明他们宁可沦为乞丐也不甘沦为工具的“无厘头”精神。“你刚才在说话吗”，表明他们无视一切无论是上帝还是英雄等等“高高之上流”、无视崇拜和信仰的姿态。“不论大狗还是小狗，都有吠叫的权利”表明他们自我意识和权力的强调。“你想要啊？你要是想要的话你就说话嘛，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虽然你很有诚意地看着我，可是你还是要跟我说你想要的”，表明他们对自我感受和表述的重视。“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 体现了他们认认真真说谎，严严肃肃无赖的方式。“收到”，体现了一种没有态度的态度，简直就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应对“万金油”。
周星驰的《喜剧之王》里一个靠跑龙套吃饭的小人物，因为怀有演员梦，每每得到一个小角色，总想以自己的理解去演绎。这一次是一个黑社会在教堂火拼的场景，他演教堂里的神父，女主角是个身手不凡的“英雄”，只身击毙众黑，最后神父走出，女英雄头都不回，一枪潇洒击毙神父。但不曾想，这个“神父”怎么都打不死，于是导演、女明星、摄像乃至场务全体大怒，一起对他大喊大叫，而他并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他的理由是“我只是不想死，我想调皮一点”。大笑！多么真实可爱的理由。然而，几次三番地被怒斥被侮辱，他终于明白了，“高高之上流”眼里他只是一个“低低之下流”的工具，如果你不甘于做工具，“高高之上流”就根本就不带你玩！你们不带我玩我自己玩，于是，他把几个长凳排在院子里，手写了一个“街道剧场”的牌子戳在前面，以十足的专业精神教“不入流”的小人物表演技巧，他教舞女表演清纯的女学生来满足服务对象，教失业的大学生表演黑社会代人收取保护费，亲自上阵做警察卧底的替身，最终竟然要重写经典剧目《雷雨》。其中尽管笑话百出，酸甜搅拌、悲喜交集，但却是一份真实生动的生活，一份完全属于自我的内心的满足。其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这是一份独立于主流社会和话语的声音，一份没有硝烟的抗争。
6.孔子版本
很小的时候，父亲指着一本小书里的画像给我看，说这是“孔夫子”，是天下人的先生。画像用极细的线描绘了一个古代老人，头顶发髻高挽，身上宽袍拽地，颚下长须飘然，牙齿有点大，指甲有点长，像个私塾先生。这是孔子印象的书生版。
小时候，父亲给我讲过一个笑话，说是一有钱人家很虚荣，父母教孩子说，家里来客人问你的先生是谁，你就说是“孔夫子”。但孩子弱智，总是记不住。父母想了个办法，捏了个面人，写上孔夫子，放在孩子兜里，嘱咐孩子忘了就拿出来看看。一日，家里又来了客人，又问到孩子的先生，孩子又照例忘了，拿出兜里的面人看时，面人已经被压扁了，于是答曰“孔扁头”。这个故事极为生动，我脑子里到现在还有个压扁了头的可爱的面人形象。这是孔子印象的民间版。
小学的时候，赶上批林批孔，漫画上的“孔老二”，贼眉鼠眼，龇牙咧嘴，歇斯底里，丧心病狂，被写着“历史”两个字的大扫把奋力地扫着，狼狈不堪。这是孔子孔子印象的漫画版。
高中的时候，我把《论语》细读了几遍，觉得孔子是一个对现实有关照、有抱负、有认识、有理论，但没有实际能力的人，而且字里行间透露出他性格里面的固执、内敛、谨慎和懦弱。这是孔子印象的个人版。
大学的时候，我终于有机会去了孔子的故乡曲阜，进到孔庙里一看，庙里像供佛一样供着的孔子，表情、穿着俨然像“秦始皇”，我着实吓了一跳。这是孔子印象的帝王版。
还是上大学的时候，我从《优语集》中读到一则故事，说李唐时代，认李聃（老子）为始祖，天宝间封为玄元皇帝。唐玄宗封孔夫子为文宣王。佛教自魏晋就很发达，到唐代已经根基很深。诸帝普遍采纳以儒家学说统率佛、道思想，使之符合统治的需要的方式。儒释道共宠，同为主流，神圣不可亵渎，“三教谈论”成为一个惯常的“节目”。懿宗时，一次国宴，“三教谈论”完毕，轮到倡优演戏。优人李可及身穿隆重夸张的儒生礼服，提着下摆登上高座，自称博通儒释道三教。角落里的优人问，既然三教都通，那释迦如来是什么人，答是女人，问为什么，答《金刚经》说“敷（夫）坐而做”，如果不是女人，为什么要丈夫坐下然后才坐下这么麻烦呢？又问太上老君是什么人，答也是女人，问着不明白，答《道德经》说“吾有大患，是吾有身。及吾无身，吾复何患”？如果不是女人，为什么要担心（患）怀孕（有身）呢？最后问文宣王（孔夫子）是什么人，答也是女人，问怎么知道的呢？答《论语》说“沽之哉，沽之哉，吾待贾者也”，如果不是女人，等待出嫁（贾）为什么呢？ 如此戏谑，可谓孔子印象的彻底颠覆版。
单就一个孔子印象，只是我一个人的经验，就可以获得这么多完全不同版本。哪一个更像“真正”孔子呢？别说事隔两千五百年，即便是当世，恐怕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是不是像“真正”孔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后人把前人当作历史素材“为我所用”的立场和功利点是什么，治人和治于人者，永远不可能书同一部历史。
“娱乐不死”是弱势群、草根阶层、小人物、非主流的历史，自嘲嘲世，自娱娱人，自给自足，并且独立于主流的正史。如果“娱乐不死”能够在某种文化层面成为娱乐时代的文化精神，或许我们的文化才是有希望的。
2009-05于宋庄小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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