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是墨西哥女艺术家弗里达•卡洛诞辰100周年，全世界有许多刊物和媒体都在登载纪念她的文章。去年夏天，中国美术馆举行大型展览《墨西哥绘画——从三杰到当代》，展出了许多二十世纪重要的艺术作品，其中包括墨西哥壁画三杰之中占首位的迭戈•里维拉的作品，但却唯独没有弗里达。据美术馆馆长…

今年是墨西哥女艺术家弗里达•卡洛诞辰100周年，全世界有许多刊物和媒体都在登载纪念她的文章。去年夏天，中国美术馆举行大型展览《墨西哥绘画——从三杰到当代》，展出了许多二十世纪重要的艺术作品，其中包括墨西哥壁画三杰之中占首位的迭戈•里维拉的作品，但却唯独没有弗里达。据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先生说，中国美术馆曾强烈要求有弗里达的作品参展，但是遭到了墨西哥方面的拒绝，因为弗里达的作品在墨西哥被当作国宝，已经不允许出国展览。这对于一个自认为业余画家、到去世前一年才在墨西哥举行第一次个展的艺术家而言是始料未及的。　　作为墨西哥壁画三杰之一的艺术大师里维拉的妻子，弗里达在她短暂的一生中几乎完全生活在丈夫盛名的阴影下。她生前在人们眼中的身份是里维拉的妻子，偶尔也画画以为自娱，所以，大部分时间她都自称为“业余画家”。　　弗里达的艺术几乎可以说是她一生痛苦的产物，或者是医治她痛苦的良药。弗里达在她18岁那年，因她乘坐的公共汽车发生车祸，一根钢管穿透了她的腹部，导致她的子宫、脊椎和盆骨受伤。虽然经过无数次手术她奇迹般生存，但伤痛从未离开过她：好不容易怀上了里维拉的孩子，却因为受伤的身体而流产。在车祸后卧床的日子里，弗里达开始以绘画自娱，她描绘的对象大部分是镜中的自己和家人朋友。　　她的另一种痛苦便是爱情。里维拉是她一生的挚爱，这位才华横溢的壁画大师虽然也深爱弗里达，但他却天生不是一个忠实的丈夫，风流韵事不断发生。他们的婚姻只维持10年便结束了。此后的十几年，他们仍互相眷恋深爱而又波折连连，这种离合纠缠一直持续到弗里达去世。疾病、伤痛、不育的痛苦以及感情的折磨伴随她度过短暂的一生，也成为她艺术创作的主要内容。　　最初人们对弗里达艺术的认识是将它作为一种自传性的绘画，因为她的绘画多位小幅自画像或者寓意性自画像，用这些画记录了她的痛苦以及与痛苦抗争的信念。1932年，她画了第一幅表现她自己痛苦记忆的题材, 画中充满了痛苦与无奈，裸体的弗里达躺在病床上流着血，她肿胀的腹部上插着六根管子象脐带一样连接着她体外的二个胎儿的粉红色的躯干。病床被画在室外的荒野里，深褐色的旷野暗示出她的绝望和孤独。在远方低低的地平线上，仁立着冷峻的福特汽车公司的厂房。　　她的每个时期的自画像也都是她精神世界的写照，她往往以一种冷静和客观的态度来表现自己的痛苦。《戴着荆条与蜂鸟项链的自画像》(1939)画于她离婚的那一年，这是一幅特别压抑的作品。卡洛坐在丰饶的植物中间，她的周围有花头蜻蜓、她的宠物猴子和一只黑猫。她向前凝视，眼光落在画面之外。荆条的项链刺破了她的皮肤，血滴从她脖子的受伤处滴下来，如同眼中的泪珠。荆条上吊着一只死去的蜂鸟，它被作垂饰装饰着她。蜂鸟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它在这里是无生命的，它隐喻着没有结果的爱情。在这一肖像中，卡洛作为被虐待的女性、禁欲主义的殉难者，正毫不退缩地忍受着痛苦的折磨。　　创作于1944年的《破碎的柱子》中，弗里达站在萧瑟暗淡、险恶而原始的风景中，身体仅仅只有一部分用血染的布来覆盖。她裸露的身体满是钉子，中间有一条裂缝中显出一个破碎的柱子。她长长的黑发拥簇着她满是泪珠的脸，她身上开放的伤口是车祸和破裂的骨脊不断折磨她的证明。她变成了一个殉难者，她无法逃避丧失生育能力或作为一个女人的事实，她被她的肉体所限制和束缚。在更深的层次上，弗里达对伤口、痛苦、殉难的反复刻划与天主教图像有直接关系，围在她腰部的血染的布令人联想到耶酥的裹尸布，她身上的钉子和饱受折磨的脸令人想到受难的基督。

在三四十年代，欧洲兴起超现实主义艺术时，超现实主义理论家布列顿把弗里达的绘画纳入了超现实主义范畴，因为她对于痛苦、性、死亡和生育主题的热衷、对于离奇的、幻想的和内脏图像的采用、使虚荣和敏感的布尔乔亚感到不快的黑色幽默等等都使她的艺术具有与超现实主义相似的特点。1940年超现实主义的国际大展在墨西哥展出，其中包括弗里达的两幅大型作品，《水所给予我的》(1938)、《两个弗里达》(1939)。她经常采用超现实的手法表现她的幻想，她采用非理性的比例的改变，不协调的并置(摩天大楼从火山上升起)、矛盾的形象(骷髅一水果)杂交的生物(植物-子宫、半人、半动物或植物)，创造空想的绘画空间，使之与日常现实相分离。这些特点使她在无意之中成为超现实主义国际运动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弗里达并不承认她与这一运动的关系。她说，“我真不知道我的画算不算是超现实主义的，但我肯定，它们是我最直率的表白。”　　上世纪70年代兴起的女性主义运动使艺术史和艺术批评界对弗里达的艺术的重视和重新认识。艺术家们开始注意到弗里达艺术中的民族文化元素，比如她对墨西哥殖民时期祭坛画艺术的吸收，祭坛画对痛苦的详细而冷静的刻画方式对弗里达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多梦西•豪尔的自杀》(1939)中，弗里达清楚地描述了被情人抛弃的多罗西的死。同时，象祭坛画一样，用血红色的手写体文字在画的下面记载了这一事件。自杀事件分三步刻划:多梦西纤细的身影立在高楼的窗前，大得多的身体在画面的上方向下坠落，穿过浮云端，最后，没有任何奇迹发生来制止这一悲剧。她的身体落到了地上，她死了。这个美丽的女人身穿黑色的天鹅绒衣服和丝袜，她眼睛睁大，带着一种富有诱惑力的安祥向观众张开手臂。她的耳朵、嘴角和鼻子都流着血，她的脚伸出画面之外，在下面的铭文上投下一块阴影。红色的文字中有一块墨迹，就象是血污，它滴在画框上，更增强了这一死亡事件的恐怖感和直接性。艺术史家也注意到弗里达对印第安宗教和文化的继承。在古印第安人的宗教中，人类被视为自然整体中的---部分，就象动物、植物以及大地、日月星辰一样。西方人认为人类精神世界与外在客观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而印第安人则相信人与自然本为一体。在《根》中，她把生殖系统转变成葡萄藤，她把这称之为“身体风景的植物奇观”。在《小鹿》(1946)中，她把自己画成一个受伤的小动物，由于中箭而流血，以隐喻她作为一个男人世界中的牺牲者的悲剧。她在《我的出生》（1932）中对于生育的直接刻画也可以从古代墨西哥阿兹特克印第安人的大地女神崇拜中找到原型。　　女性主义艺术史家近年来在对弗里达的研究中发现：在她的艺术中包含着强烈的政治倾向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以及对个人政治信仰的坦诚——弗里达和里维拉都是共产党员，并且是托洛茨基的朋友。在《摩西或创造的核心》（1945）中，她在画面中央描绘了子宫中的胎儿和刚刚产生的婴儿，在画面的四周描绘了古代印第安神像、古希腊神像、基督教圣像、佛像、古埃及雕塑、古今哲人、墨西哥民族英雄、以及马克思等人的形象，说明这些人类历史的辉煌成果都来自生命的创造。在她病重的时候，政治信仰几乎成为她生存的精神支柱，她创作了《马克思主义把健康带给病人》（1954）。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关于弗里达的书籍和画册大量出版，反映弗里达传记的电影《弗里达》拍摄将这位艺术家的不为人知的传奇经历公诸于世。随着女性主义思潮的广泛波及，对于女艺术家的关注和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对弗里达艺术的评价终于越来越高，甚至达到超过她的壁画大师丈夫里维拉的地位。其实弗里达不过是历史上千万个被遮蔽和遗忘的女艺术家之一，弗里达艺术沉浮给我们的启示是：女性由于她们的社会性别的服从和附属地位而不自觉地采取沉默和服从，如果我们能战胜传统的成见，也许历史的书写会有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