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虹：我的八十年代
2019-01-15
2016年1月7日，《八十年代——一个艺术与理想交融的时代》新书发布暨学术交流会在中央美术学院举行。这本图书由杨卫与李迪主编，集结了26位作者均是见证过八十年代现代艺术运动的艺术家和批评家，以个人叙事的角度回望历史，结合300张八十年代的老照片，共同呈现出一个史料丰满而又充满感性色彩的八十年代。本文作者为徐虹，为雅昌专栏收录的《八十年代》一书中的第四篇文章。
一、难以概括的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是一个过渡期，在一个时间段里，中国的社会政治形势变化太快，简直找不到可以及时描述这段时间的感觉词汇。处在如此急剧的变动之中，再迟钝和愚昧，也会有“换了人间”的感觉。八十年代也是我新的人生的开始，这种开始，不关乎于生理成长，比如出生，为人妻、为人母等，而是心理和精神方面的事件，比如，一些过去认为是铁板一块的真理，现在成了谬误，或者正在遭到怀疑。心理和精神方面变化的出现时常非常突然，有时很难适应。就如钻出了黑暗窒息的小空间，难以适应眼前耀眼的光亮和清新空气。
考大学之前练习
我是1976年4月去农场的。后期担任了大队蔬菜队队长，负有培育菜苗，给大队食堂每天配100多号人蔬菜的任务。责任性、工作强度以及时间性和其它生产队不同，没有农闲一说。每天的给菜任务必须完成，否则百十号人就没有下饭的。有时在梦里我都焦虑，地里野草长起来了，该收的菜没有收长老了，哪块地荒芜了需要打理，培育种子的时间到了不能错过，秧棚里的苗长高了该往外移植了等等。每天要面对严酷的天气和繁重的劳作，生活单调无聊，精神上的荒芜更让人揪心，我必须时刻提醒自己心中存在的一丝热情。有时就在农田一片片的菜苗间，或野地里荒草野花生长处，紧张的劳作能稍微停顿，让其流入一些微茫的光影。但是短暂的缓和无法解除焦虑的口渴，微小的生命难以抗衡巨大的命运之轮的阴影，一切只能等待着。
1981年夏天我终于考入大学，成为艺术系的学生，每天画素描、写生，用油彩画风景和模特儿，在图书资料室翻阅古今中外的美术图片。每年可以去外省市“体验生活”，画风景和当地人物。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美术馆工作，接触更为广泛的艺术现实，如艺术家的个性、艺术展览的类型、媒体的行事习惯、讨论和座谈的准备等等。应该说，我总算遇到了幸运之伞，罩住了不幸的小人物，使之有明确的道路可循。但以往的文化艺术经验如此贫乏，哪里能够支撑我在新环境里成长和对应的需求!于是，我拼命学习和吸收，如跑善本图书馆借阅古典经籍。这使得阅览室的老读者们以欣慰地眼光看我——这个年代还有年轻人翻阅这类书籍，似乎说明我们的文化还有希望……。我惶恐，因为我虽然渴望知识和学问，但不明白我到底要什么?在上大学之前，除了学校老师教的，电台播的，报纸登载的内容以外，还能有什么?阅读被禁的书籍要冒着被检举揭发挨批的危险。
八十年代的特殊性就是变动。经历过那一段时日的人留下一种深刻的感受，它因为连接着我以后的故事，才被更深入地植入到我的生存记忆之中。“只是当时已惘然”!我一直觉得，我在思想上似乎是“晚熟”的，这不在于天生心智迟钝，而在于环境和时代，在一切不被允许的处境中，个人的能量实在有限。虽然有人认为个人才能救赎自己，但前提在于个人的觉醒，在还没有觉醒的条件使个人觉醒，那就相当于从猿到人的过程还不能说有独立的人存在，因为那个所谓的“人”还不知道自己为何物。
在度过了所谓“叛逆期”之后，我才开始有了叛逆的征候。新中国成长的人的叛逆期可以说从八十年代开始，那个时期有了松动的间隙。人的视线首次从领袖的言行移开，开始往别处延展，身体也拉长尺度——去那些比“广阔天地”更为广阔和遥远的地方——根据钱袋厚薄行走而不至于被当作潜逃的“阶级敌人”怀疑跟踪。那个时候可以小声言谈对现实的看法，虽然年长的人们还是要满怀爱护之情警告我“这话讲在57年可要划成右派的!”于是我小心嘀咕，以免遭遇前辈右派那样的磨难困厄。
我和两位朋友的杭州之行，是我有生以来首次品尝“旅游”的滋味。虽然我只能用自己承担得起的费用，住在街道居委会办的“招待所”，三人一房，而且与陌生人一起住，但与我在农场六人上下铺的宿舍比，已经宽敞多了。何况，这是自由自在地在风景区游览，心情无比舒畅。周围的人们都是高高兴兴的样子，没有农场同伴们考虑第二天出工，对繁重劳动的畏惧带来的焦虑烦闷。
和学生会体育部的同学在校门前
我们一行上灵隐，下龙井;喝茶，吃素面;携带各种零食探岩洞，爬高塔;还买黑白胶卷拍照留影，在相机前扮鬼脸和奇怪的姿态，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体验，刺激和兴奋是主题。若干年后我行走更远，甚至到达海外的都市山野，经常回味源自80年代的旅行兴奋。尤其现在看来当时可笑的举动，确也反映当时真实的兴奋心态。对新鲜事物的好奇与情绪的冲动，是身体和心灵被长期捆绑后的释放，就如米开朗基罗的《被绑的奴隶》，我常想一旦去掉那些勒入他肌肤的绳索，哪会有怎样的爆发?
我们去杭州不仅是为了旅游，经济实力和处境还没有让我到那样的境界，有限的钱是要派用场的。我们赶往杭州，是为了那儿正在举办的中央美院研究生的油画毕业创作汇报展。同行者其中一位是专业人士，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毕业的老师，此时为我的指导老师;另一位年青女士和我是美术的初学者者，她是待业在家的待业青年，而我是农场工人。我俩准备参加报考美术院校，到杭州来看那个展览。我当时为了考前准备，撒谎请假在上海学画儿，如果撒谎被捅破，会面临严肃的行政处罚。这是改革开放后首届研究生的作品展，前一年底他们的展览已经在北京中央美院举办，轰动画界。1981年的元月，展览移至杭州西湖边南山路的浙江美术院，让我们江南人士有机会观赏。那时，全国各地都有人赶去参观。
展览中陈丹青等人的作品，在那个时候以“振聋发聩”形容也不为过，对我的触动高于之前的其它展览，因为这个展览更具“学院气”。这个名词在今天带有一些善意调侃味，而在那个时候，在“全国江山一片红”的宣传海洋中，这种气息是平静、理性、艺术本体的代名词，它让我感觉到温暖和自由，精致和优雅的富有人性的境界。
我在中学就开始画素描和色彩写生，大部分时候仿照当时能够看到的一点儿翻拍自苏联《星火》杂志的模糊照片，那是我的同伙们偷偷从图书馆或者文革之前的材料中获得的宝贝，这对我们学画的人来讲珍贵无比，因为画里有一种深厚的人情人性，而这些妙处在当时中国宣传画里是找不到的。那时的中国绘画就是宣传政治，看画就是被教训，那些正气凛然的画面就少一些温情。那生硬乏味的调调现在想起来就想躲开，就觉得反胃。可实在难以理解的是至今还有一些好事者奉之为佳肴，鼓吹不已。是为利?还是为无悔青春?
展览中陈丹青的《西藏组画》一下子抓住了很多人的心，专业内外都认为是好作品。业外的认为“很象”，一般人喜爱自己眼睛所见的习惯事物，具有移情的作用，心理上认同也就会产生感情认同。比如对边远地区农牧民生活的认识和想象符合自身的常识，他们便会认为这是忠实于客观，真诚表现所见，是对观众的尊重。而专业内的人士更钦佩陈丹青对原有艺术标准的挑战勇气，因为忠实于所见的朴实是与政治宣传歌功颂德相背的。
考大学前后
高中毕业后我被送到长兴岛农场，成为知青。这让我心情忧郁。常常看着长江大堤的波浪，看被江风刮得此起彼伏的芦苇叶，不知道前景如何?那时就是不喜欢读书的学生，也不情愿去农场成为“知青”。我们光荣去农场时家长送别的场景，车站码头震天动地的哭声让我今天想起来还是惊心动魄。当时我是一个人去农场的，没任何人送，所以也没有机会哭，但是看到那样的场面，心里真是难受极了。以后那些赞颂知青去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的绘画作品中，看到那些喜笑颜开的年轻人笑脸，就像吞吃了苍蝇一般。
我是七十年代中期到农场的，赶上最后一波“下乡上山”的潮流。在农场经历了毛泽东去世，他的夫人江青及其亲信被捕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大历史事件。我所在的农场对反击“四五”天安门事件和悼念毛泽东有很大动作，但对“四人帮”垮台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的新政策几乎无动于衷。
1978年高考开始，我准备不充分，没有通过数理考试。之后考艺术，应验人们认为成绩不好的人才考艺术类院校的嘲讽。我从小的理想是当一名能说会道的作家，学生时代各门成绩一直很好，虽然那个年代批判“白专”道路，又宣传“交白卷”的英雄，但我们上课也还是要考试，我喜欢考试，觉得那才是学生应该做的事。如果天天游行，天天冒雨晒太阳欢呼“最新最高指示”的发布和党代会召开，那还算是学生吗?
八十年代刚开始，我想了办法请假在上海学画，当时上海市、区文化馆都开办美术培训班，教习素描和色彩，包括油画。辅导者是专业院校的老师，上了这些班也就了解了各个专业院校的艺术风格和教学特点，这对要报考这些院校学生来讲是一个知己知彼的好机会，何况考试时这些老师也说不定要参与打分呢。
这正是奇妙而又惶恐的时期，奇妙的是我可以没日没夜地画画。在一周中，有三个下午在两个不同的文化馆画油画，到了晚上，又在另外两个文化馆的素描班，画石膏景物和人像。学费不贵也不便宜，那个时期人们普遍没有钱，有钱能上绘画班的都是为了报考艺术学院。当然也有一些电影院搞海报设计以及中学绘画老师一起报班来学习。但他们往往神情笃定，因为已有稳定的职业，并没有上大学的负担和压力。他们乐天知命，温和而兴致盎然的神态，一直留在我脑海里，时常成为我反思功利性和事业心的“他者”询问。真的很奇怪，我经常在最忙乱和不舒心时会想起这群人和他们的生活做派。在以后的岁月里，事实证实他们的明智选择。现在其中的部分人已经成为上海美术界的名人。
我终于如愿考上大学。但麻烦也来了，我要去考大学农场不知道，所以上大学开证明是我说服了大队会计，让他在我自己写的一张介绍信上盖了大队的章，后来听说他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我一想起来让别人替我受处罚就内疚不安，又觉得世道不公平。为什么让我下放农村，我没有搞过“打、砸、抢”，没有参加过“大串联”，没有斗争过老师，也没有陷害过“老干部”，没有“改天换地”的斗志，也没有要当“事业接班人”的野心。我喜欢读书写作，喜欢平静的生活，却被“发配”到农场“战天斗地”，这简直荒诞之极。
几年的农场生涯，我不仅没有被改造成别人喜欢的“红色”接班人，经过土地和阳光的磨砺、烤晒，大风和冰雪的鞭打、封冻，反而颜色越来越黯淡浑浊，越来越不待人见，越来越没有温柔敦厚恭俭礼让等美好品性……反正越改造越糟糕，急功近利、气急败坏、心胸狭隘、疑心疑鬼……这最后一样毛病不全是因为集体宿舍带来的，因为我们一群学生虽然来自上海的“五湖四海”，却也遵守上海人的规矩，各人自扫家门雪，不去打搅别人。不安全感主要来自大队领导，他们有时要趁人们下地劳动之际翻箱倒柜，撩开帐门，翻起被褥，寻找阶级斗争新动向，查找所谓“灰色手抄本”——那年头没有什么书好读，有一两种“手抄本”，如《塔里的女人》、《第二次握手》传来传去，大家就整宿不睡觉，读完后抄一遍，以备后读。现在来看，这类手抄本属于通俗读物，没有多大文学价值，也没有多少现实意义，但面对只有“杀气腾腾”的阶级斗争口号，“最高指示”和“老三篇”，以及反复播放的苦大仇深《洪湖水浪打浪》，在狂风暴雨或酷日当空的海堤旁，荒野里，那“手抄本”中细腻委婉的感情叙述，丰富精致的生活铺垫，都成了梦中的海市蜃楼了，对只有中学程度的年轻农场知青，无疑具有不可抵御的吸引力。当然，白天劳累了一天，晚上全身酸疼躺在冰凉的被窝里，身体倦缩成一团，腿脚不知何时能暖和，就在这样的半夜时分，突然宿舍的喇叭响起，说要起床，集体在饭堂开会，抓阶级斗争新动向。原来有人谈恋爱，被抓住了，要批斗。被斗者挂大木牌子，上面写着“流氓xxx”。
在知道自己考上大学一刻，还没有兴奋起来就立刻担心起来，因为进学校还有重要一关：政审。像我这样连考大学的证明都不正规，连队一定不会放过我的。
那天，我正好与大学政审的一位女老师同往农场场部，在场部招待所住宿，晚上忽然听见隔壁有女人哭天喊地。一打听，原来她的女儿自杀了。她的女儿还没有结婚，我们是同一批到农场的，22岁左右，在我连的养猪小队干活。她为了回一趟上海，没有请假，回农场后遭到处罚开批斗会和写检讨，给她加上“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之类的罪名。她脸上抹不开就饮农药自杀。虽经场部医院抢救，几天几夜赤身裸体躺在冰凉的平板上，让我门连队几位男生给她洗胃灌肠，又把灌下去的水从口里压出来……姑娘再也没有醒过来，但是我想她如果醒过来，知道那样被冷漠“抢救”的过程，不知道还能否有勇气活下去。我到场部那一天，是正式通知家属她死亡的日子，她母亲在农场场部领导那边大哭大闹……
我知道情况后心里有一种负罪感，因为直觉告诉我，我上大学这一关可以通过了——由于这个女孩的被逼死，领导们再也不敢过于威压青年了，也可能就此放我一条生路了。当时我感到很悲哀，真的不知道人活得为什么那么艰难?生命为什么那么脆弱?为什么一些人就能对另一些人施加暴力?而且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从此以后，我变得面对强力绝不示弱，现实告诉我，弱者面对的要么死亡，要么反抗;同时更是觉得，生命必须去争取，否则就可能腐坏朽烂，“过了这家村就没那家店”。现在听到有人批评中国人如何紧张争抢，如何没礼貌没教养，那首先该问问中国人是如何生存的?
我以后一直做噩梦，梦见我还在农场，发愁如何脱离不堪重负的生活，逃脱荒蛮的绝地。曾经有医生建议让我离开这片能使我回忆的土壤，说这样可以医治“噩梦”惊扰，但我觉得不靠谱，因为我以后经常出国，在异国他乡宁静的夜晚仍会做这样险恶的梦，醒后百感交集。
大学时期的速写1
大学时期的速写4
上大学，学油画
我考的是上海师范学院艺术系美术专业(后改为上海师范大学油画系)，艺术系还包括音乐专业。艺术系设在学校东部，东部最为幽静，尤其是每当初夏，和缓的晚风吹得栀子花争相开放，清冽香气溢满空间。此时琴房里传出练习者的琴声，我常在草坪间，环水小岛上，花丛边散步，多晚都不愿离去。如果皓月当空，夜深人静，我闻着花草袭来的清香会一直看着月亮入神。在这东部校园里还有政教、外语几个系属于文科类，而外语系的同学穿着，也是一道风景线，一般都属于“洋里洋气”。理科类在学校西部，奇怪的是中文系在西部。中西部之间是学校大门和进门的那块空地，好像这为以后城市规模发展，以大门一劈为二，开出一条直直的公路，作了预先的安排。
美术专业的课程设置，不像是为了培养美术老师，倒像是为了培养艺术家。尤其是油画专业，教学大纲照搬中央美术学院只稍作修改。于是，我们的同学个个如艺术家般，一个个喜欢留长发，文化课经常缺课而不及格补考，专业课上午经常迟到，但下课后一定会继续，直到熬夜挑灯画画。我班学生七名，当年1000名报考生中，发准考证复试100名，最后入选8名，后因考生阮杰考入当时的浙江美术学院，我班剩下七名学生。我个儿高，又是唯一的女生，别的年级和专业的同学戏称我们班的男生为“小矮人”。
学校环境很好，郊区公交车到底，一大片农田，学校仿佛坐落在大片农田之间，因为当时无路可通，不象90年代为了开路，直接从校门开膛破腹，硬生生将学校劈成两半，从此学校再无宁日。紧邻桂林公园(据说原属上海帮会头子黄金荣的私人花园)，因为位置偏僻，除了十月桂子飘香时分，会有较多游客欣赏桂花而聚集，平时人很少。公园不大但疏朗有致，有修剪整齐的大草坪。我们班七名同学时有在草坪间聚会。草坪南面临一片桂花林木，林间有一条曲折小路围绕草坪，桂花开时在小路漫步，地上一片金黄。草坪北边是坐北向南的三开间有落地木格玻璃窗大厅。大厅里藤椅藤桌，外买一种有桂花的绿茶，这桂花是这里秋天收集的，经过蜂蜜酿制，泡绿茶时放一小撮，香气扑鼻。透过干净的玻璃杯，黄色小花星星点点，与绿茶上下飞舞，能让人出神半天。
我是我班同学里最早发现这里的幽静并品尝这种茶的人，在清静洒满阳光的午间，靠在藤椅里，望着落地玻璃门外的绿草地，拿着一本“政治”课本，因为考试要做习题，大家为打发这无聊，也为备考，一齐在这儿喝茶，聊天，最后谁也没有碰一下那本政治教科书。
我们的老师各自背景不同，对艺术的理解不同，教学目的和方法也就不同。比如，戏剧学院毕业的老师会强调色彩、线条以及风格和形式关系;中央美院毕业的老师，会强调物象结构，强调严谨和结实的素描关系。如果再有好问学的学生，会请教留校的毕业生——他们是低年级学生心目中的偶像，因为专业过硬才能留校成为专业教师。他们通常不会告诉学生太多，你观看他们的作品就会得到如下印象，要画得聪明，新颖，但不能被挑出任何素描和结构的毛病，比如，脖子一定要长在两肩之上，手一定是从前臂伸展出来……我以后看别人的画，尤其是写实画，一定会看头是否按在脖子上，脖子是否安在两肩之间，胸是否叉在腰上，腰是否叉在骨盆上等等。就是后来看风景、静物，甚至抽象作品，我都有以“内在”的结构线衡量作品“内世界”的习惯。不仅如此，这对我写评论和研究美术史，尤其是受西方影响的现代中国美术作品，都具有潜在的影响。比如，一些夸张，或者漫画化的作品，表面上看不出哪儿是否合理，但我会以这种方法观察和评价，并不会受一种外在的喧闹和高深的表情所影响。当然，这决不是“古典的整体性”那么简单的一句话可以概括的，当“古典的整体性”被现代的个性所分化，整体性也就显现为个性化了。
我们每周五天上午画素描，石膏、静物、人像、着衣模特儿和裸体模特儿。开始画油画之前，我们画了半年的水彩和水粉，因为我们是师范生，将来教学生不可能教油画，水彩和水粉成为基础课，同时也要学习水墨画，工笔、写意，花鸟、人物、山水都学了一段时间，大概有一年的时间研究水墨。现在想来，当时一些同学觉得没有必要的这段学习，给我带来不小的收获。因为我觉得水墨的表现手段在表达情感节奏方面，以及在表现事物的结构和用笔的关系中有特殊效果。最大的收获还是切身体验到水墨画家拿起毛笔面对空白宣纸时的感受，以及毛笔蘸上墨和水，在宣纸上下落、划动时的感觉。虽然我以后没有从事水墨画，但这段体验使我后来在水墨画的评论方面不至于从概念到概念。
开始画油画了，我们大家都很兴奋，但这时也考验我们的毅力和实力。首先，我们这一代的素描和观察事物的方式，达不到训练有素的境界，因为这种观察事物的方式和表现方式不是我们传统具备的，也就不是从小被养成的，比如，我们从小看惯了年画、水印版画，宣传画，我们觉得色彩和构图都是那样扁平和夸张，空间没有层次的模糊性，表现手段以轮廓为主等，因为我们没有博物馆和美术馆陈列西方油画，不习惯那样的用色，层次分明的去画，薄的如此透明，厚的可以触摸;所以，我们一边要不断与自己的观看方式作“抗争”，又同时要与自己的生疏的表现手段作“抗争”。所以，每一幅油画习作，都是画得十分忙乱，手、衣服、脸上甚至头发上都沾上了油画颜料。另外，画油画确实花费不小，做木框，买画布，买颜料，都要花钱，而且一幅连一幅，画越多也就花钱越多。当时我们大家钱都比较少，我的情况好一些因为我已经在农场工作五年按规定可以带薪读书，就这样还不够，因为我画画颜料堆的比较厚，而且画得不好我会毫不犹豫用刮刀刮去画好的部分重画，我还不断利用空闲时间出外画小风景，要么画自画像。在大学的四年间，寒暑假都在学校过，往往大年三十赶回去吃一顿饭，初一一早又赶回学校教室画画。暑假时我会联系郊区农民家，在那儿住一段时间，画人像和田野风景……面对材料的问题，同学各自有不同的办法解决，比如我们自己做画布，上浆，打磨;自己做木框，自己过滤调色油等等，所以，现在看到一些画家绷一块画布都艰难，觉得不可思议。
去张家界写生——大学三年级
《敦煌沙丘》 大学四年级西北写生
我们每年有一段走出学校去外地写生的机会，我背起托人制作的画箱，心里十分兴奋。当人们以好奇的眼光看我画画时，自我感觉甚佳。实际上在考大学之前，还在去农场之前，我已开始在公园画速写。后来为了考大学，为了补充下午和晚间的长期素描作业的不足，就又去公园茶室画速写。我几乎每天一早就去公园或菜市场，画到老人们离开茶室，我就到外面，从包里拿出小油画箱，用自己涂好底子的油画纸，对着树林和草坪画了起来，常常围着一群人看我画画。也听他们议论“油画要远看，不能近看，远看一朵花，近看一塌糊涂”等。后来我到了美术馆工作，面对观众讲解作品，以及培训志愿者时，我总要加入对普通观众欣赏习惯的理解，这正是在那个时候，在听他们对我画画的议论基础上有所把握的。
老师教给我不仅是方法，而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并对我以后发展奠定了基础。比如，每一个艺术家有一自己的“绝活”，在不同“绝活”之间，你可以发展自己的“绝活”;绘画的方法是观察的方法，也是思维的方法，更是生活的态度和方式，事物都在关系中存在，在关系中变化，任何“一门心思”的单一做法，实际是不符合宇宙定律的……艺术方法给了我们理解世界的途径，也让我们从幼稚走向成熟。
学校的图书馆里经常人满为患。系里的资料室学生只能阅览不能外借，而且不是每天都向学生开放。因为大都是画册，而且是“文革”以前的画册，所以老旧的比较多，大家看时小心翼翼，生怕弄坏了画册。资料室首先要满足老师教学需要，老师往往借走我们认为重要的画册。所以大家约好一起去，这样，每人借一册，几个人互相轮流看，一来可以讨论和谈谈心得，二来省下借和还的时间，因为资料室开放时间有限，我们尽量争取多看一些。
上海图书馆也开始凭大学生证阅览图书了，我常常在星期天一早去排队等开门，上海画家徐文华当时的一件得奖作品，就是描绘图书馆门前等候开门的情境，一位年轻姑娘在冬天的早晨，在上海图书馆那标志性的钟楼下面，平静而又专注地等候开大铁门时间，那是非常真实的一幕。实际上一开门，我们都是一路小跑到要借阅的楼里，尤其是借阅旧画报书籍，需查翻卡片，花不少时间，等到资料从书库拿到柜台，又要等很久。最后，将所需的图片交付翻拍。能拿到135黑白片子，大该两周以后。就这样，我还是如获至宝，一直珍藏这些资料，因为看过画册，所以能凭记忆回想画面，当时能看到的也就是所谓的“苏派”或“印象派”或“西方古典”艺术的稀少资料了。记得在我们读到大三时，一个苏联绘画展在北京苏联展览馆举行，老师动员我们来京看展，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坐了一夜的车赶到北京，下了火车来不及休息就直奔展厅，去朝拜我们老师常挂在嘴边的那几位大画家的真迹，那种心情与我以后首次出国，在巴黎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内看到美术史上的经典性作品时，激动得晕头转向的状态可以相比。不过，当年看完展览后多少有些失望，因为老师挂在嘴上的那几位画家我不太喜欢，觉得色彩用得有点戏剧性，有点像我们“文革”时期在脸上涂抹红色风格。也许是由于我从画报画册印刷品上看到的色调偏灰暗，那时觉得有一股忧郁的意味，绝对是中国作品没有的。看到原作与原来想象的有距离，而且少了那种模糊的阴郁，便觉得缺少韵味。当然赛洛夫和杰尼卡的作品很优雅，但对初学绘画的我们来讲，要画成那样，还是太难了。我的同学们大部分对这个展览评价不高，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当时我还认为他们年少气盛，眼高手低。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他们是对的。因为他们中一些人出生于美术之家，从小有家庭熏陶，对艺术的见解与我完全靠自学有所不同。另外一些同学一直在画家朋友的圈子中活动，他们对美术界的动向十分了解，当时不喜欢苏联美术的意识形态色彩，质疑中国艺术教育完全按照苏联的体系，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倾向。而我因为好不容易从农场考入大学，又是学的艺术，简直就是从地下到了天堂，喜欢还来不及，哪里还有质疑的心思。
我这种无保留的学习积极性，老师们还是很满意，常给我的作业打高分。而班里同学对我越来越不满意，认为我是太听话了。正是由于我的各科成绩都不错，正好在毕业那年，大学分配政策试行改革，十分之一成绩最好的学生可以不到中学做老师，在各用人单位之间自选职业。于是，我就成为幸运的十分之一。1985年夏天，我被分配到上海美术馆工作。于是就一路走来，走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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