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淳：当年，你在北京大学读书，毕业后为什么选择到上海工作与生活，是特别喜欢上海的缘故吗?

李晓峰：本来是想留在北京的。两个缘由到了上海：一 是美院情结;二是对上海的想象。如果我留北京也可以到美院的，而且是中央美院，为什么没去呢，因为央美要我去教哲学，那时我和多数人一样的看法，除了哲学系的美学课其余都是政治说教，当然，我留京也有可以去教美学的地方，比如舞蹈学院，但我还是想到美院，这个情结是自小种下的，我有很强的画画爱好，可惜未考上美院，后来很晚我才弄明白，我考的不是美院是美校，虽然是在天津美院里考试的，因为我是初中毕业考的，上高中后就直奔高考了。那时的又一个误会，以为美院不是大学，考入北大哲学系，我选学的都是与美术关系密切的美学课，1985年毕业时，一心'重返'美院，上海的美院恰好刚刚成立，而且指定要我来教美学，所以我选择了上海;到上海的另一个缘由是当时作为一个北方人的'上海想象'，尤其那时，上海就是传奇，几乎是不出境的'外国'，充满洋气、时髦、先进和未来感，对于我，虽然不像留北京那样离家近，但其吸引力足够克服这段距离了，那时从天津到上海的火车要坐一天一夜。到上海的机缘是组建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李天祥院长的一封邀请信，他说欢迎我到那所全新的美院，又说'创业艰难百战多'，我虽然并不全部理解李院长信中的意味，但还是迅速决定了，记得我回的是一封电报，有点壮士断腕的五个字：'我决心已定。'

刘：你在大学读的是哲学，80年代国门大开，那时读的一些被译介的西方著作，对今天还有影响吗?

李：影响很大的!那时最热的知识就是西方哲学著作，记得我从海淀骑自行车跑到王府井新华书店，就为一本新上架的'汉译名著'，商务印书馆也经常跑(所以后来看到朱青生在商务印书馆出书，巨大的权威感油然而生)。在北大图书馆看到民国版的《查特拉斯图特拉如是说》如狂人日记，看到两本影印的《罗素自传》，罗素居然写到他的手淫。看怀特编著的《分析的时代——20世纪的哲学家》眼界大开，托关系购买一上市就脱销的宾克莱《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仅书名就让人激动不已。那时的存在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分析、生命哲学等等太多的思想思潮涌现，如井喷。
听任继愈先生开设的《宗教学概论》，他上来就说'做梦不是科学，研究做梦是科学;宗教不是科学，研究宗教是科学'，所以，我得出结论，什么东西都可以研究啊。记得钟启禄，一位来自美国哥大的教授，给我们讲逻辑分析哲学直到把脑子搞痛;从台湾来的陈鼓应讲庄子与尼采的关系，很穿越的，他居然留在北大。
还是美学聚集了异乎寻常的人气，1982年4月17日我在海淀书店买到了李泽厚的《美的历程》，那书的扉页记得清楚。美学打开了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情感、审美、感性、艺术的闸门，虽然美学著作很难读下去，'美学热'仍然蔓延全国，导致后来的人性、人道主义大讨论，直面人的异化问题。我那时对青年马克思下过功夫，甚至还在朱光潜先生的家门口与朱老讨论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年少大胆、童言无忌。记得那段时间在北大图书馆听北大外哲所的那些老前辈上课，洪谦先生居然是维特根斯坦的同学，同属著名的维也纳小组。
1985年我毕业那年，我们哲学系举办了影响深远的中国文化讲习班，我又幸运地聆听了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庞朴、李泽厚、成中英、杜维明等中外大学者的讲演。请梁漱溟签名了的那本《人心与人生》成为我最让人艳羡的珍藏。东西文化比较，反省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近现代社会，成为1985年、1986年连续两期文化研习班的核心议题，这成为中国'文化热'的最初引线，我至今保留着那些听课笔记。
在北大三角地，诗人摆地摊卖油印本朦胧诗，伴着开始流行的校园歌曲，记得我买过舒婷、北岛、杨炼、顾城的小册子，和西川(也就是刘军)成为北大美术社社友后，他直接送我的他油印本的个人诗集，其中我很喜欢的那首《秋声》，曾被评为北大诗歌会演的一等奖。
北大美术社也是我入学那年成立的，首任社长是78级中文系的卜凡舟，也是一位诗人，和西川同乡，还记得他用有徐州口音的普通话朗诵他的诗作，其中一句'农家屋顶上，晒晾的地瓜干，就像漫天星宿'让我难忘。北大美术社最早把现代派艺术引入北大，也是1981年，请的是央美的邵大箴讲欧洲现代派绘画，接着还请了吴冠中先生，讲形式美抽象美。我后来成为美术社社长，继续邀请了更多的京城美术名家来北大讲演或给美术社讲课，从黄永玉到华君武，从袁运甫到钱绍武，那时刘大为、徐冰直接就是我们美术社亦师亦友的老师。我还因为请廖静文先生来北大讲徐悲鸿一生，联系了廖静文与宗白华先生的世纪会面，至今仍记得宗先生陋室中挂着的那幅不大的笛卡儿油画肖像，那是徐悲鸿留法时送他的。
1984年暑期，我完成平生第一次'行万里路'，从我们81级社会实践结束地四川乐山出发，经峨眉山、青城山、成都、大足、重庆、三峡、宜昌、远安、汉口、庐山、九华山、黄山、太平湖、屯溪、桐庐、金华、绍兴、杭州、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徐州、曲阜、泰山，一直回到老家山东淄博的淄博齐都镇白兔丘姬王村，最后返回天津、北京，可谓尽兴至极，一路行旅，一路写生，画了整整一本速写，1984年秋天，因这本速写，在北大三角地、北大美术社和哲学系学生会共同为我举办了展览，满满六块橱窗，这是我平生第一个个展，也是迄今我唯一的一个展览，算是我艺术梦的一次重要记录。
1985年毕业前夕，我们北大美术社与北大团委、学生会共同发起了为母校建立'民主科学'雕塑的毕业留念物活动，征稿、募捐，半个月募到2块2毛钱，还是饭票，雕塑定稿方案是中央工艺美院华庆等三位大三学生完成的，因经费问题拖延到下一年才建立起来，所以，这件雕塑成为我们1981级与1982级共同捐赠给母校的毕业留念，取意'德先生''赛先生'的 D、S_形态上顶着个球，本意是放眼世界，被后来的学弟学妹们戏称为'大傻蛋'。我设计的北大1981级毕业纪念章如期出炉，虽制作粗糙，还是我北大毕业的一份最后辉煌。
抱歉，回忆北大的那段时光，话总是说不完的。

刘：谈谈你的家庭背景和个人成长经历?

李：我自幼就有很浓郁的美术爱好，不仅天赋部分来自我父母的影响，也有很多后天的部分。用今天的话说，我的父母都是公务员，父亲做过天津市河东区的宣传部长，所以，特别是'文革'结束后解禁的新老中外影片我几乎看遍，甚至看了许多舞台戏，京剧、评戏、河北梆子，折子戏，数天全本的，比如《狸猫换太子》。记得我在高考的前一天还狠狠地看了三场电影，其中一场就是流行一时的印度电影《流浪者之歌》。母亲在公安局、法院、财政局、税务局等工作过，还在我后来就读的五十四中学做过人事组织工作，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和弟弟能到那所中学，抱着刚刚打靶归来的步枪照了许多照片，还给足球比赛当过编外球童，因为那所中学出过天津的著名球星，我很小的时候能在那所中学的图书馆看有机器狗、飞碟的科普读物，好像是上海背景的未来世界，想象力就这样一直被滋养助长了。记得我非常小的时候父亲画给我过一部小轿车，打开了我的想象。于是，火车、轮船、大桥在我笔下随之而来，记得我画的火车得到幼儿园小朋友的围观与幼儿园阿姨的盛赞，因为'文革'之初我就被父母送到山东老家，坐火车的经历，让我比别的小朋友大开了眼界。记得妈妈在我小时候给我讲小人儿书，读当时风行的文学故事，比如雷锋的故事，我名字的峰原来本就是雷锋的锋字，因为我出生在毛主席题写'向雷锋同志学习'发表的时候，那些幼年看到听到的画面打开了我无限想象的闸门。喜欢画画自幼儿园开始，小学时加入美术兴趣小组，我七岁临摹过列宁像、雷锋像，十一岁临摹过高尔基《在人间》的连环画，1972年的寒风里在街头临摹过'批林批孔'漫画，那些极具特点的人物形象把我带入了艺术造型世界。
在小学美术组张松林老师指导下的第一幅创作《阵地》登载上当时著名的《红小兵画报》，那是我第一份巨大荣誉，意外到来，在全校早广播里播送了这个荣誉，由此，我加入了区少年宫的美术班学习，老师有韩家辉、郭长胜、刘凤祺诸先生，记得少年宫那时多是主题画，让我熟悉了创作与构图，还经历了粉碎'四人帮'创作画展，初中经常被年级组老师从课上叫出去为'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大字报区画漫画，让同学们甚是羡慕眼红，一直到初中毕业，那时'文革'结束，很快恢复高考。进入大学，可以称作美术启蒙的导师就更多了，这与我前面讲到的美术社有关，比如我们北大美术社的本校顾问美学家杨辛先生、书法家李志敏先生，还有宗白华先生、朱光潜先生、葛路先生、高克地先生、汤一介先生、杨克明先生、叶朗先生等，杨辛先生也是我毕业论文《试析中国绘画的哲学精神》的导师，校外顾问有王朝闻先生、廖静文先生、李天祥先生，还有华君武先生、侯一民先生、艾中信先生、许麟庐先生、娄师白先生、吴冠中先生、钱绍武先生、范曾先生，还有我们美术社的指导老师王延陵先生、刘大为先生、徐冰先生等等，之所以特别提及这些先生的名姓，是因为他们都是我艺术人生道路上的恩师、导师、启蒙老师。当然，这样的老师先生还有许多，比如到上海后相遇相识共事的诸多美术前辈艺术同道，比如早在1999年发表《中国前卫艺术》的阁下您刘淳也是我学习的先生，直到今天，以及我日后人生的路途里，这些先生都在时时帮我助我开悟我升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