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凇 | 对宋代佛像遭彩绘的反思：谁的文化“主场”？
2018-08-28
粗糙的文物修复“闹剧”何时休？
□ 本期策划 颜培大
【编者按】近日，一则四川省安岳县宋代石刻佛像遭野蛮重绘的消息在社交媒体广为传播。随后，四川省安岳县文物局证实，此修复并非现在所为，而是上世纪90年代当地民众自发彩绘，好心却办了坏事。近年来，尽管地方文保单位的保护措施不断升级，相应的保护法规也在不断完善，但诸如此类的破坏性修复事件却依然频发。例如，辽宁省绥中县“最美野长城”被白灰抹平、云接寺清代壁画被“重绘”、G20期间秋水山庄的简单涂抹，等等。那么，究竟国内的文物保护工作还有哪些不足？对于文物修复与保护工作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及产生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有所反思？就此话题，本期时评邀请相关专家展开讨论。
本期导读
·李凇：对宋代佛像遭彩绘的反思：谁的文化“主场”？
·潘守永：文物修复中的“瞎活”
·王运良：文物修复焉能“戏说”
对宋代佛像遭彩绘的反思：
谁的文化“主场”？
□ 李凇
最近一个星期，网络上热议四川省安岳县个别佛像被重新彩绘的事件，引起了不少网民的挖苦、讥讽甚至激愤的指责。其实类似的现象不少，算不上个案——上世纪90年代，在四川及重庆地区这种现象出现得比较多，基本上都是民间自发行为。当时文物部门的控制力量不够，后来逐渐加强管理，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很少见。近日，国家文物局和四川省文物局为应对舆情出面调查，8月16日公布了调查结果：共有13处石刻类遗址被妆彩重塑。网上的群众留言几乎众口一词，包括很多艺术家看到这样的“改造”，也感到很恼火。主要感慨经过这种维修之后的佛像色彩夸张、风格艳俗，失去了文物的原貌。如一网友留言：“原本古朴端庄、精妙绝伦的佛像被彩漆刷得大红大绿、艳俗无比，让人不忍卒视。”网络语言呈现出一边倒的情形：正确VS错误、高智VS愚昧、主流VS个别。这似乎不仅是一场不对称的、毫无胜负悬念的文化“战争”，还是一场没有风险的文化消费。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民间自发的重新彩绘行为，其实是有一定合理性的。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问题：民间造像谁是“主场”？这些佛像为谁而作？由谁而作？是谁在维护？是当地的民众！一千多年来造佛修庙是他们日常生活的有机部分，只是在20世纪50—70年代有过短暂的中断而已。今日那些出资重妆佛像的乡民，其实就是千年前集资建造佛像的乡民后代。千年来他们一直将石窟佛像看作是神圣力量的显现，是对美好景象的想象。民众在其中寄托社会的普遍精神需求，希望神圣的东西不再破破烂烂，他们期待佛像外表与他们神圣的仪式相匹配。我相信，他们主观上绝对不存在故意破坏的意图！乡民们一般将这些造像泛称作“菩萨”，而我们研究者则统称之为“造像”，两个名称显然有情感上的差异。
艺术作品有“公”“私”之别。石窟艺术从它产生之日起就是一种“公共艺术”。这些佛像本来就是民间文化的一部分，蕴含着时间的累积因素。中国的绝大多数石窟，历代都有过多次重修重妆。比如云冈石窟，很多洞窟都是宋、金、明、清历朝维修过的，而且有时规模很大，而历次重妆大都修复一新，应当说这是一个历史的通行行为。这也正是它们与个人创作的卷轴画不同的地方，后者常常是个人行为，不允许后代其他人反复改造。当然，早期的重妆水平相对要高很多，如唐代、宋代，而且，经过数百年的历史，这些重妆的痕迹已经变旧，本身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上世纪90年代四川的民间维修潮，整体水平偏低，主要由一些民间装修队完成，这也是现在这些“新”佛像遭非议的原因。近代史上这样的例子不少，其中典型的例子，是19世纪末敦煌王道士在莫高窟所做的一批造像改造工程，被敦煌专业人士称之为“恶劣造像”，莫高窟管理机构也秘不示人，从不展现给游客。
中国的石窟造像有超过1500年的历史，其实一直不入文人“法眼”，不认为是自己领域的事，很少有文献给予记载和评论。一般文人（知识分子）作为游客和旁观者，只是一个客场的身份。直到清代后期开始的百余年来，文人的眼光逐渐瞄到了民间的石窟造像题记（书法）与造像，他们的审美趣味与民众的审美趣味显然不一样。我们（有话语权的知识分子）与石窟附近的乡民有何区别呢？是观念的不同：我们将石窟看作是历史的载体、艺术的作品，而不是信仰的寄托和心灵的存放处。这既源自清代后期以来的文人眼光，也源自西方传来的艺术观。20世纪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文化语境，石窟、寺观造像（以及壁画、建筑）被纳入新的话语体系：石窟和佛像被冠之以“艺术”与“文物”之名，成为全社会的历史文化遗产，成为国家的文化资产。石窟的属性被重新界定，石窟附近的乡民成了无关紧要的旁观者，少数乡民成了政府委托并付以薄资的看护人。
石窟既然是“文物”和“艺术”，当然需要体现出一种时间的尺度和文明的厚度，视觉上的“破旧”恰好可以呈现出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国民靠什么去感悟、想象、书写那些逝去的历史，如大唐盛世呢？没有什么比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更合适的庞大实存了。在这个立场上，我支持喝止对古代造像随意和廉价的重妆。但是“主场”与“客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需要反思的是，我们（文人和外地来的游客）的标准是唯一的吗？这些佛像应该算是谁的文化资产？我们是否具有真正的评判权与决定权？当然，那些水平很次的重新彩绘不能达到现代社会的审美要求，也不符合我们在其中所期待的历史性要求，还是不要鼓励为好。只是我们需要充分理解和体谅那些自己省吃俭用掏钱重妆佛像的乡民们，千年的文化惯性使得乡民们不适应这种身份的陡然转变。他们不是在观看和赏析历史的疤痕，而是用漂亮的色彩刷新自己的心灵存放之所。
大约30年前，我还在西安读研究生，记得有一次我去陕北考察一处宋代石窟遗迹。石窟里光线很暗，有一群妇女进来拜佛，我顺便用手电筒给她们照亮了脚下的路，她们十分感激我，离开时一定要塞给我十元钱（当时还是不少的），她们说我是“给佛爷爷办事的人”。我一直记着这种淳朴的情感。我相信石窟的建造者和她们是同一类人，有着同样的情感世界。我在四川和重庆考察过一些石窟，其中大足区有一处叫做半边寺的宋代石窟鲜为人知（见图1），是一处县级文保单位。图中右下部是受到文物部门保护的宋代造像原貌，其余被彩绘或重妆的花花绿绿造像则是民间所为。这些被重妆的造像有些就是原址原物，有些可能是附近搬来的，还有的可能是重新塑造的。比较图片左右的视觉感受，哪一种更符合民众的生活需求呢？我以为，评论者似乎不宜简单地站在道德高地呵斥民众而忽略文化的主客场。
图1 重庆市大足区珠溪镇凉水村半边寺宋代石窟 李凇 / 摄
也有人认为这些重妆的佛像之所以难看，是因为当代社会审美素养的退化。恐怕不能简单的这样认为。当今社会整体的艺术素养，比照唐、宋时期，并不能说是降低了，反倒有些“进步”——至少在艺术的技术性和观念的多元性方面。只是当下真正具备较高艺术素养和技能的人，逐渐演变为精英阶层，许多艺术家甚至有了贵族化的倾向，完全不理会一般民众的审美需求。或者说专业艺术家的经济期待值太高，而一般民众的经济承受能力有限。安岳佛像的“重妆”，实际上不是当代高端艺术家、甚至不是水平较高的职业工匠的行为，而是一些游走于艺术外围的民间装修队所为，不能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水平。与一千年前石窟的建造水平不匹配，这恐怕与经济支付能力有关，而与社会整体审美能力无关。近年来，随着民众经济支付能力的提高和文物管理部门对“文物”的严加看管，乡间又有了一些新造的佛像，看起来不那么简陋。如图2，是大足区珠溪镇半边寺邻近的一处新造“十二殿功德”，造像有十多龛，从《造像记》得知出资者共有449人，造像（设计者）3人，石匠4人，建造于2006—2009年，工期3年零4 个月。图像原型主要以大足宝顶的宋代造像为本，另起炉灶，似乎搭上了文物的顺风车而又没有破坏文物，满足了民众的社会需求。不过，这似乎又涉及到政府政策层面的问题。另外，文物部门“修旧如旧”的修复原则，在理解和执行的过程中引发了一些新的问题，限于篇幅都不在此讨论。总之，安岳佛像重妆引起的话题，恐怕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方面的反思。
图 2 重庆市大足区珠溪镇2009 年新造十二殿龛 李凇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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