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凇：“艺术”如何“博士”？
2018-05-15
编者按：自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在今年两会提案中提出对美术实践类博士学位设置的质疑以来，诸多学者、艺术家纷纷参与讨论，发表观点。比如，靳尚谊先生明确表示：“取消美术实践类博士是明智之举。”当然，对此也有不同的声音，刘巨德站在学科发展和建设的立场认为：“绘画专业博士的培养，需要继承和发扬。”爱因斯坦曾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美术实践类博士的设置与否或许不会因此专题而发生改变，但不可否认，这颗石子必将，并且已经引发更广泛的关注和更深入的思考。敢于提出质疑是创新意识的标志，是创新思维的起点。理不辩不清，道不辩不明，因此，本期时评延续此话题，继续邀请教育与美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展开讨论。
李凇（本名李松）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中国美术史
“艺术”如何“博士”？
□李凇
前两年我面询密歇根大学教授包华石先生，听闻美国的某些大学近年设立了美术实践类博士学位，他明确告诉我：向中国学的！（按：我们已经直接超一流了）
中国艺术大学里设置美术实践类博士学位的教育，实际上已经悄然进行了十多年。说它“悄然”，当然是指无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还是中央美术学院，最初招收实践类博士生时都是打着“艺术史论”的牌子，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逐步明确为美术实践方向，亦即艺术创作。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教育，甚至引起了个别美国大学的模仿。近日《中国美术报》开展的关于中国大学设置美术实践类博士学位的讨论，既是对十多年来教学实践的回顾与检讨，也涉及大学教育的目标、学理层面和实际操作层面诸方面，以及如何认识与定位“艺术”，这实在是一个大课题。以下略说我理解的美术实践类博士的四个方面的尴尬，以期待化解之道。
2018年4月23日《中国美术报》总第107期“新闻时评”P7
美术实践类博士的尴尬之一，教学目标不明确，基本上停留在虚拟的描述上。
都说“道”“技”并重，绘画高人一头又具有高深的理论建树——这在当代似乎难以找到范本——比如齐白石、张大千或毕加索、劳森伯格，他们都是大学学位教育的结果吗？答案是否定的。
当然，万事都有个起头，任何学科，首批博士生的导师一定不是博士。不过应该树立一个明确清晰的目标，既使学生们感受到实现目标的切实可行性，又使社会感受到“美术博士”达到后的荣耀的可信性。这在其他学科可不是难事。检索画史，我头脑中浮现的对应点似乎是赵孟頫、董其昌这样的艺术家，他们似乎可以作为“道、技并列”的范例。然而，别忘了，他们的艺术成就不是学校教育的结果，他们也不是专职画家，只是在从政之余涂抹挥毫或思考写作而已。如果一定要追索赵孟頫们艺术成就与读书的关系，四书五经与唐诗宋词才是必备的童子功，而这似乎不是当代“画博士”教育的首选——可能在中文系。
元 赵孟頫 自写小像 绢本设色 24cm×23cm
美术实践类博士的尴尬之二，是博士的画真未必比硕士的好。
各艺术院校已经培养了十几年美术实践类博士，中央美院、中国美院、清华美院、西安美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统计下来一定数以百计，但难以说出一些成功的例子。近年在美术圈流行的说法：博士的画不如硕士的画，硕士的画不如本科的画。虽说一定有以偏概全之嫌，确也道出了一个较为普遍的共识现象。
有一个已小有名气的美院博士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画展，我听到他反复解释说，不要理解为博士的绘画。明显底气不足。我们能否做一个实验：将一些博士、硕士与本科生（尤其是中央美院本科生）的画掺杂一起，不标明作者，观者能否清晰地对应出这三个层次呢？不知道有哪个学校愿意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换言之，不能以绘画作品论博士。
美术实践类博士的尴尬之三，是教学理念与实际环节的脱节。
实践类博士在招生之初就遇到尴尬：如何在基础理论、绘画实践、外语三者之间平衡？实际操作结果多数是三门平均都过关——可能绘画实践并不出色！并非偶然的例子，如某校的美术博导为了能够招到学生，不惜实践专业考试都给打高分——谁的外语过关就招谁，实际上放弃了专业实践的标准。在教学环节，也难以做到绘画与理论（读书、写作）均衡要求且都达到上层的程度。三年学制，绘画或理论，能够有一方面达到比硕士高一个层次的目标就不错了，而各校却要求博士生们完成双重任务，其结果要么是天才、要么目标缩水。个别学校将学制延长到四年（如西安美院），但还是有许多学生不能按时毕业。
西安美术学院
有的学校弱化毕业创作展览，以增加论文写作的时间——教育部常常对论文进行抽查，孰软孰硬自知。我的一位朋友受教育部委托复审过某著名美院的中国画实践类博士论文（已毕业通过），他十分诧异水平如此之低，便将该论文电子版发给我看（其实在中国知网可查到），我也惊奇地发现该论文作者居然不清楚盛唐在何时！换言之，不能以学术论文的水平要求实践类博士的论文。
美术实践类博士的尴尬之四，是“艺术”标准的模糊与不确定性。
首先这是由于“艺术”的特殊性使然，艺术家以个性表现与个人感悟为其特色，而这似乎与传统的博士教育体系不甚融洽——后者以社会共识或说“科学验证”为公器，一种理性的逻辑思维。
其次，20世纪当代艺术活动对“艺术”进行了暴力解构，“艺术”在游离、困惑与消散状态之中。或说当代“艺术”的标准已然溃散。一件作品“艺术”与否，似乎不由艺术实践的教授们说了算，而是批评家和哲学家说了算。近来的趋势似乎又有政治转向的变化——如2017年卡塞尔文献展。艺术为哲学与政治以及经济所覆盖。简言之，难以以“艺术”论博士。
德国卡塞尔文献展的装置艺术
既然找不到美术实践类博士的范本和标本，既然不能以绘画作品来衡量博士，也不能以论文来要求实践类博士，甚至还不能以“艺术”来论博士，我也就理解了靳尚谊、杨晓阳等人对它的强烈质疑之声。
学位教育既要有学理逻辑、合乎普遍的大学规范，又要有实践可操作性，还要有合乎社会共识的标准。譬如竞技体育，我们需要的是顶尖的乒乓球高手和能够打进世界杯的足球运动员，不是把足球踢得很好的乒乓球运动员——即便两者都是球类运动。至于赵孟頫、董其昌辈，需要一生的积累加天分，而不是三年的应试学历教育。而那些将生活垃圾命名成“艺术”的劳森伯格辈，他们需要的不是博士学位，而是博士们去给他们帮忙。■
2018年4月23日《中国美术报》总第107期“新闻时评”P8—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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