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现代意识 2018-04-24

张爱玲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文坛最炙手可热的女性作家，其文学创作以传统文化为底子同时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从其小说题材上看，张爱玲善于描写新旧时代之交中的封建家庭男女情爱故事。这是因为她成长于一个封建传统大家庭，自幼耳濡目染传统大家庭中繁琐复杂的封建道德礼节和人情往来，熟悉一般平民百姓所从未听闻过的的深闺大宅秘事、豪门恩怨情仇，这些都构成了张爱玲用之不尽的写作素材。并且，张爱玲少时喜爱阅读曹雪芹《红楼梦》、韩子云《海上花列传》等传统小说，培养起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因此，从古典文学而来的词语和句子，加上感人至深的出身封建家族的男女爱恨情仇故事，此二者的组合使得张爱玲的小说充满了传统旧学之气息。然而，假若进一步深入阅读张爱玲的小说，透过这些娓娓道来的传统词汇语句去观察其小说世界中的封建男女，便不难发现他们身上都骄傲地洋溢着一种现代社会所特有的现代意识，包括对现代资本——金钱的批判、对个体生存状况及心灵世界的审视等。这些现代意识的形成，与作者张爱玲生活的城市环境、独特的求学经历以及自立门户的职业写作等有密切的关系。

以下，笔者将从“现代人的金钱反思”和“现代人的个体审视”等两个方面探讨张爱玲小说中的现代意识。

 

一、现代人的金钱反思：金钱枷锁中的悲剧人生

在现代社会，金钱是一个矛盾性存在。一方面，金钱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金钱在现代社会自建立伊始便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人们对金钱的原始追逐推动了前现代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社会的转型；金钱促使现代社会理性发展，人们为攫取更多的金钱而积极改革社会分工、技术工具、管理机构，形成一套高效、理性的发展机制以维持社会快速运转。与金钱合法性和合理性相匹配的，是人们对待金钱的态度——人们追求金钱是正当的、合法的，韦伯将之概括为“特殊的资产阶级经济伦理”，即“个人有增加自己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另一方面，金钱遮蔽了人们对人生意义、价值的终极追求。西美尔曾指出“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梁上的”，也就是说，金钱只是人们生存的一种手段而非终极价值，人们还应有更高的自由生存追求。自由生存是对金钱生存的超越，是自我个性的释放和幸福的来源，也是人生意义和价值所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追求金钱的合法性往往遮蔽和掩盖了追求自由生存的超越性。人们停留在金钱带来的物质享受中，并错误将这一物质享受地认同为自由与幸福，其结果必然是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失落。

金钱引起的人生负面性遭到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强烈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兴起于现代性快速发展的十九世纪。它立足当下社会，客观揭示社会发展的多面性，批判其中的社会弊端，尤其指向金钱的负面性。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在其多篇部巨著《人间喜剧》中真实地展现了十九世纪法国现代资本社会风貌，通过资本家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人的遭遇淋漓尽致地批判了金钱对亲情、人性的戕害。而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也出现了具有现实主义批判倾向的作家——张爱玲。她的作品多上海、香港等城市为背景，采用客观、冷静的笔触描写现代人的生活，通过叙述金钱枷锁中的人生故事来否定现代金钱法则。

张爱玲有着现代人的金钱意识和观念。这种意识观念首先孕育于其生活的城市环境。张爱玲于1920年在上海出生，2岁时随家人迁居天津英租界，8岁又举家迁回上海，19岁赴香港入读香港大学文科，22岁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而返回上海，开始专职写作，直至32岁（1952年）离泸赴港。从其早年经历可以看出，张爱玲从事写作之前主要生活在上海、天津、香港三地。这三个城市都是中国较早开放、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城市。尤其张爱玲生活时间最长的上海，是中国近代较早开放的通商口岸（1842年《南京条约》签署的5个通商口岸之一）。贸易发往来促进了资本的流通，再加上外国资本势力注入及民族资本兴起的共同作用，使得上海成长为民国时期具有初级资本社会特征的现代城市，被称为30年代的 “国际大都会——世界第五大城市”。现代城市的经济法则和金钱资本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每一个居住其中的市民身上，包括张爱玲。张爱玲置身于现代资本城市之中，在享受金钱资本带来的丰富物质产品的同时，也洞悉了金钱资本对人生意义的负面性。她曾说：“现代都市居民的通病据说是购买欲的过度膨胀。想买各种不必要的东西，便想非分的钱，不惜为非作歹。”在张爱玲的眼中，现代城市陷入了金钱的循环圈：生产者为了金钱而创造和出售更多的物质产品；消费者为了享受更多的物质产品而不择手段地追求金钱，“想非分的钱”，“不惜为非作歹”。在这一循环圈中，金钱成了人们的最终目的，完全遮敝了自由、幸福等人生意义追求。

张爱玲将现代金钱批判贯穿其小说创作中。在小说集《传奇》序言中，张爱玲以封面图案为例形象地说明了自己的创作意图：“封面……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张爱玲的小说就如同这一封面，是新旧过渡时期旧式家庭与现代人两者的并置：旧式家庭是小说故事主体，往里窥视的现代人则是写小说的作者，即一个具有现代金钱意识和观念的现代人。也就是说，张爱玲小说叙述的是现代人视野中的旧式家庭故事。这一特殊的新旧并置使其作品独立于以往的文学潮流之外，既不属于鸳鸯蝴蝶派描写封建社会才子佳人的言情套路，也不属于启蒙主义批判封建礼教争取民主、自由的潮流，而属于现实主义的金钱批判潮流。张爱玲的现代金钱批判具体表现为：她以新旧时代的城市生活为背景，展现了现代金钱法则冲击下的旧式家庭悲剧，并通过这些悲剧深刻地揭示了金钱对人性的扭曲以及由此引发的个体生存意义失落。其批判金钱的小说主要有《金锁记》、《沉香屑 第一香炉》、《倾城之恋》及《花凋》等。

被誉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的《金锁记》，是张爱玲批判金钱力度最重的一部文学作品。小说讲述了曹七巧主动戴上金钱枷锁并被金钱枷锁剥夺一生幸福的故事。故事开局便通过丫鬟之口交代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一是因战乱举家迁到了上海，另一是主人公曹七巧出身于麻油店之家。这两个信息的关键词——上海和麻油店——都与现代社会和金钱相关，上海是经济发达的初级现代资本城市，麻油店则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前现代经济贸易体。张爱玲通过开局巧妙设置的“上海”和“麻油店”，既为故事铺设了现代社会的大背景，也将故事的发展缠绕到了金钱这一线索上。随后，主人公陆续登场，情节逐渐展开。开麻油店的曹家因贪恋姜家钱财，将七巧嫁给了患有先天骨痨病的姜二爷。这桩婚姻打一开始就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如同经济社会中的一桩商品交易，曹家得到了钱（财礼），姜家得到了人（曹七巧）。而被当作商品交易到姜家的曹七巧也有着自己的经济算盘，她出嫁前一直在自家麻油店站柜台负责麻油买卖，长期的买卖活动使其日常行为也染上了经济社会的特性——以金钱为目的。因此，七巧进入姜家后，并未屈从封建伦理的“三纲五常”，以夫君为重甘为人妻；而是遵从经济交换法则，以金钱为重虎视眈眈丈夫的金钱家产，以兑现自己作为商品所应有的经济价值。

在现代经济法则的驱使下，七巧开始了执着而迷狂的金钱追求，不惜以自由、爱情、亲情等为代价，一级一级地通向没有光的人生悲剧。悲剧一，为金钱牺牲了自己的幸福。七巧进入姜家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金钱，更确切地说是在丈夫死后继承他的财产。丈夫在世时，她为了得到金钱，押上了如花般的青春作为赌注，强行克制内在充沛的生命力和合理的生理欲求，服侍宛如“没有生命的肉体”的丈夫；丈夫去世后，为了守住金钱，她赔上了后半生，赶走了她爱过的三爷季泽，骂走了亲侄子春熹，如同一个厉鬼独自游荡在氤氲的鸦片烟雾中。金钱就如同一把枷锁，七巧从进入姜家的第一天便戴上了这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也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可见，金锁锁住了自由与青春，也锁住了爱情与亲情，终结了七巧所有的幸福。悲剧二，为金钱葬送了儿女的幸福。年轻的时候，七巧为了追逐金钱，主动扼杀了其作为一位正常女性被爱的权力和机会。得到金钱后，七巧变态性地将缺失爱情的仇恨报复到自己的儿女身上，亲手葬送了儿女的幸福。七巧对儿子的情感是独特的，既有母性的疼爱又参杂着情人般的留恋。她把儿子视为生命中唯一的男人，容不得其他女性将他夺走，包括他的合法妻子。于是，七巧不择手段地破坏儿子美满的婚姻生活，通过讥讽、流言等方式相继逼死了他的两任妻子，还诱导他吸鸦片以便达到整夜陪伴自己的目的。七巧对女儿的情感却是错位的，她把女儿当成了自己的对立面来嫉妒。她因家里没钱而攀上富有的姜家，女儿却因家里有钱而将被别人高攀；她克制内心的爱欲拒绝了异性的追求，女儿却主动相亲并私自订婚。七巧所有渴望而不得的，轻易地就被女儿占有了。母女之间巨大反差激发了七巧强烈的复仇欲望，她置亲情于不顾，挥动封建家长权力强加干涉，生硬地取消了女儿的订婚，致使孤独的女儿成为了“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

七巧的人生悲剧清晰地展现了金钱如何将一个正常人逼向疯狂边缘的过程。在出嫁前的姑娘时代，七巧的生活充满了人间烟火：或在自家的麻油店卖油，“馨香的麻油店，黑腻的柜台，……漏斗插在打油的人的瓶子里，一大匙加上两小匙正好装满一瓶—— 一斤半。熟人呢，算一斤四两”；或上街买菜，“蓝夏布衫裤，镜面乌绫镶滚……朝禄从钩子上摘下尺来宽的一片生猪油，重重的向肉案一抛，一阵温风直扑到她脸上，腻滞的死去的肉体的气味”。这时的七巧，置身在平常人家的生活空间中，感受着色香味一应俱全的生活气息，全身上下散发着勃勃生气。然而，出嫁后，七巧成为了富贵的姜二奶奶，在姜家的深宅大院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守着残疾的丈夫，盯着丈夫身后的巨额金钱。从此，七巧的生活中除了金钱还是金钱——金钱既是她嫁到姜家的目的，也是她在姜家生活下去的希望与动力。金钱成为七巧心头最旺的一把欲火，熊熊燃烧着，对内摧毁了她所有的正常人神经，对外逼走了每一个试图接近她的人。

为了真实地再现七巧的金钱欲火，张爱玲借鉴了戏剧表演的技巧，通过场景叙事来增强故事的可视性和画面感。随着不同场景的变换，七巧一步一步地从正常走向了疯狂：

场景一，七巧随姜家迁居上海后，兄嫂首次上门探望。（P121－P124）

七巧一面对兄嫂冷嘲热讽，“我早把你看得透里透——斗得过他们（指姜家，笔者注），你到我跟前来邀功要钱，斗不过他们，你往那边一倒。本来见了做官的就魂都没有了，头一缩，死活随我去”，“你明知道钱还没到我手里，你来缠我做什么”。一面哀哭落泪，“嘴里虽然硬着，煞不住那呜咽的声音，一声响似一声”。

出了姜家门，嫂子便说：“我们这位姑奶奶怎么换了个人？……如今疯疯傻傻，说话有一句没一句，就没一点儿得人心的地方。”

场景二，七巧分得家产后搬出姜家在外居住，二爷季泽突然上门。（P129-P131）

起初，七巧沉浸在季泽甜言蜜语的哄骗中，“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然而，一旦识破了季泽的诡计，七巧便爆发了，“跳起身来，将手里的扇子向季泽头上滴溜溜掷过去……骂道：‘你要我卖了田买你的房子？你要我卖田？钱一经你的手，还有得说么？你哄我——你拿那样的话来哄我——你拿我当傻子——’”。

临出门时，季泽吩咐七巧家的仆人：“等白哥儿下了学，叫他替他母亲请个医生来看看。”

场景三，七巧请童世舫到家里吃饭，设计间离世舫与女儿。（P149）

在阴森高敞的餐室里，世舫初见七巧，“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直觉地感到那是个疯人——无缘无故的，他只是毛骨悚然。”

在酒席间，七巧审时度势地制造了女儿长安在抽鸦片的谎言，她“有着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她怕话说多了要被人看穿了。因此及早止住了自己，忙着添酒布菜。隔离些时，再提起长安的时候，她还是轻描淡写的把那几句话重复了一遍”。

在这些场景中，不变的是主角、主题和地点——七巧、钱和其居所，变化的是配角——兄嫂、季泽和世舫。通过不同配角的眼睛，读者得以清晰地观察到七巧内在的变化。第一个场景，嫂子看到的七巧，言语“疯疯傻傻”的。这是因为七巧初进姜家，盼钱而不得，还因平民的出身和市井化的谈吐而遭到了姜家从下人到老太太的冷眼看待，自然对娘家人有着复杂的情感：一方面是亲切的，是出嫁前生活的美好回忆；另一方面又是怨恨的，是当前窘境的原因。第二个场景，季泽看到的七巧，行为和言语都出现了非常人的倾向，需要“请个医生来看看”，这是因为七巧得到了梦寐以求的金钱，恃钱傲人，把自己以往因为没钱而在姜家受到的委屈和冷落，以一种复仇的心态变本加厉地返还给了姜家人。第三个场景，世舫一看到七巧，便“直觉地感到那是个疯人”。这是因为七巧与钱整整纠缠了三十年，曾经为了得钱而不择手段，现在为了守钱而使尽方法，在常人看来过于疯狂的金钱欲望在其身上已经完全常态化、合理化。可见，在一成不变、沉闷的生活空间中，七巧的生活因为金钱而愈演愈烈——从盼钱的言语疯傻、到得钱的言行异常、再到守钱的疯狂常态化，她言行举止已经完全脱离了正常人的模式，活脱一个神经异常的疯人。此外，金钱的欲火不仅摧毁了七巧的正常思维和行为，也吞噬了其健康的躯体。在小说最后一个场景中，七巧躺在烟铺上，一面回忆三十年前的往事，一面“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青的时候有过浑圆的胳膊。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青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就连出了嫁之后几年，镯子里也只塞得进一条洋绉手帕”。在这里，套着玉镯的手臂寓意着套着金钱枷锁的七巧躯体，手臂的变化也显示了七巧躯体的变化。三十年过去了，手镯依然如初，可手镯中的手臂却由滚圆变为骨瘦如柴。七巧将手镯徐徐从腕上推至腋下的过程，宛如其三十年人生的缩影——金钱枷锁的重压使其躯体从健康、丰盈慢慢变为枯槁、干瘪。可见，这些场景记录了七巧在追逐金钱过程中从内在神经异常到外在肉体枯槁的变化，深刻地批判了金钱对人性的摧残。

张爱玲还在《沉香屑 第一香炉》、《倾城之恋》和《花凋》等多部小说中批判了金钱对个体完整性和家庭亲情伦理的损害。《沉香屑 第一香炉》中的梁太太是一个“彻底的物质主义者”，一心听从金钱的召唤，以自己的身体换取金钱物质享受。年轻时，她不惜与家庭决裂为代价，嫁给了一个年逾耳顺的富人做四房姨太太；中年后，她将自己的金钱物质观念施加到亲侄女身上，以金钱为诱饵将其推上了为钱卖身的歧路。如果说《沉香屑 第一香炉》主要探讨了金钱导致的个体异化，那么《倾城之恋》和《花凋》则探讨了金钱引发的亲情沦丧。《倾城之恋》的白流苏不能忍受家庭暴力而离婚回到娘家，但兄弟们却从长远金钱利益出发逼其离开娘家。就连母亲也站在儿子们的立场，并不怜悯其遭遇、不给予温暖的归宿。在冷酷的金钱现实面前，白流苏不得不认清了这么一个事实：“她所祈求的母亲与她真正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花凋》中的川嫦一家也将金钱看得比亲情重，每人都有自己的金钱打算：川嫦父亲是一家之主，常常拿钱出去买风流；母亲主持家务事，常常中饱私囊从中捞点私房钱；姐姐们为新衣服、新丝袜明争暗斗。只有川嫦是全家中唯一缺乏金钱和物质观念的人，成了家人争夺金钱的牺牲品——姐姐们以“小妹适于学生派的打扮”为由哄骗她不参与姐妹间各种时髦服饰的争夺，父亲也以节省嫁装开销为由一拖再拖川嫦的亲事。甚至在川嫦患病需要买药的关键时刻，其父母首先考虑的还是钱：父亲认为花在医药上的钱是冤枉钱，不愿牺牲自己的钱去买药；而母亲担心暴露自己的私房钱，也不愿掏钱买药。可见，在金钱与亲情的天平上，金钱这一端的砝码远远大于亲情那一端。

总之，张爱玲以现代人视角切入民国新旧交替时代的旧式家庭，展现了现代金钱对旧式家庭及其成员的冲击，通过曹七巧、梁太太、川嫦等的人生悲剧揭示了金钱对人性的泯灭和对亲情伦理的分崩离析，深刻地批判了现代金钱的种种弊端。

 

二、现代人的个体审视：书写普通人的生存故事

个体的独立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在前现代封建社会，个人是封建君权、族权的附属物，不存在独立的个体性。在层层包围的封建大家庭中，外有象征国家最高权力的君权，内有象征家族最高权力的族权，个人并不具备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所拥有的自我意识、话语权力、行为能力和生存意义。同样，在争取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战争年代，个人归属国家，个体依附在民族国家之下。民族国家涵盖了一切，个人的任何行为和意义都指向民族国家这一最终目的，人的个体性被民族国家的巨大洪流所掩盖。只有在前现代向现代过度的启蒙时代，个人才具备了独立的前提与条件。自由和民主的启蒙口号不断呼唤着大写“人”的觉醒，个人作为个体存在所应有的完整性和丰富性逐渐得到了普遍重视和认同。而到了现代社会发展成熟期，个体不仅完全独立且获得了充分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的主人。现代社会成为一个个体的社会，其中的每一个普通人（小人物）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拥有各自的价值和意义，由此形成了独特的现代主义个体视角。个体视角是现代主义区别于其他文学思潮的主要标识，这一个人视角着眼于现代社会中的个体生存境况，从个体的角度审视、判断和思考其所处的社会、时代和文明。比如现代主义大师卡夫卡的作品多以普通人为主角，通过推销员、土地测量员等个体的生存故事来折射整个社会。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文坛，也因特殊的时代和区域环境而出现了一些关注个体生存的现代作家，张爱玲便是其中之一。一方面，40年代的作家大多具有五四启蒙思想印记，追求个体独立，书写个体生活故事。张爱玲自称，她在青少年时代便阅读了巴金的《灭亡》和穆时英的《南北极》等五四时期作品。《灭亡》是一部有着明确五四启蒙主题的小说，小说借进步知识青年杜大心之口对封建礼教重压下的国人大声疾呼：“不错，你们做了无数年代的奴隶，然而可曾有一个时候，你们想站起来做一个自由的人吗？”这一带有启蒙色彩的人之觉醒呼喊，给成长中的张爱玲植入了个体独立的思想，深远地影响了她的一生，她自己也总结道：“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Jung）谓的民族记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此后，张爱玲逐步走上了与大多五四进步青年相似的个体独立之路：逃离封建家庭，进入大学接受教育，成为一名职业作家。取得个体独立并专事写作的张爱玲，自然在其写作中以自身的内在个体视角观察身外的其他个体，关注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另一方面，上海作家处于沦陷区的政治高压环境中，得以发表的作品大多避开了敏感政治题材而以普通个体生活为内容。早在张爱玲以普通人故事涉足文坛吸引人们阅读的40年代，傅雷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作品盛行的特殊时局背景：“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什么幻想，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然而天下比较重要一些的故事，往往在你冷不防的时候出现。……张爱玲女士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个印象，便有这情形。”在这里，“低气压的时代”显然隐喻当时的抗日救亡时代背景，“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则暗指上海沦陷区内的政局关系，即作为统治者的日本政府与作为被统治者的普通中国民众。傅雷因与张爱玲处于同一时局，为通过政治审查而不得不采用暗指和隐喻的方式来提醒人们注意张作品盛行背后的非文学因素。时隔三十多年后，柯灵也以历史亲历者的身份，更为透彻地说明了成功塑造出曹七巧、白流苏等普通女性形象的张爱玲得以风行40年代上海文坛的原因：“我板着指头算来算去，诺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粉饰太平，求之不得……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流苏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1943～1945），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了那店’。”可以说，特殊的40年代和上海沦陷区背景这两者作为文学发展的外因，催生了以个体为写作视角的文坛之风，产生了以张爱玲为代表个体写作潮流。

从其自身创作来看，张爱玲的个体写作偏离了时代的革命古典主义主潮，专注于乱世中的个体生存境遇。张爱玲的文学巅峰集中在1943和1944年，正值抗日战争（1937—1945）末期。抗日战争期间，国家经历生死存亡考验，争取主权、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成为首要任务，文坛也形成了与之相应的革命古典主义主潮。革命古典主义潮流服务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想，以宏大叙事为基本立场，强化国家意识形态，着重刻画时代英雄人物。然而，张爱玲的创作却独立于时代主潮之外，她坦言，“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之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张爱玲避开了“时代纪念碑”式的革命古典主义主潮，不写战争和革命，转而采用现代主义的个体视角，“写些男女之间的小事情”。她从时代的宏大叙事退回到日常生活叙事，放弃了国家意识形态和英雄人物，转而关注乱世中的个体命运，讲述他们的日常生活故事，通过这些个体来折射整个时代。

其一，张爱玲的散文传达了自我生命个体的真实感受。

个体的生命是血肉丰满的，其感受也是立体的，由多个侧面组成。张爱玲的散文大多以第一人称为主，如实地传达了其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本真感受。在其散文中，张爱玲娓娓而谈，谈人生经历，包括家族往事、童年回忆、求学生涯等，谈日常生活，包括吃、穿、住、行所有琐碎细节等。这些散文处处彰显张爱玲本色，流露其本真性情，坦诚而鲜活。

在人生经历类散文中，张爱玲记录了其处于新旧过渡期的个体挣扎感。张爱玲出身于一个新时代的没落封建大家庭，家庭之内依然恪守着旧时代的封建专制，家庭之外则运行着新时代的资本城市文明规则。张爱玲以个体的人生抉择浓缩了新旧时代的冲撞，记录了自我挣扎于新旧文明之中的独特人生感受。首先，张爱玲的个体挣扎感表现为新旧两种时代文明的并行体验。因幼年父母离异，张爱玲的成长期分裂成了两个并置的家：一个家以抽鸦片的父亲、后母和姨太太为主人，是腐朽的封建旧家庭；另一个家以留洋归来的母亲和姑姑为主人，是开明的新式家庭。张爱玲在散文《私语》中细致地描写了两家迥异的居住环境和家庭氛围：父亲的家是家族的旧房子，延续着以往旧时代的气脉，色调是昏暗的，其主人父亲寂寞地沉浸在鸦片的云雾和大叠的小报中，与社会时代脱节；母亲的家则是新式公寓，洋溢着新时代的气息，色调是明亮的，其主人母亲和姑姑都是经济独立的职业女性，密切接触外界社会，与时代保持着一致的发展步调。张爱玲在两个家中并行体验着新旧两种文明，并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一方面，她否定了父亲家所代表的封建旧时代，不仅以鄙弃的语气评价道“那里我什么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主动逃离父亲家与旧时代决裂；另一方面，她向往母亲家所代表的新时代文明，以肯定的语气说道“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切，不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都在这里了”，计划如母亲般外出留学走上新时代职业女性之路。其次，张爱玲的个体挣扎感还源于分裂的家庭。完整的家庭应是父母子女共同组合而成的家庭，和谐的家庭之爱也应是父母与子女互动的感情，即父母主动给予以及子女积极反馈。但成长期的张爱玲却处在分裂的家庭环境中，完整的家庭因父母离异而一分为二，和谐的家庭之爱也因父母两家的互不往来而被中止。张爱玲不得不游走于父亲家与母亲家之间，以此索取作为子女本该享有的父母之爱。她如此这般描述自己的处境与感受：“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在这里，“一个人转来转去”写出了其徘徊于父母两家之间无处落脚的窘境，而“赤裸裸”、“被裁判”、“惶惑”等词语则微妙地表达了其被迫脱离亲情温暖而过早感受到的被遗弃个体的孤独与惶恐。

在日常生活类散文中，张爱玲书写了其作为普通市民的个体世俗感。张爱玲一直生活在经济较发达的城市中，城市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现代资本运作模式取代了以往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模式，催生了以独立追求资本利益为特征的市民阶层兴起。市民阶层的金钱资本本位思想使其具有朴素的现世感，关切当下日常生活品质，注重物质感官享受。张爱玲以个体的吃穿住行折射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书写了自我沉浸在世俗生活中的百味感受。首先，张爱玲的世俗感表现为强烈的现代金钱意识。张爱玲毫不隐瞒对金钱的态度，直言：“我们都是非常明显地有着世俗的进取心，对于钱，比一般文人要爽直得多。”这一对金钱的“世俗进取心”贯穿了其生命的每一阶段，她在散文《童言无忌》中详细记述了不同时期的金钱行为和感受：幼年时期，“抓周”抓了个小金磅，坦白道“从小似乎我就很喜欢钱”；少年时代，用画漫画挣的第一笔钱买了一只唇膏，叫嚷道“钱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我所要的东西”；成年后，专职写作养活自己，自豪地说道“充分享受着自给的快乐”。张爱玲还比较了母女两代人的金钱意识观念：成长于封建社会末期的母亲这代人，对待金钱是“清高”和“一尘不染”的，“有钱的时候固然绝口不提钱，即至后来为钱逼迫得很厉害的时候也还把钱看得很轻”；而成长于现代资本城市中的张爱玲这一代人，却主动承认“我喜欢钱”、“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还举买衣服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式的金钱苦乐：“眠思梦想地计划着一件衣裳，临到买的时候还得再三考虑着，那考虑的过程，于痛苦中也有着喜悦。钱太多了，就用不着考虑了；完全没有钱，也用不着考虑了”。可见，张爱玲具有世俗的现代金钱意识和行为，不仅追求金钱，而且沉浸在金钱带来的物质满足中。其次，张爱玲的世俗感还表现为日常生活的物质感官享受。张爱玲虽然出身于封建官宦知识分子家庭，自己也喜好文学并以此为职业，但却没有传统知识分子以俗为恶的清高，而是积极融入日常生活，享受世俗人生的快乐。她曾说：“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按照她的理解，人生并非书本上的象征性的文字符号，而是实际生活中物质性日常事物，如柴米油盐、肥皂、水和太阳等。张爱玲在《烬余录》、《童言无忌》、《公寓生活记趣》和《中国的日夜》等散文中生动地描述了其吃穿住行等日常生活细节，表达了物质化的世俗快感。《烬余录》记述了张爱玲在香港战争时期关于“吃”的经历，比如满街寻找冰淇淋、立在摊头吃滚油煎的萝卜饼以及在医院上夜班时吃牛奶面包，等等。《童言无忌》记述了张爱玲作为一名女性所特有的对“穿”的喜爱，幼时羡慕穿着漂亮衣服的母亲而渴望长大，少年时穿着继母的旧衣而憎恶和羞耻，成年后因经济能力许可而得以随心所欲地买衣服。《公寓生活记趣》记述了张爱玲关于“住”的趣事，比如因下雨而遭遇公寓房间进水的烦恼、因住在公寓高层而得以细听底下的喧闹市声以及因公寓内相互流通的空间环境而得以分享各家的日常生活秘密，等等。《中国的日夜》则记述了张爱玲行走在中国街道上的所见所闻，她看见了两个穿着旧棉袍的小孩、捧着寿面盘子的女佣、剁肉的肉店学徒以及买肉的衰年娼妓，还听到了挑担卖桔子的吆喝声、道士敲竹筒的“托—托—”声、肉店老板娘的骂人声以及无线电里的申曲唱段，等等。这里的每一个关于吃穿住行的细节都与物质感官紧密联系，它们构成了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

其二，张爱玲的小说临摹了日常生活中的个体生命。

张爱玲将写小说等同为描红的临摹。她曾以小说集《传奇》的再版封面图案做比喻，托出了自己对小说的看法：“炎樱只打了草稿。为那强有力的美丽的图案所震慑，我心甘情愿地象描红一样地一笔一笔临摹了一遍。生命是这样的罢——它有它的图案，我们惟有临摹。”也就是说，描红是对美丽图案的临摹，而写小说也是对个体生命图案的临摹。一方面，临摹是一种写实的技法。张爱玲把小说叙事建立在日常生活根基上，细致观察生活，并真实贴切地将日常生活中的人们摹写到文本中，形成了写实的创作特色。另一方面，个体生命是丰足生动的。张爱玲把日常生活中的个体生命一笔一笔地临摹到小说中，还原了个体不同的性格特点、身份地位，再现了个体琐碎的生活行为，在虚构的文本世界中建构出一个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人物个体的生命经历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任何人都生活在日常生活的包围中，日常生活场景是个体生命历程展开的背景舞台；而生活细节则显示了人们的生命特性，个体的完整生命历程就是由诸多日常生活片段相接而成。张爱玲通过截取个体日常片段来讲述了不同阶层人物的生活。一类是以娄太太为代表的中等家庭主妇，生活富足却得不到家人尊重。小说《鸿鸾禧》中的娄太太是一位银行职员家庭的全职太太，家庭婚姻生活构成了她的全部生命。娄太太长相平庸，不擅长家庭内的事务和家庭外的应酬，与相貌和交际能力皆出众的丈夫形成了巨大反差。这一反差使得娄太太失去了丈夫和儿女们的认可和尊重。在大儿子结婚的重要时刻，娄太太本应是筹备婚礼的主心骨，却因能力无法胜任而以为媳妇做绣花鞋来回避责任。她全身心地投入到做鞋中，细致地贴鞋面、描花样，一针一线地绣着鞋。绣花鞋设计华丽，鞋面是富贵的玫瑰红，鞋口滚着金边，还绣着平金的花朵，寓意着鞋的新娘子嫁入夫家后的荣华富贵。然而，娄家上下都不支持娄太太做鞋行为，新娘子也不需要娄太太准备的绣花鞋。娄太太只得停下做鞋，将已完成大半的玫瑰红鞋面压在玻璃桌面下，太阳光一照便映射出一片光亮。在这玫瑰色的光亮中，娄家顺利完成了大少爷的婚礼仪式，娄太太也因做鞋而再次遭受了家人的奚落和排挤。小说详尽地描写了娄太太绣鞋这一日常生活行为，用未完成的绣花鞋暗喻未完成的荣华富贵，一举点破了其婚姻和生命的本质，即“繁荣，气恼，为难”。“繁荣”指的是外人看来夫妻和谐生活富贵的婚姻假象；“气恼，为难”则是当事人娄太太的日常生活感受。“繁荣”与“气恼，为难”两者的矛盾并存，真实地道出了生命和婚姻的复杂历程。可以说，《鸿鸾禧》以人生中最重要的婚礼事件作为背景，通过娄太太做绣花鞋这一日常片段浓缩了其婚姻和生命的漫长经历。

另一类是以丁阿小为代表的下层女仆，生活劳碌却品尝着婚姻的甜蜜。小说《桂花蒸 阿小悲秋》记录了女仆丁阿小一整天的日常生活。阿小一早便带儿子百顺挤电车赶到主人家，由此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和生活。阿小变换不同身份，游刃有余地处理日常事务，还灵活通融地应对突如其来的难题。作为一位生活在都市中的女性，阿小注重自己的仪表，发型做成时新的样式，还在工作间隙照镜子以正仪表；作为女仆，阿小以勤快工作换取主人的满意，清洗衣物、买菜做饭、整理房间，甚至还练就了一付圆滑世故的接线员本领，能够充分领会主人意图而为其推掉不喜欢的应酬；作为同乡，阿小以满腔热情给予好姊妹无私的帮助和真切的关心，推荐同乡到相熟的人家工作，关问小姊妹的婚事，招待同乡们吃饭；作为母亲和妻子，阿小严厉管教儿子，照顾其起居饮食及监督学习，还温柔对待丈夫，无条件地满足其各种要求。从中可见，阿小生命的内容便是其劳碌的生活，她不断地穿行在日常生活的吃穿住行中，忙碌而充实。就连阿小与丈夫之间的情感交流，也建立在日常生活行为之上：阿小给他端了把椅子坐着，太阳渐渐晒上身来，他依旧翘着腿抱着膝盖坐定在那里。下午的大太阳贴在光亮的，闪着钢锅铁灶白瓷砖的厨房里象一块滚烫的烙饼。厨房又小，没地方躲。阿小支起架子来熨衣裳。她给男人斟了一杯茶；她从来不偷茶的，男人来的时候是例外。男人双手捧着茶慢慢呷着，带一点微笑听她一面熨衣裳一面告诉他许多话。在这里，午后的太阳烘托着暖暖的氛围，映照着一幅普通夫妻生活图景：女人熨衣服，男人慢慢呷茶；女人唠家常，男人微笑着细细听。他们虽然处于社会底层几乎不可能享受大红大紫的繁华富贵，但却积极地寻找生命的意义，着眼日常生活的点滴细节，诠释平凡人生的宝贵真情。总体上说，张爱玲以写实作为文学创作的基本态度，一方面秉承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直面现代社会城市弊病，反思现代金钱法则对人性的扭曲，另一方面又引入现代主义的个人视角，关切现代个体的生存状况，书写普通人的真实人生。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者融合，共同构成了张爱玲创作的后现实主义倾向，即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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