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人道主义批判
2018-04-24
摘要：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形成了以老舍的《骆驼祥子》、茅盾的《子夜》、夏衍的《包身工》等作家作品汇集而成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本文力争回到历史现场，通过史料的分析发掘外国人道主义思想对中国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进而揭示出现实主义作家以人道主义作为武器，批判了当时社会的非人道现象，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被剥夺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体命运以及冷漠的人际关系。
关键词：20世纪3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人道主义批判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形成了以老舍的《骆驼祥子》、茅盾的《子夜》、夏衍的《包身工》等作家作品汇集而成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学者大多关注现实主义文学的写实技法、典型人物的塑造等方面内容，却忽略了其所具有的人道主义倾向。本文力争回到历史现场，通过史料的分析发掘外国人道主义思想对中国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进而揭示出现实主义作家以人道主义作为武器，批判了当时社会的非人道现象，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被剥夺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体命运以及冷漠的人际关系。
一、外国人道主义思想与中国现实主义作家
人道主义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和准则的哲学”，肯定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和理想人性。人道主义思想最早萌芽于古希腊时期，后在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形成成熟的哲学流派，经过18世纪启蒙运动的发展和传播，直至19世纪仍不失为一股重要思想潮流，影响人们认知和评判现实世界。19世纪的俄国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曾说过，“我心目中最神圣的东西是人的身体、健康、智慧、才能、灵感、爱情、最最绝对的自由——免于暴力和虚伪的自由，不问这暴力和虚伪用什么方式表现出来。如果我是个大艺术家，那么这就是我要遵循的纲领”。另一法国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也将人道主义所包含的真善美理想作为作家评判现实社会的准绳，要求作家“对自然法则加以思索，看看各个社会在什么地方离开了永恒的法则，离开了真，离开了美，或者在什么地方同它们接近”。
人道主义是现实主义文学批判的武器，构成了现实主义审视现实社会中的个体和人际关系的价值准则。现实主义作家以人道主义关于肯定人的自由、价值和尊严的思想作为价值准则，批判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个体异化和人际关系失衡等阴暗面，表达对受迫害者的同情。巴尔扎克曾从人道主义角度严厉抨击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对工人个体生命的摧残，指出：“工人、无产者……生下来是美的，因为每个生物都是相对的美，却从童年起就被编成队伍，归暴力指挥，由铁锤、夹剪、纺织机统治，很快就硬化。”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也在小说《艰难时世》中，借人物之口，表达了弘扬人道主义理想和揭露社会黑暗面的决心：“我们必须当众揭露各种各样的卑鄙、虚假、残暴和压迫，从而引起人们无比的厌恶与蔑视。”
外国文学中所包含的人道主义思想对中国现实主义作家产生了积极影响。自20世纪初打开国门以来，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及其思潮理论被译介到中国文坛，成为中国新文学创作的重要文学范本和思想资源。中国作家通过阅读外国优秀文学作品汲取了丰富养分，在思想主旨、内容主题和创作技巧等方面均获益匪浅。这当中就包括中国现实主义作家对外国人道主义思想的吸收。现实主义作家老舍曾在《写与读》一文中坦承外国文学及其人道主义思想对自己创作的启蒙和帮助。他说：“当我初次执笔写小说的时候，我并没有考虑自己应否学习写作，和自己是否有写作的才力。我拿起笔来，因为我读了几篇小说。”在这里，老舍所言的“几篇小说”包括“抱着字典读莎士比亚的《韩姆烈德》（即《哈姆雷特》，笔者注）”、“英译的《浮士德》”、“英译的《衣里亚德》（即《伊利亚特》，笔者注）”、以及《奥德赛》等。这几部小说均以“人”为中心，歌颂人的力量和理性，具有明显的人道主义倾向。与其说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开启了老舍的创作意识，毋宁说这些作品包含的人道主义思想引起了老舍的共鸣，从而激发其创作冲动。在众多的外国艺术作品中，老舍尤为偏爱以但丁的《神曲》和文艺复兴艺术为代表的包含着深刻的“人”之思想的作品。他说道：“使我受益最大的是但丁的《神曲》……它使我明白了肉体与灵魂的关系，也使我明白了文艺的真正的深度。……文艺复兴的大胆是人类刚从暗室里出来，看到了阳光的喜悦……文艺复兴的啼与笑都健康！”这些优秀艺术作品闪耀着“人”之光辉，不仅吸引着老舍的阅读，还给予其巨大思想能量，成为其认知外在世界的基本立足点。从老舍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主义作家对外国人道主义思想的吸收。
除了外国文学提供的思想资源，中国现实主义作家的人道主义思想还源于所处的环境。中国现实主义作家大多出生于穷苦家庭，经历了黑暗社会对普通百姓的压迫，形成了朴素的关爱和同情被压迫人民的人道主义情怀。现实主义作家夏衍生在一个凋落的大户之家，从小就在“富于民主精神”母亲的鼓励下同穷人孩子打成一片。他回忆道，母亲“从不讨厌邻近的穷孩子到我家里来，也从不禁止我和这些野孩子们在一起，把自己吃用的东西生下来送给邻近的穷人，是她唯一的愉快”。在母亲耳濡目染之下，夏衍自幼便有着一种不分阶级等级的人道博爱情感，痛惜被剥夺了全面发展机会的底层平民命运，痛斥造成这一不公现象的社会制度。与夏衍相似，老舍的人道主义思想很大部分也源自其穷苦的幼年经历和充满爱心的母亲。老舍的母亲是一位“生在农家”且“勤俭诚实”的主妇。在贫穷的邻里乡亲面前，她理解穷人疾苦，竭尽所能且不求回报为大家忙前顾后，“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应”。穷苦的家境和善良的母亲，使老舍自幼养成了关爱生命和同情受压迫者的人道主义情感，在日后的创作中自觉站在被压迫和受苦者立场，揭示现实黑暗，批判社会不公。他大声呼告：“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受压迫的人，其中的每一个都值得我们替他呼冤，代他想办法。”这一发自内心的呼喊，道出了包括老舍在内的所有现实主义作家的心声。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实主义作家的人道主义与欧洲现实主义作家的人道主义存在着细微区别。中国现实主义作家的人道主义思想多在贫苦平民环境中孕育而成，作家本人大多是平民身份，与被压迫人民有着天然亲近感，因此自觉站在被压迫者立场关注人们受到的迫害和摧残，并严厉抨击造成这一迫害的社会制度和统治阶层。由于中国作家所属的平民阶级与其抨击的统治阶级分别是被压迫与压迫的关系，中国现实主义的人道主义批判极易导向推翻黑暗社会制度和统治阶级，从而出现了与革命文学主题杂糅的倾向。欧洲现实主义作家的人道主义思想则承自悠久的人道主义传统，作家大多身为贵族或资产阶级，他们对自己所属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行为深感不满，于是以人道主义博爱作为武器批判本阶级中的剥削和压迫者，试图达到改良本阶层统治的目的。因此，欧洲现实主义的人道主义批判，并不杂糅推翻统治阶级的革命文学主题，而表现为纯粹的资本主义批判主题。
中国前期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并非抽象式的理论教条，而是隐含在作品中的思想武器和价值尺度，以此全面审视现实生活，揭露种种扼杀人的自由及破坏和谐人际关系的非人道现实，谴责造成这一非人道社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家阶层。大体上，现实主义作家的人道主义批判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被剥夺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个体命运；二是揭露资本主义金钱关系下冷漠的人际关系。
二、人道主义批判一：揭露被剥夺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个体命运
肯定人的自由和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是人道主义的核心观点。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拥有非凡智慧、卓越创造力和深邃理性能力，始终将个体自由和全面发展视为人生追求目标。然而，在现实社会，人们往往受到环境限制或外在力量压迫而无奈失去了自由和全面发展机会。尤其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随着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雇佣劳动者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压榨而被剥夺了个体自由和全面发展机会，沦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牺牲品。老舍的《骆驼祥子》、夏衍的《包身工》、阳翰笙的《奴隶》等作品揭示了这些受剥削者的不幸命运，痛斥了夺去个体自由和幸福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
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展示了城市资本主义经济中自由劳动者祥子从追求个人幸福到幸福破灭堕落为街头混混的人生历程。祥子是一位从乡下到城里谋生的自由劳动者，选择了拉洋车作为职业，通过出卖自己的体力来换取生活银两。祥子最早拉的是从车厂租赁的洋车，每天需缴纳“车份儿”（即付给车厂的租车款）。祥子意识到拉租赁车所遭受的严重剥削，极度渴望拥有一辆自己的车：“他老想着远远的一辆车，可以使他自由，独力，像自己的手脚的那么一辆车。”对于受雇于人的祥子而言，拉上自己的洋车不仅是摆脱被剥削命运的出路，也是实现个人自由、价值和幸福的所在。为了达到这一理想目标，祥子积攒了三年血汗钱，换回了一辆属于自己的车。然而，祥子拉自己车的幸福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便被残酷的现实社会给终止了。祥子先是被大兵俘虏，丢了自己的第一辆车；接着，在攒钱买第二辆车的过程中，祥子落入车厂主女儿虎妞精心设计的圈套，被迫步入婚姻殿堂。祥子与虎妞的婚姻并非建立在真爱基础上，而是如同一桩商品买卖，换取各自的需求——自身条件欠佳的虎妞，仰仗手中的钱诱骗祥子成为其丈夫，而祥子则则被虎妞的金钱所吸引，放弃个人追求而与虎妞结婚，从此走向了一条与个人自由和理想背道而驰的苦难道路。在接下来的婚姻生活中，虎妞以金钱威胁祥子，控制他的一举一动。受控于虎妞金钱的祥子，只能抛弃自己的梦想，听任虎妞摆布。如果说，在这段无爱婚姻生活中，祥子被剥夺的只是人身自由；那么，当这桩婚姻随着虎妞难产去世而终结之后，祥子被剥夺的则是个人的全部幸福。此后，祥子失去了个人梦想和生活意义，逐步走向堕落：从初进城时带着“清凉劲”不敢涉足男女之情的乡下人，沦落为敢于与雇主太太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偷娘们的人”；从初拉车时健壮卖力、爱车如命、穿着“白布小褂与阴丹士林蓝的夹裤褂”的高等车夫，沦落为敷衍混日子、拉车偷懒省力气、“又瘦又脏的低等车夫”；从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的“好体面讲信用的人”，变为“多吸人家一支烟卷，买东西使出个假铜子去，喝豆汁多吃几块咸菜，拉车少卖点力气而多争一两个铜子”的占小便宜者，甚至还干出借钱、骗钱、出卖人命领赏钱的无耻勾当，彻底沦落为没有个人价值和生命意义的金钱走狗。祥子的一生，展现了一个个人主义者从追求自由和理想到自由和理想均破灭的悲剧。老舍通过祥子的个儿悲剧，有力控诉了造成这一悲剧的城市人和城市资本主义制度。
令人玩味的是，老舍在小说中有意设置了一个人道主义者曹先生形象，以此反衬城市对祥子的无情压榨。曹先生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道主义理想化身。他践行着以“人”为中心的理念，“非常的和气，拿谁也当个人看待”，真诚关爱身边每一个人，包括雇佣车夫祥子。对于饱受压迫的祥子而言，曹先生及其家庭 “是个奇迹”。给曹先生拉车，祥子感受到了作为一名车夫的价值和尊严，不仅得到曹先生尽量省点车夫力气的照顾，非要等到大风雨天气才肯安上御风的棉车棚子和支上挡雨的帆布车棚，而且得到了曹先生处处为车夫着想的关爱，即便在车损人伤的意外事故中，也没有遭到责骂和赔偿要求，反倒祥子身上的创伤更受关注和担心。在曹先生家，祥子感受到了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在吃住上得到充足保障，住着干净阔绰的屋子，吃着不苦不臭的饭食，甚至额外为曹家干家务也会得到主人的口头称赞和物质奖赏。在充满人性光辉的曹家，祥子无时无刻不受到感动：“他觉得一种人情，一种体谅，使人心中痛快”，“在这里，他觉出点人味儿”。因此，祥子将曹家比喻为“沙漠中的一个小绿洲”，“沙漠”指的是无人性的资本主义城市，黑暗冷酷、毫无怜悯地榨干雇佣劳动者的每一滴血汗，“绿洲”则是充满人性的曹家，肯定每一个人的价值、施与每一个人温暖爱意。沙漠与绿洲形成了强烈对照：一方面，绿洲的存在让沙漠中的人们看到了希望，激励人们为心中的绿洲（理想）去与残酷现实抗争；另一方面，绿洲的渺小也反衬了沙漠的浩瀚，通过以小衬大的手法评判了沙漠的冷血无情。这一既给予现实无情批判亦给予人们无限希望的多重主题，或许正是老舍设置人道主义人物曹先生的意义所在。
与老舍相似，夏衍也是一位有着坚定人道主义信念的作家，在他的时政评论、文艺评论和文学创作中均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人道主义主线。在时政评论方面，夏衍发表过《人与奴的界限》（《大众文萃》第1辑，1941年6月）、《人权运动》（《大众文萃》第4辑，1941年7月）、《人性的号召》（《大众文萃》第4辑，1941年7月）等系列作品，不遗余力地传播人道主义思想。在文艺评论方面，夏衍从人道主义角度评价作家的创作，认为于伶“最值得使人珍爱的，是他洋溢着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使他同情弱者，人道主义使他憎恶强暴，人道主义使他带着不愉快的心情来正视现实，也是人道主义使他从现实社会的矛盾苦恼，怀疑追索而走向了学习一种可以解决这一切苦恼和矛盾的理论”。在文学创作方面，夏衍以人道主义作为思想武器，身体力行地实践其倡导的“具备着全副心肠的深而且广的人道主义的知识分子作家”职责——“成为一个真实的社会人和世界人，而全心全力地为着受难者群的遭际而歌哭，而斗争”，结合社会时弊写作了《包身工》、《泡》等报告文学，勇敢披露了资本主义残暴剥削劳动者的黑暗内幕。
不同于《骆驼祥子》反映的城市自由劳动者的非人道悲剧主题，夏衍的《包身工》反映的是城市工厂劳动者遭受的非人道迫害。“包身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残存的一类劳动者群体，也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封建奴隶制度结合的特殊劳动制度。包身工原是农家儿女，因农村经济衰败家庭破产而被“带工”老板用极低廉的价钱诱骗签下“包身契”，同意“三年之内，由带工的供给住食，介绍工作，赚钱归带工者收用，生死疾病，一听天命”（P450），此后便被带到城市资本家工厂里工作，成为资本家赚钱“机器”。在资本家工厂里，包身工遭受了惨重的非人道压迫：
第一，包身工被剥夺了女性个体意识。包身工大多为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正值天真少女向成熟女性转变的成人期，女性生理特征发育完全，女性意识基本确立。但资本主义工厂环境却强行压制了包身工的女性意识，抹杀了男女性别差异。文章开篇便描述了包身工早晨起床的场景。包身工居住于狭小逼仄的空间，十六七个人挤居在“七尺阔，十二尺深”（即2米多宽，4米长）的工房楼下，就地解决睡觉和拉小便问题，人与人之间坦露相见没有任何隐私、秘密，出现了“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的混乱局面。包身工还受限于紧迫的时间，在带工老板的催促声中抓紧穿衣出工，生怕动作慢了遭到老板毒打，出现了“半裸体的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会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换衣服”的无羞耻举动。可怜的包身工，在空间和时间双重挤压下完全失去了作为一名女性所特有的性别意识，如同退回到无性别意识的孩童时代抑或降格为低等单性动物。
第二，包身工无法享有身体支配权。从生理生物学角度来看，一个人只要具备清醒意识和健康躯体，就必然能够自由使唤自己的身体，做自己想做且不触及法律禁区的事情。然而，对于包身工而言，“身体是属于带工的老板的，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们每天的工钱就是老板的利润，所以即使在生病的时候，老板也会很可靠地替厂家服务，用拳头、棍子，或者冷水来强制她们去做工”。可见，一纸不平等的“包身契”使包身工被迫出卖了自己身体的支配权和使用权，形同奴隶社会的奴隶般任人驱使和主宰。这一残存在20世纪的黑暗奴隶制度，如同一个巨大惊叹号嘲讽着日益进步和发展的现代文明社会。
第三，包身工无法掌控生存权。生存权指人们享有维持其生存所必须的健康和生活保障的权利，是人们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最基本权利。但包身工却连这最基本的生存权都被带工老板和工厂资本家剥夺了，无法掌控个人的生命存在。对于包身工来说，挨饿和被殴打是常态。带工老板配给包身工的定食是两粥一饭：早上和晚上喝粥，中午吃干饭。其中，粥并非全部用米熬制，而是“较少的籼米、锅焦、碎米，和较多的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的渣粕”。即便是如此偷工减料的粥，也不能保障足量供给，仅够每人盛上一碗，晚到者如轮值揩地板和倒马桶的人则连粥都喝不上。除了吃不饱挨饿，包身工还常常受罚挨打。生病无法出工、工作时出了小差错或因过度疲劳手脚放慢等等，都是带工老板、“拿莫温”（工厂工头）和“东洋婆”（工厂资本家）殴打包身工的理由。此外，包身工的工作环境也尤为恶劣。包身工大多在纱厂工作，厂房满是巨大的音响、厚重的尘埃和重度的湿气，但工厂资本家却没有为包身工采取任何防护措施，任由污浊的环境侵蚀她们的身体。据文章披露，“纱厂女工没有一个有健康的颜色，做十二小时的工，据调查每人平均要吸入〇·一五克的花絮”。从这一数据，足以见出工作环境对包身工健康的侵害。
从女性个体意识到身体支配权再到生存权，包身工完全失去了作为一个女性以及作为一个“人”的所有权利。从人道主义角度来看，包身工的个体命运比《骆驼祥子》中的祥子更为惨烈，毕竟祥子还拥有完整的个体意识和个体权利，他所经历的仅是追求更高个人自由和理想而遭遇失败的悲剧，而包身工则连作为一个“人”的资格都被剥夺了，更谈不上追求所谓的个人自由和全面发展目标。在带工老板和工厂资本家的压迫之下，包身工已不是一个“人”，而是赚钱的、廉价的、不需要多维持费的机器。对于这一惨无人道的包身工制度，夏衍在文章末尾给予了严厉谴责：
“没有光，没有热，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烂熟了的技术、机械、制度，和对这种制度忠诚地服务着的十五六世纪封建制下的奴隶！”
这一谴责，践行了夏衍提倡的将人道主义溶化成作家“灵魂的本体”及“溶化成为自己的血肉，浸润自己的每一个细胞，汇合同时代人的苦痛为自己的苦痛”的主张，也发出了中国现实主义作家人道主义批判的最强音。
此外，阳翰笙的《十姑的悲愁》、《奴隶》、《枯叶》和《马桶间》等短篇小说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遭受的非人道剥削。《奴隶》的主角是矿厂背矿砂的矿工。他们与包身工相似，都是因家乡破产而被资本家诱骗签到工厂工作，都是被资本家夺去了身体支配权和生存权。他们如同一台永远处在工作状态的机器，每次背90多斤的矿砂，一天背12次以上。如此高强度和高密度的工作使矿工不堪重负。小说描写道：“赤着脚，裸着胸，披头散发的只穿一条麻布号裤遮着下身的伙伴们，一个个的脸上都象涂上了一层灰烟，筋肉隆起的浑身上下也都象抹了一层发光的清油，忙乱的往来的人影，在昏黄的光丝之下看去，那里是世间的人影，简直是地狱里的鬼影啊！”（P3）这一幅鬼魅般的矿工工作图景，真实再现了矿工的非人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俨然无声的抗议书，控诉矿厂资本家的血淋淋残酷压榨以及这一现代社会残余的畸形奴隶制度。《十姑的悲愁》、《枯叶》和《马桶间》则以城市女工为主角，逐一揭示了她们受到的非人道祸害：年轻的女工遭资本家无耻性侵犯、12岁的女童工患职业肺痨致死以及陈妈妈积劳成疾命毙厂房马桶间。其中，《枯叶》中关于患上职业痨病的12岁女童工的描写让人深感沉痛：“面皮灰败枯黄得十分可怕，呼吸急迫而又短促，两个鼻翼一扇一扇的，极迅快而又极不调和，一对陷落的小眼珠失去了童年应有的明润的光辉，枯涩涩的差点就和那死鱼眼睛一样，瘦削不支的体躯走动起来也要那位妇人牵扶，行不两步又短短的咳呛几声，音波是异常的破碎，异常的嘶微。”在这段文字描述中，女童工的健康被工厂所侵蚀，完全没有同龄女孩的天真活泼体态，却好似一具已经抽干了生命精气的木乃伊干尸，读来令人倍感怜悯和伤痛。客观地说，这一系列不幸事件仅是20世纪20、30年代非人道压迫女工事件的冰山一角，还有更多的此类事件由于未及时记录而逐渐消失在时间隧道里。但即便是通过阅读这些被现实主义作家捕捉下来的少量非人道事件，我们也足以窥见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无视女工价值和尊严而进行残酷压迫的景象，进一步认清了资本主义的黑暗。
三、人道主义批判二：揭露资本主义金钱关系下冷漠的人际关系
除了对个体自由和价值的肯定，人道主义还倡导和谐人际关系。人并非单独性的存在，而是群体性的存在。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纠结和缠绕，编织成一个巨大关系网。合理、和谐的人际关系，不仅最大程度地保持了个体的独立及其独特个性，使其得以尽情追求个人自由和发展，而且还能够发挥群体团队优势为个体提供有利发展平台，使其获得更大发展空间。然而，在现实利益驱动下，人们在看待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时往往从自我立场出发，争取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而无视他人存在，甚至还以损害他人利益来换取更多的获利，从而出现了大量人与人之间相互猜疑、攻击、隔绝的非人道现象。尤其在资本主义金钱观念主宰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充斥着贪婪的金钱和物质欲望，丧失了亲人之间的血脉联系以及朋友、合作伙伴之间的友谊纽带，形成如同陌人和敌人的冷漠人际关系。老舍的《骆驼祥子》、茅盾的《子夜》等现实主义作品，再现了20世纪20、30年代的社会人际状况，揭示了当时受资本主义金钱金钱观念所腐蚀的冷漠人际关系。
老舍的《骆驼祥子》集中笔力批判了被金钱扭曲的亲缘关系。小说中的刘四爷与虎妞、二强子与小福子是两对有着亲缘关系的父女。亲缘关系本是世间所有人际关系中最紧密且无法割断的关系。由于血脉相连，亲人之间常常给予无私帮助和鼓励，促其实现个人价值和理想。这一不求回报的关心和帮助使亲缘关系成为世间最具人道主义关怀的人际关系。然而，受资本主义金钱至上观念影响，本应充满人道主义温情的亲缘关系却变成了充满功利色彩的金钱关系。刘四爷在女儿虎妞的协助下经营了一家洋车厂，通过租赁洋车给车夫使用以赚取租金。在经营车厂过程中，刘四爷形成了金钱主宰一切的为人处事原则，并运用这一金钱原则处理与女儿虎妞的关系。在刘四爷眼中，他与虎妞之间是纯粹的利用与被利用关系，并非相互关心和帮助的亲缘关系。为此，刘四爷不过问虎妞的终身大事，反倒希望虎妞终身不嫁以便留在车厂帮他赚钱，“虎妞是这么有用，他实在不愿她出嫁；这点私心他觉得有点怪对不住她的”（P54）。当他获知虎妞擅自决定嫁给无钱无势的车夫祥子后，怒气大发：“一个臭拉车的！自己奔波了一辈子，打过群架，跪过铁索，临完教个乡下脑袋连同女儿带产业全搬走了？没那个便宜事！就是有，也甭想由刘四这儿得到！”他不顾父女亲情，绝情赶走已经失去利用价值产的虎妞，间接导致虎妞惨死在贫民大杂院中。与刘四爷一样绝情的父亲，还有二强子。二强子是无所事事的二流子，为了换取几个喝酒的小钱，竟干出了贩卖女儿给人做填房以及逼女儿卖淫赚钱的非人道勾当，最终将女儿小福子逼上了不归路，在窑子旁的小树林里上吊自缢。从刘四爷和二强子身上，可以清晰看到资本主义金钱至上观念如何斩断亲人间的亲情纽带。
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真实展示了20、30年代上海形形色色的冷漠人际关系。在20、30年代，上海作为国际第五大城市和远东第一大城市，是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也是资本主义发展最充分的城市。资本主义金钱至上观念和物质生活方式，广泛渗透到上海社会的每个角落，替代传统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成为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基本准则。茅盾的《子夜》以资本主义城市上海作为摹本，通过多组人物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再现了资本主义金钱的腐蚀性。
第一组：吴荪甫与朱吟秋之间的朋友兼同行关系
吴荪甫与朱吟秋既是同行亦是朋友。他们是民族资本家同行，各自办有大型丝织厂，且都有着发展民族工业以振兴国家经济的雄心壮志；他们还是朋友，因吴荪甫家老太爷突然病故，朱吟秋还特意前往吴家吊唁以表哀痛。从常理来看，吴朱二人有共同兴趣和志向，本应相互扶持鼓励以获得共同发展和进步。然而，当朱吟秋因资金短缺出现停产危机之时，吴荪甫却乘机落井下石，试图通过切断朱吟秋的资金供给致其破产，从而实现占有朱的大批生产原料和先进机器的目的。为此，吴荪甫向朱吟秋的资金供给者杜竹斋施压，并假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何必呢？竹斋，你又不是慈善家！况且犯不着便宜了朱吟秋。——你相信他当真是手头调度不转么？没有的事！他就是太心狠，又是太笨；我顶恨这种又笨又心狠的人！……这种人配干什么企业！他又不会管理工厂。他厂里的出品顶坏，他的丝吐头里，女人头发顶多；全体丝业的名誉，都被他败坏了！很好的一副意大利新式机器放在他手里，真是可惜！”（P84）在这一段洋洋洒洒的议论中，吴荪甫不厌其烦地列举了朱吟秋的种种缺点，小到嘲讽朱吟秋“又笨又心狠”的为人，大到抨击朱吟秋出品的丝因质量过差而败坏了“全体丝业的名誉”。但实际上，这诸多缺点都仅是吴荪甫找来掩饰自己真实意图的借口而已，他的最后一句话——“很好的一副意大利新式机器放在他手里，真是可惜”——彻底暴露了心中的想法，即击垮朱吟秋以占有原料和机器。由此可见，在利益和金钱的驱动之下，吴荪甫与朱吟秋的关系从昔日同一民族工业阵营的盟友演变成了你存我亡的敌人。
第二组：吴荪甫与杜竹斋之间的合作伙伴兼亲人关系
吴荪甫与杜竹斋之间是合作伙伴亦是亲人。他们初到上海时，曾一起出资合力操纵公债交易行情，成功攫取了各自公债投机事业的第一桶金；他们之间还维系着浓浓的亲情，杜竹斋是吴荪甫的姐夫。但就是这看似坚不可摧的亲密关系，也很快被所向披靡的金钱和利益摧毁。首先被摧毁的，是吴杜二人的合作伙伴关系。在吴荪甫与赵伯韬的公债投机大战中，杜竹斋最初出于保全自己利益的目的，解除了与吴荪甫的合作伙伴关系，静观吴赵两方争斗。由于得不到杜竹斋的资金支持，吴荪甫被迫将全部产业典押以换取充足资金对决赵伯韬。就在吴赵决战的最关键时刻，金钱和利益的诱惑促使杜竹斋背叛与吴荪甫的至亲关系，不仅没有帮助吴荪甫击败赵伯韬，反倒利用吴荪甫的信任套取机密从中获利，直接导致吴荪甫走向了彻底破产的境地。
从以上两组人物关系可以看出，无论是吴荪甫对朱吟秋的强取豪夺，抑或杜竹斋对吴荪甫的临阵倒戈，本质上都是以牺牲他人来获得个人利益的非人道行为。这些行为张扬着贪婪利益欲望，阻碍了人们自我价值的实现，也远离了人与人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美好理想，从而遭到具有坚定人道主义信念的现实主义作家的批判和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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