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雯访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艺术市场 2017-01-13

杜曦云（以下简称杜）：近期，中国的当代艺术作品非常走俏，投资当代艺术成为新的热点，各路画商和收藏者四处搜寻和包抄艺术家，大量资金和新生买主涌入和浮现，很多作品的价格在短时间内急速飚升，往昔名不见经传者以及众多新人也都被市场纳入。这些似乎表明中国当代艺术经过20余年的奋斗迎来了它的盛世。你怎么看？ 
廖雯（以下简称廖）：你上面所说描述的都是“艺术市场”现象，确切地说是近两三年来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在中国本土刚刚开始发生的景象，你所谓的“盛世”的观点可能在当下是有一定代表性的看法，但仅仅由刚刚兴起的还处于无规则不稳定时期的市场情况为标准，断言中国当代艺术达到了“它的盛世”，我认为有两个根本性的错误。其一，中国当代艺术的任何奋斗和努力面对的从来都是文化艺术问题而非市场，当初革命不是，其最终目的也不会是，这一点任何时代的艺术都是一样的，艺术市场有其自身的价值判断、游戏规则和发展规律，如同两兄弟，虽然关系密切但各自走各自的路。凡·高如今卖那么贵和凡·高的当初艺术和生命的追求无关，凡·高在艺术史上的地位，既不取决于他的作品现在的市场如何，更不取决于他本人是否享受到市场的获利。这是基本规律，以凡·高为例只是因为大众熟悉他的故事，便于理解。因此，市场不是判断艺术是否到了“盛世”的根本标准，从来不是永远不是。其二，即使仅就艺术市场而言，现在的风行也不过是刚刚开始，还处于混乱的起步状态，要走的路还很漫长，要做的事情还很多，“盛世”无从说起。 

杜： 你认为是何种原因促成如此火爆的市场热潮？它有泡沫经济的成分吗？这种迅猛势头能否持续下去，其内在逻辑是什么？ 
廖： 当代艺术市场在中国本土快速风起，如你所描述的“火爆的市场热潮”，我认为有几个因素，其一，也是基本因素，是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当代艺术格局中学术地位和艺术市场呈不断上升趋势的事实。这一点是中国当代艺术自身的不断发展的结果，也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直接影响下的当代艺术格局转变的结果。其二，中国在经历了股票热、IT热、房地产热等几大产业浪潮的兴衰荣辱之后，文化产业已然成为国内资本市场的宠儿。其三，这些因素在这一时刻对接，直接引发了中国自己的收藏家和经营者的兴起。最初进入当代艺术收藏和经营的人基本是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丰富的经商经验、明确的市场意识、坚实的经济实力，加上一些文化情结，是其基本特点。他们以这样的“资本”投资艺术，一开始就想重拳出击一鸣惊人。我不懂什么是“泡沫经济”，但任何革命必经一场大浪淘沙，中国艺术市场刚刚起步，你所感受到的所谓“迅猛”不过是大浪初起的势头，到淘出金子还不要很长的沉淀和秩序化的过程。 

杜：你认为目前大量的画廊、艺术机构是在健康运作吗？它们对当代艺术的发展是否起到了良性作用？ 
廖：还借用刚才的比喻，大浪淘沙的初始阶段一定是泥沙俱起，目前中国的艺术市场也正是如此，健康、良性是秩序化以后的标准，画廊等艺术机构还不要时间甚至付出代价来建立和完善游戏规则，积累经验。但浪不兴泥沙不起金子也无从发现，这个过程一定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更多的可能是泥沙一样的随大流者，其中也不乏怀抱各种目的的投机者，这很正常，孩子不经青春期的混乱和教训不能成长。老话说，谁笑得最后谁笑得最好，想在大浪淘沙中最终获得金子的人肯定要努力尝试站住脚，人们逐渐会发现永远的混乱最后是谁也没饭吃，良性、健康的规则也就一定会建立。在我看来，过程中的混乱是必经的不可避免的，这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意义的。 

杜：你认为艺术市场如何能达到在获取当下利益与建构积极的历史意义之间的平衡？ 
廖：在这个时刻跳上这个平台的“每一个”，都仅仅是平衡中的一个砝码，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怀抱何种目的，具有多大的能量，都是影响平衡的要素，所以这个平衡不是某一个可以掌控的，而且平衡永远是相对的、短暂的。老话说，甘蔗没有两头甜，即获得当下利益又获得历史意义的想法，是过于“伟大”的执著，我不相信有这样的好事。孔子说“知不可为而为之”，我们个人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尽力而为。 

杜：艺术家也要生活，象凡·高那样的艺术殉道者毕竟是少数，但市场又是一把双刃剑。面对市场时，你认为中国艺术家，尤其是年轻艺术家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廖：你想过没有，“也要生活”这样耳熟的话，我们什么时候最常听到？是在人们假借了名义，出让了连自己都觉得不应该出让的东西时，所以它往往是一个掩饰和不能面对自己真实目的借口。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必须澄清的，其一，我理解“也要生活”的生活概念是指物质生活，物质生活一定是有标准的而且标准的弹性很大，那么你为自己制定的物质生活标准是什么？是基本的维生条件，还是永无止境的物欲追求？这里面有本质区别。其二，我理解真正的艺术属于精神生活的层面，那么艺术在每一个号称艺术家的人那里是不是作为谋生的手段，这里面也有本质区别。这在西方艺术家那里不成为问题，西方艺术家尤其是年轻的当代艺术家，大多数都是靠其他的工作谋生，很少有人一开始就怀抱者以艺术谋生的想法投入艺术。而在中国艺术家这是一个普遍的一直的问题，还总喜欢以凡·高做例子，其实谬以千里。认为凡·高是“艺术殉道者”说透了是认为凡·高没有活着享受到他的作品名利双收，但这在凡·高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凡·高的艺术是他精神生命的转化，与他的物质生活无关，我敢保证凡·高的生命中可能有很多困惑，但从来没有为他的作品是否可以维生困惑过，这是一个生命最大的幸运。市场规则本身其实很简单，并不是什么双刃剑，复杂在于人们太贪心，不仅想在市场中获得市场可以获得的，还想获得超出市场给与范畴的。这个时代，做婊子也好立牌坊也好都不会遭遇太多的道德职责，关键是如果你想以艺术的名义什么好处都要，那最后只能是自己的骨头扎自己的肉，自己杀死自己，而绝对无权力指责市场。这也是我想对年轻艺术家说的。 

杜：艺术作品不经过学术的过滤和检验就进入市场热炒是可怕的，而随着市场的成功再进入学术领域就更为可怕。作为伴随着中国当代艺术一路走来的批评家，你认为写入目前的中国当代艺术史的艺术家是因其艺术成就突出，还是因其在艺术市场上的成功？ 
廖：放心，学术有学术的价值判断，市场有市场的运作规则，这之间的关系混乱一时但不会混乱一世，你所描述的不过是一时的现象。至于历史有历史的价值验证标准，什么最终可以写入艺术史，不是我们这代人尤其不是某个个人说了算了，更不是我们自己多搞几部叫做“艺术史”或什么伟大题目的印刷品可以决定的。我们只做我们自己的事，进不进入历史的事不是我们需要想的，也不是我们能够想的。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其实都是经过历史筛选过的精华，每个时代当时的大量浮华早已烟消云散了。 

杜：你认为中国的艺术批评界起到了对艺术市场的监督作用吗？除了批评家的监督作用外，还应该有哪些力量来监督和规范艺术市场？ 
廖：虽然，学术有学术的价值判断，市场有市场的运作规则，但艺术市场不同于其他商品市场，艺术批评肯定会在价值判断上对市场起到引导和参照的作用，市场运作的专业化程度越高，这种作用就越大。艺术批评对于艺术市场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其他环节诸如艺术家、经纪人、收藏家，还有自身运作规则的需要，都会对监督和规范艺术市场起重要作用。 

杜：你认为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主要在国内被购买、收藏是否意味着摆脱了后殖民的阴影？
廖：后殖民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我想你把这个问题被简单化了。如果仅仅靠把一些艺术品留在中国本土就可以“摆脱了后殖民的阴影”，那我们就赚大便宜了，但不幸的是世上没有这么大的便宜可赚。孩子小时候总不免受人欺负，成长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如果我们把每一个自强的行为当作是成长过程中的一种努力、一种信息，我们总有和人平等站立甚至影响别人的一天。这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具体努力的意义。

来源：艺术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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