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展人从多重身份中获得自由 2016-10-01

自20世纪60年代“作为创造者的策展人的崛起”，而改变了人们的展览观念。作为从身份上来讲，独立策展人不同于那些非盈利机构中的“专职策展人”，也不同于盈利机构的“画廊老板”或是“艺术经纪人”。“独立策展人”应是特指那些能够根据自己的学术理念和展览观念来完整策划展览的专业人士，其身份是独立的，不隶属于任何展览机构。伴随着艺术市场的发展，独立策展人所面对的现实问题越来越多，策展人的身份变得越来越模糊。在青年策展人当中多重身份越来越明显，青年策展人中不乏作为批评家、基金运营者、画廊的运营者、美术馆的运营者等等。近几年间，我们正在见证艺术世界所有功能的边缘化，意味着市场之外正在发生的变革，评论家被策展人边缘化，策展人被艺术顾问、艺术经理人、收藏家、艺术品商人边缘化。青年策展人逐渐炼就一身多种功能的现象，是对应这个艺术丛林野蛮生长所带来的自然选择。

青年策展人付晓东现任空间站画廊总监、《美术文献》执行主编。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国画系，之后在鲁美做了5年教师。2003年获硕士学位，并留校担任《美苑》杂志的责任编辑。2008年担任梯级艺术空间艺术总监。2009年，付晓东和她的艺术圈朋友创建了“空间站”，这个旨在推进实验艺术实践和传播的艺术机构，是她倾注心血最多的地方。付晓东告诉记者，因为中国缺乏西方的艺术基金会和其赞助，空间站也需要自养，在支持实验艺术的同时，也有一定的画廊功能。这个画廊用她的话来讲就是解决了自己做展览的“温饱问题”，至少不用在策展的场地问题上再‘打游击’。”

青年策展人工作状态和之前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策展人的工作状态随着时代的变化，新的文化现象的形成，工作状态和方法也在发生变化。有着多元身份的付晓东在接受雅昌艺术网采访时讲到：“前辈策展人对推动当代艺术在中国文化上的贡献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一些激进的文化主义者。栗宪庭早期的一些充满针对性和充满活力的展览，在中国当代艺术建设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老的知识分子，像黄专、高名潞等，他们都作出了自己非常重要的贡献，这个肯定是不容置疑的。同样他们的工作是我们年轻策展人工作的一个平台和界面，我们等于在他们的起点上继续来前进，他们提出了工作质量上的要求，也提出了新的方向上的要求，对于我来说我更关注新的文化现象或者是新的策展方式，以及不同类型的展览实践。比如说今年我觉得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一个是策划了“第八日：艺术家访问科学家实验室”的项目，这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计划，大体每一个月会组织一次，有的时候半个月，有的时候比较密集，有的时候可能时间稍微长一点，但是平均保持下来一个月一次，组织年轻艺术家访问科学家的实验室，这也是一种策展实践，就是它可能不是呈现在展厅里边，这个项目的设置是每次邀请对这个学科感兴趣的艺术家去那个科学家的实验室或者是他的工作场域，我们来到科学家生活和工作的地方，通过讲座的形式，参观实验室或者是交流的形式，能够来了解这个学科的知识系统、研究方法，以及科学家在常见的科学实践里所形成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这样一个穿透各学科之间壁垒的活动，它本身不是传统概念上的展览，而是一个长期持续性的新的开放性的平台，以交流和对话作为一个重点、一个知识产出的形式。同时也是拓展创作思维和知识体系的一个可能性，这个也是我们在做的一些尝试性的工作。”

每次的展览都不会一帆风顺，哪个环节出了差错，最后问题都得落到策展人身上。据付晓东回忆，自己碰到过最棘手的一次，是展览的画册都排好版在印厂等待印刷，主办方突然削减预算不印了!最后付晓东只好自掏腰包打印了一些，送给参展艺术家。

付晓东认为很多艺术项目一定要持续才有力量，才能真正起到重要，而中国目前大量的艺术项目都是片段的。在自己运营的空间里可以持续地把自己的想法融入空间的运营里边去。798艺术区的空间站是一个非常混合的形式，甚至是一个在我理解上是一个艺术中心，但是属于自养性的艺术中心，对经营上来讲把它说成画廊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这儿可以买东西，它还是尝试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环境下能够活跃，进行不管是市场生产还是话语生产，还是艺术实践的一个比较有效的地方，关键是长期和持续性特别重要，因为作为独立策展人总是在这边做一个，在那边做一个，想做长期性的事很难。付晓东参与运营的空间站最大的想法就是随时随地地感知目前最活跃的现象做进来，会是比较灵敏，有的时候做长期计划，真的到那个时候突然出现新的有意思的现象，可能没法纳入进来，这也是我们小机构和大机构不同的地方。空间站非常灵活，对空间站我并没有做长期的脉络上的统筹，而是我们非常及时和敏感地抓取任何我们认为有价值的现象，突击式的，游击队式的。它比较灵活，而且比较自由的一个空间。

提到对策展人的角色应该具备的能力时付晓东讲到：“策展人要非常了解文化的趋势，了解整个大的背景或者说了解整个文化发展的脉络是什么，他心理要非常明确，因为艺术家是一个个的散点，而且大量的艺术家，如何从里边找到未来有方向性的东西，肯定要有一个纲领性的东西才能把这些东西串起来，而不是真正的随遇而安，碰到一个算一个，完全依赖于偶然性，这个是太不负责任的方式，而是策展人了解未来的发展方向，不管是个体也好，碎片化也好，消费性也好，参与性也好等等，跨学科也好，你肯定是要了解文化的发展趋势，根据文化对应的点位来搜索或者寻找，对应文化特殊性的艺术家才是有导向性和未来性的。我理解策展人大体上是历史是策展人和艺术家共建的，当然也包括艺术机构、商业系统、收藏家等，共建的一个文化趋势，如果历史滚滚向前发展是一个社会层面的认同，而不是一两个人出来喊两句口号的事，那只是口水。所以口水的事我们少干，尽量还是真正地能够在实践上发生或者引起历史车轮向前走的这样的可能性，来创建文化发展的界面和基准。当然这个里边也不排除强健个体的一个特殊化的实践，他所引起的、带动的可能性，这些都是和一个非常巨大的政治、经济背景联系在一起的。

策展人面对艺术家的时候服务工作肯定要尽量做得专业、做得好，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素质，我认为策展人也是一个创作者，这是肯定的，他和艺术家共同来创作、完成一个语境，策展人也是一个实践者，甚至有的时候从艺术史来看，艺术史一直非常重视艺术家的创作，一拨一拨艺术家的创作是什么，但是有的策展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激进文化的推动，新的文化思潮的影响，比如说像栗宪庭等人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种策展人才是我比较喜欢的策展人，肯定他不仅仅是一个辅助性的工作，起到了一个新的文化现象的塑造过程或者激进文化的带动、突出、强调，实际上还是推动新文化势力的发生、发展和呈现。有的时候作为并不比艺术家小，但是往往可能被艺术史所忽略，他对文化形成的界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一样也是一个创作者和实践者的角色。

每个艺术家都是一个艺术现象或者一个艺术实践，他有他的系统，没有好坏之分，大家都是很平等的，首先你肯定是不能够改变他的幻想价值，就是他的价值世界，我觉得这个在和艺术家合作的时候这是一个比较基本的问题，首先你要了解每一个价值世界是什么，他的价值观，他的体系，因为他所有的实践背后都有一套他自己的理论去支撑的，实际上策展人可能是比较容易，包括媒体也是一样，你可能特别容易窥探不同的价值系统里边的东西，你肯定会非常明显地感觉到不同的价值幻想系统，然后你可能会觉得不同的价值系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荒谬性，这个人的价值观和那个人完全相反。但是我觉得你肯定要是和他合作非常尊重他、维护他的想象价值系统，你肯定是要用新的连接方式或者是更外在的方式找到他们不同价值观系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创造一个新的语境，让他们互相增强彼此被解释的能量，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而不是互相抵消或者是变成一个无效的连接，这就是一个策展人的控制力，起到一个增幅性的东西，他们的价值系统会被扩大化，会达到制高点、强点被突出出来，但是不见得我会代表其中的某个价值观，我只不过是用我的系统重新看待他们的这些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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