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大家曾昭燏 2018-03-19

曾昭燏（1909—1964），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的长曾孙女，中国第一代女考古学家、新中国文博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为我国的考古事业、文物保护事业鞠躬尽瘁，做出了巨大贡献。上世纪50年代曾流传着一段关于曾昭燏的佳话，一位苏联专家在来访时善意地问：“曾小姐准备何时出嫁？”曾昭燏意味深长地回答道：“我早就嫁给博物院了。”这段佳话，真切地反映出曾昭燏与博物馆的深厚情缘。

“服务无数人”的志向

清宣统元年正月初六，曾昭燏出生。曾国藩注重家风的培养和子女德性的要求，他对子女的学业与道德教育可以用劳、谦二字概之。作为曾家后代的曾昭燏似乎一生也以这二字对自己要求。不过，在青少年时代，对于曾昭燏的成长影响较大的还有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堂姐曾宝荪，她在长沙创办了艺芳女校。从十四岁起，曾昭燏就在这里跟随堂姐学习。可以说，曾昭燏当时在艺芳女校所受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对她后来选择的人生道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曾宝荪曾经教导她：“做事要负责认真、做人要勇敢坚强，有是非心、有正义感，要爱人如己，牺牲自己帮助别人……一个人如果结婚，只能教育服务一家几个人；如果不结婚，便可教育服务无数人。”曾昭燏也觉得，不少女子结婚后整天忙于家务，埋没了她们的聪明才智。为了自己向往的事业，她很快确立了“服务于无数人”的志向，决心一辈子不结婚，跟堂姐一样终生过独身生活。

曾昭燏的父亲曾广祚是清县学附生，江苏候补道。大哥早夭，二哥昭承，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硕士，后在国民政府任职。三哥曾昭抡，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博士，著名的化学家，曾任中科院学部委员，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应该说，是他使妹妹坚定地走上学术道路的。早年，他坚持让妹妹曾昭燏从家乡到南京中央大学学习，接着又敦促她留学深造，并资助其留学费用，有他的高瞻远瞩和支持才促成了这位中国杰出的女文博学家的诞生。

除了受家庭的影响外，真正让她喜爱并走上考古、文博这条路的，是她的授业恩师中央大学教授胡小石。而曾昭燏与博物馆真正结缘是在去英国学习考古之后，她放眼世界，觉得可学的太多了。1936年6月19日，她给傅斯年写了一封长信，27岁的曾昭燏这时充分显示出其眼光之高、之远，流露出她甘愿为千万人服务的决心和信念。傅斯年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与曾昭燏三哥曾昭抡是连襟。在曾昭燏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语气很是迫切：“冒昧地写信麻烦您，希望您为我个人着想，为中国的考古学发展着想，我学什么东西最有用处，赶快回信给我，因为我在暑期中必须决定下学期的计划。您既然不惮烦地指教夏鼐，希望您也能不惮烦地指教我。”傅斯年十分赏识曾昭燏的胆识和气魄，在他的建议和推荐下，曾昭燏于1938年抗战时期辞去伦敦大学助教职位，应中央筹备处主任李济的邀请，到昆明担任该处的专门设计委员，她的工作才能和热忱让李济由衷地器重她。

献身于文博事业

在中央筹备处工作的日子里，曾昭燏利用自己的学识，积极投身于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工作。其间参加了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境内考古发掘、龙泉遗址、白云甲遗址发掘以及四川彭山江口一带崖墓的发掘工作，并参加了这些考古报告的编写。

抗日战争胜利后,曾昭燏随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迁返南京,参加了战时文物清理委员会、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和伪文物统一分配委员会工作,是联合国博物馆协会9个中国会员之一。然而就在1948年底，随着国民政府大量人员、物资运往台湾，一些人同时也在策划着将中央博物院的珍贵文物装运过去，听到这个消息，曾昭燏立刻站出来反对。她当即致函当时的筹备处主任杭立武：“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后万一有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兹对此事虽无责任，然为本院保管文物已七八年，对于诸物有浓厚之感情，知有各种危险，岂可缄然。”此事未果之后，紧接着1949年4月，她又联同徐森玉、吴有训、陶孟和等人联名上书国民党当局。在他们的坚持下，三批运到台湾的852箱文物终于全部运回了大陆。曾昭燏肩负着强烈的使命感：她更加离不开她付出了心血的这个博物馆，离不开她日夜看护、研究的这些文物了。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博物院于1950年正式改为南京博物院，曾昭燏被任命为副院长，1955年升任院长。曾昭燏很看重实际工作，不管是藏品的编排整理还是陈列展览，她都以身作则地做好每一份细微的程序。在保管部的藏品整理方面，如何对文物进行鉴别、分类、登记、编卡，甚至包扎装箱等一系列琐碎具体的工作，曾昭燏都亲自动手，她认为这是博物馆工作必须掌握的基础；对于每一份藏品的来源、大小尺寸的测算、器物描写、时代鉴定，她都要求准确、详细地写在文物藏品登记卡上，并示范给年轻的同事们看，至今南博还存有她用娟秀工整的蝇头小楷写下的藏品目录；至于陈列展览方面，从设计大纲、选择藏品、编排辅助材料，到提取文物、写文字说明以及现场布置等每一道工作程序，曾昭燏都亲自审查，与同事们商量、斟酌再三，甚至每每面对陈列展览的文字说明都要诵读出声，力求文字既要简明扼要，又要通俗易懂，以便让不同文化层次的观众所接受。展览摆出大样后，先做预展，请专家来审查，并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尽量做到科学和完美。

在这样繁忙的博物馆工作中，她还亲自主持了两次考古发掘：南唐二陵的发掘（1950年）和山东沂南汉代画像石墓发掘（1954年）。在南唐二陵的发掘中，曾昭燏和全体工作人员同住在荒芜的祖堂山下的幽栖寺内，过着异常艰苦的野外考古生活。发掘工作结束后，一部大型专著《南唐二陵》在她主持下出版了，此书至今仍是“南博”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同时，她与尹焕章合撰了《湖熟文化》和《江苏古代历史上的两个问题》等文,是后人研究湖熟文化和江苏古代文化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在五六十年代，对于大陆考古学界的顶尖级学者，当时就流传有“南曾北夏”的赞语，就是指南方的曾昭燏和北方的夏鼐。毛泽东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还特地提到了她：“曾国藩的后代，还有个叫曾昭燏的。”

博物馆人的胸襟

曾昭燏不仅非常能吃苦耐劳，做事情雷厉风行，而且仁爱、通晓人情世故，对亲朋好友、周遭人事无不关怀备至，时时记着当初姐妹们许下的“教育服务无数人”的心愿。

在五十年代的每年春节，曾昭燏都会让时任博物院行政科负责人的梅晓春将她的私房钱或二元、或三元、五元地装入一个个信封，写上名字，然后一家家去拜年，有小孩子的会另外附上红纸包的压岁钱。平常，遇到多子女员工孩子交学费有困难，或者员工有了难处，曾昭燏总会竭尽所能地帮助。当时梅晓春的妻子生病住院动手术，家庭生活十分困顿，曾昭燏知道后，主动承担起梅晓春妻子的全部住院费与医药费。曾昭燏个人虽然没有自己的小家庭，但她却很关心员工们的个人生活问题，有的设法给他们调动工作，有的给予帮助，使其找到伴侣，让他们更好地投身于工作。据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高仁俊回忆，解放前夕，他受命押运文物去了台湾，而他的未婚妻尚留在南京。曾昭燏考虑到这种情况，特意写了一封信，让他交给她在台湾的二哥昭承。信中大意是：要是持信人欲返回大陆时，一定给予必要的帮助。最后，在大家的帮助下，其未婚妻终于去了台湾，与高仁俊有情人终成眷属。

曾昭燏的单身宿舍就在她的办公室旁边，她的生活与工作几乎是连成一体的。她的办公室墙上，长期挂着一张蔡元培照片及毛公鼎拓片，这是她一生事业追求的缩影。曾昭燏认为博物馆应该具有教育的功用与蔡元培的“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不谋而合，这也是她早年“教育服务无数人”的志向。曾昭燏在这条路上兢兢业业地奋斗着。然而在“反右”运动中，曾昭燏的三哥昭抡被打成右派分子，自己尊重了解的一些师友也被打成右派，成为人民与国家的反面人物与敌人了，这对于曾昭燏来说，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她自己也开始经常遭到一些非议。事事要求尽善尽美的曾昭燏得了神经衰弱症住进了医院。1964年12月22日，刚出医院的曾昭燏于南京郊外灵谷寺宝塔上一跃而下，结束了她勤勉、谦和的一生。摘自2011年第9期《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