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郁
原名陈旭贵,是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家、中国工人运动领袖,中国工人运动先驱者和领导者之一

从书画、扇面到金石碑帖,陈郁收藏的学者底色 2016-12-18

1990年代,苏富比与佳士得刚刚开始在大陆设立代表处,本土拍卖行还处于初生的阶段。《现代市场经济周刊》杂志做了一期有关拍卖的封面故事。现年90多岁的古董商张宗宪是当年的受访者之一。

当时参与策划这个选题的《现代市场经济周刊》副总编辑陈郁。曾是一名经济学学者,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27岁就成了上海社科院历史上最年轻的副研究员。1980年代末,他翻译、出版了罗纳德·科斯的《企业、市场与法律》以及道格拉斯·诺思)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这两位经济学家之后分别在1991年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直到现在,陈郁还记得诺思通过邮政信件给他和同事们寄来的“中译版序”中,那些用老式铁壳手工键盘打字机打印的文字:“历史是至关重要的(history matters)。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就像他不会忘记:1980年代的北大校园里,著名的“五四诗社”以及讲堂里往来过江之鲫般的著名艺术家和美术史家。

小时候学习西画的经历以及大学的熏陶,让陈郁很快对艺术品拍卖萌生兴趣。1980年代,他在朋友的影响下收藏了不少织绣。1990年中期,陈郁辞去公职,“把户口揣在了自己的口袋里”。拍卖行是当时最吸引他的地方。这种选择既是出于对艺术的兴趣,也夹杂着理性的考量:“我当时的考虑很简单,拍卖在当时是一个新兴市场,介入这样的市场,总是越早越好。”他对第一财经说。

20年过去,拍卖季,陈郁时常出现于拍卖行。他一身休闲服,那顶棒球帽也几乎从未摘下,遮住他浓黑的眉毛,一双细长的眼睛,在帽檐的阴影中忽隐忽现。

文人气

在正式购藏之前,陈郁“看了两年热闹”。当时,中国书画在整个艺术品拍卖的经营范围中是绝对的主流。陈郁也是从中国书画开始收藏。除了自己收藏,他还帮一家机构购买书画。他记得,当时在朵云轩拍卖公司,一件李可染的牧童与牛的落槌价是11万,远远高于5万元的市场价,因为这幅作品有齐白石的款识,是他让李可染画给杨啸天将军的。

从近现代书画进入古代书画的收藏领域是当时大多数藏家走过的道路。而陈郁的特点在于:他的收藏偏向文人气和艺术价值。比如,他从未购过一件清代宫廷绘画,这倒不是他不认可这些画的价值,只是在他心中,自有一根标尺:传统文人的审美取向。“(清代宫廷绘画)这类作品在民国时期都是张伯驹这些大藏家不玩的东西。”

2013年,《嘉树堂藏明人扇面书画展》在龙美术馆开幕。这199张扇面几乎囊括了所有吴门画派名家,包括沈周、吴宽、王鏊、祝枝山、文徵明、董其昌。这也是经过10多年收藏后,陈郁第一次公开展示自己的藏品。他曾经在拍卖行拍下大量书画,其中有些作品是受机构所托购买。这些明代扇面则是他一段时间心情和审美取向的记录。“超过了《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所记载的瑛兰坡的收藏,甚至放在小万柳堂明清两朝书画扇中也不假多让。”艺术史学者范景中这样评价陈郁的这批收藏。

为了纪念这次展览,陈郁还将这些扇面辑录起来,印制了300套 《嘉树堂藏明人扇面书画集》,分送友人。“讲难听点叫曲高和寡,说好听点是三五个朋友在一起玩玩,没必要搞得像畅销书,一下子印那么多。”他说。

购藏、书写、探访

相比于书画,扇面是一个小众的门类。“当时,我喜欢小中见大的东西。也就是说在方寸之间能够见到大的景象和格局。”忆及当年集腋成裘收集扇面的经历,他这样对第一财经说。“ 扇面虽小,并不比立轴差,它精啊。而且它比例难画,随着扇面的弧度,透视点就不断地变化,不但是中国传统的散点透视,他还不断在变化。 好玩 ,这两个字,就是我个人收藏的乐趣所在。 ”

明人扇面之“好玩”还不光在扇面上的构图,让陈郁感兴趣的还有明朝文人高迈的精神世界及风雅的往来酬唱。这其中,有些人并不是文徵明、董其昌这样的大名头,却有趣、少见,通过翻阅典籍摸索它们的来龙去脉,这能给人以发现的快乐。

比如,他的收藏中有一件明代正德年间户部尚书王鏊所写的“七言诗扇页”,为2009年在北京匡时竞得。扇面上有这样一首诗:“天王出震万方新,草莽还能念老臣。浩钧紫泥衔凤嘴,服裁文绮换饯鳞。未嫌五马归朝趣,且喜双鱼入馔频。衰病自怜无补报,寸忠还仗达枫宸”。拍场上,这件作品竞拍激烈,他的考虑是:“王鏊书迹少见,此帧扇页开门见山,很难得。”经过几轮竞价,陈郁竞得这件扇面。之后,他在《CANS艺术新闻》的专栏中这样形容当时的心情:“满心欢喜,甚为雀跃。”

此事还有下文。4年以后的一个夏天,陈郁在家整理古籍,偶然翻到《王文恪公全集》,在第八卷中,他看到了王鏊那件扇面上的诗。在将两者对比之后,他发现扇面手迹的释文与旧时刻本不同。他进行了整理,又梳理了《太原家谱》、《吴郡名贤图传赞》《续书史会要》《王文恪公传》等书籍,将王鏊写作此诗的来龙去脉一一钩沉。2014年夏天,陈郁又去苏州寻访了王鏊故居惠和堂。踏足明代青石板小路,看到了纪念王鏊科举考试的牌楼。相比于中国历史对书画家们的讲述,陈郁认为,西方社会艺术史的微观探讨能带来更为深刻和丰富的了解。“当今艺术的微观社会学研究,已打开眼界,放开手脚,为我们全面了解这些能书善画的文人带来了可能。王鏊亦可作如是观,这是我读此扇页后的感受。”他在《王鏊,在嘉靖元年》一文中写道。

这种搜尽典籍探寻藏品内在奥秘的事,在陈郁的收藏过程中比比皆是。往往在收藏一件作品之后,他会查阅书籍,并尽可能到当地探访。“购买、写作和游玩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对他而言,许多书画,比如张大千作品,只要钱多肯定能够买到;但有些作品虽然不那么有名,但少见、有趣,能够给他发现的快感和智性上的愉悦,这也是让他极为满足的。

收藏多年,在思考方式上,陈郁保留着学者的底色。比如,他找到一条线索就会探究到底,得出一项结论之前会寻找更多文献作为佐证。他的公寓似乎是一座书籍堆积的小城堡,除了墙上的书架,它们还依次占领了书桌、茶几、以及墙角。为了查一个人、一首诗的出处,他要寻找相关典籍;为了外出游历,他也会买许多地方志阅读。2014年,他为《CANS艺术新闻》写了一年的专栏,其中的10篇文章将被他收录在一本小册子《读箑小记》中。“收藏也是丰富自己,逼着自己去读书,现在这个年代不像以前的填鸭式,要从感性出发。”他曾在接受媒体采

读懂碑帖

随着收藏经验的堆积以及书籍的热爱,2007年以后,陈郁的志趣转向金石碑帖。这个门类不仅小众,而且鉴别繁难,更需要深厚的知识储备。清代乾嘉学派兴起之后,至晚清,金石碑帖的收藏又至一高峰。晚清大藏家吴大澂就是一位集大成者。“收藏书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历史上的书画大家对金石碑帖是顶礼膜拜的,赵之谦就很强调临摹碑帖,他的艺术成就也是得益于此。”陈郁说。收藏碑帖之后,他还去山东访碑,行走途中,写了一本厚厚的日记。陈郁的收藏一直在大众与小众之间游走,在他心目中,历朝历代,金石碑帖的分量都是远超书画的。“当然我知道这是很高深,也愿意接受挑战。后来越卖越多,开始深入学习和研究。”他说。

“有些观念是藏在心里的,遇到事情了,就会反应出来。当时做出这样的选择,也是自然的,并没有想很多,有时候道理越朴素越好。如果做一件事情需要很多理由的话,我会怀疑,自己应不应该去做。”说道收藏路上的几次转向,陈郁说。

2007年至今,陈郁收藏的碑帖已有数百种。今年,他应上海书画出版社之邀编著了《嘉树堂碑帖录》,收录近90种碑帖,包括隋元公暨夫人姬氏墓志、东汉三老讳字忌日记 、金沂州普照寺碑、晋爨宝子碑等。碑帖之外,陈郁今年购藏的《宝印斋印式》(汪关印谱)两册颇引人注目。汪关是晚明最杰出的篆刻家之一,明朝人身前编订的印谱本就稀少。而汪关印谱存印数量颇多。“据上海博物馆孙慰祖的研究:汪关当时制作了20部印谱,目前所见,存世仅余4、5部,其间,剔除重复,约收录1000方印章。这本印谱也使得汪关成为明代印人留存作品最多的一位。”陈郁说。如很多重要印谱一样,这部汪关印谱也是回流自日本。

陈郁毕业于北大经济系,为了读懂自己的收藏,2010年客居北京期间,他到北大历史系做旁听生。“做学术研究要科班出身,我不过就是去买一件东西,买了以后想怎么来读懂它。”

“刚刚开始收藏碑帖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要辑录成书。生在这个时代的幸运在于:有了公开交易市场,信息也更加通畅,我们能够隔一段时间就见到一批好东西。” 他希望用原大影印的方式让更多人看到这批碑帖。在他看来,古人辑录碑帖只有名目和简介,现代技术使得这些文物能够以更为全息的面目流传于世。

“子孙永保”这常常是古代帝王和大藏家收藏用印的印文,蕴含着古人将珍爱之物传之久远的心愿。陈郁说:“我们都是临时保管员。藏之名山,不如分享于当世。” 当年,朱家溍家族将家藏碑帖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启功受朱家后人之邀为书籍撰写前言,其中就提到:对这些碑帖最好的保护就是将之影印出版。陈郁告诉第一财经,启功的这番话对他影响很大。“穷尽一生,哪怕几辈子,我也不可能把这些藏品进行深入和广泛的研究。将这些资料分享出来,是对它们最好的保有方式。”

转载自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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