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25日,是著名文物鉴赏家、收藏家王世襄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日。时光荏苒，人们对王世襄的怀念愈来愈深。在北京，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从5月下旬开始，一直延续到6月上旬。

在怀念他的人看来，“王世襄”这三个字代表一种已然逝去的文化——作为一名学者，他智慧、博雅；作为一位“文化人”，他所抱持的生活态度、拥有的生活情趣，更是这个时代的稀缺品。

“真正的高人不摆谱。王先生在平平淡淡、朴素节俭、勤奋治学中度过了一生。”王世襄的弟子田家青，如此评价自己的恩师。

    

念书人懂实践才算“如虎添翼”

不仅博学，而且会玩。用现在的话说，王世襄“简直神了”。这位收藏大家的身上，有一种书斋里的学者所没有的气质。

这种气质，和王世襄的家世有天然的联系。王世襄的父亲王继增，从南洋公学毕业后便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出洋外交，后一直任职北洋政府外交部。其母亲金章的家庭，则是当时的新派富贾。

“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王世襄在其著作《北京鸽哨》一书序言中这样写道。

1934年，王世襄考入燕京大学，先入医预系，后来转入国文系。读大学之前，家中一直聘请家教为他讲国学；转入国文系之后，他从“后进生”变成了尖子生，感觉老师教的内容他都会，于是贪玩之心更大，甚至把蝈蝈也带到了课堂。有一次，在燕大邓之诚的课上，邓先生正讲得起劲，王世襄怀里的蛐蛐却响了，最后，他被赶出课堂。

养鸽子、捉蛐蛐、驯鹰……那些老北京胡同里的游艺，王世襄都爱玩。也因此，他落得“京城第一玩家”的雅号。

1939年,母亲的去世令当时从燕京大学本科毕业的王世襄有所转变，在燕大国文系研究院的三年，他完成了40万字的《中国画论研究——先秦至宋》。1943年，王世襄成为了梁思成主持的李庄营造学社中的一名助理研究员，正是在这里，开始了他与漆器、家具研究的缘分。

王世襄一生出版著作30多部，论著内容包括漆器、家具、竹刻、书画、铜佛、匏器等等。其中，《明式家具研究》和《髹饰录解说》是展现王世襄学术风貌的心血之作。

《髹饰录》是明代隆庆年间名匠黄成写就的一部漆经。1949年，中国营造学社筹建人朱启钤将《髹饰录》的刻印本交给王世襄，嘱其对这本惟一存世的中国古代漆工专著进行注释。王世襄花了近10年工夫，直到1958年才完成初稿。这部《髹饰录解说》对漆器所做的研究极尽完备，至今无可替代。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尚刚与王世襄有着三十余年的交谊。尚刚认为，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王世襄写《髹饰录解说》，许多材料来自于对老匠人的采访。“这些老艺人对名词的了解、技术的熟悉，都是‘活’的，人去了，东西也就没了。”

《髹饰录解说》奠定了王世襄“三结合”的艺术史研究法：实物观察、文献调研、技能技法。

古典家具专家、王世襄的弟子田家青告诉记者，王世襄曾多次提到，现今中国的专业文博学界普遍欠缺实践经验，而实践经验正是王世襄拿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真才实能”的重要标准。“先生常说，如虎添翼——念书人如果真的再会动手实践，那才真的就像老虎长了翅膀。”

    

用一颗“玩心”守护传统民艺

在刚刚出版的新书《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中，田家青回忆了他与王世襄的相识点滴。

1979年，在古玩和明清家具圈子中泡了几年的田家青结识了王世襄。“交谈中，我发现他对行话、术语不仅很熟，尤其用词之间的搭配准确，俨如硕果仅存的老木匠。但远高于工匠的是，他能讲出许多术语在历史上是何时和如何出现的，又与其它相邻领域之间术语的对应关系，哪些是原创的，哪些是借用的，哪些又是在历史某一时期被误传，写成错字，最终以讹传讹，错成事实。”

学人张中行则描述了“奇人”王世襄的另一面：“他治学不走熟路；兴趣或爱好罕见地广泛……我年略长于王先生，在北京住六十年以上，见闻中学术界的人不少，还没有一个既读《说文解字》又养鹰兼斗蛐蛐的。此之谓天生的奇才，世间罕见者也。”

确实，王世襄“玩物成家”。然而，这份“玩心”背后的深意，却少人问询。

田家青说，如今人们送给王世襄“大玩家”的称号，而“玩”难免使人把它与轻松愉快联系起来。实际上，在治学、研究中，王世襄凭的是一股一丝不苟的“狠劲”和“傻劲”。

1989年，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皆已出版，接着是修改《中国画论研究》，还是著述老北京民艺？王世襄最终选择了后者，写出了被启功称为“一本本、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的著作。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风在上世纪90年代与王世襄因古琴结缘。在他看来，王世襄所关心、著述的民艺，如玩鸣虫、养鸽子，如今看来比较冷僻，但在民国时期却是寻常之事。“传统文化日渐衰微，人们缺乏接触这些东西的机会，生活中也缺乏一种精致的美感。”王世襄看到了这些民艺消失的危险，因此才不断地做保护性的工作。

王世襄晚年有部著作叫《锦灰堆》。“锦灰”，即别人不重视、但又是美的东西。王风觉得，“那么多美好的东西，如果没有王先生在不绝如缕的时候接一把手，结局可真不好说。因此，他就是那根‘缕’。”

王世襄的“会玩”，也体现了他独特的审美趣味。一直以来，士大夫阶层在书斋里玩味的，是一种精致的文化生活。王世襄虽也“博物”，却不太爱好过于“皇家官气”的东西。出生于书香门第的他，喜欢玩鹰捉獾，与民间的三教九流混在一块儿。事实上，这对王世襄的学问研究也相当有帮助——他知道怎么和民间人士交往，并且从内心尊重他们。

田家青就认为，在中国文物学家里，王世襄有如此成就的原因之一，即在于他难得的“接地气”。尚刚也说，“王先生的言行、笔墨浸透了对学术、游艺的爱，他的师友中既有朱启钤、刘敦桢、梁思成之类的大人物，也有多宝臣、石惠等老匠师，还有一些贩夫走卒、引车卖浆类的早年玩友。”

王世襄一生中最大的磨难是上世纪50年代被迫离开故宫，若不然，他能在故宫继续他感兴趣的文物研究、博物馆建筑研究……然而，在过去的百年中，实在很少有知识分子能掌控自己的命运。

“就像沈从文，解放后从创作转向文物研究，也做出了成就。王先生亦然。”王风认为，时代或许会改变命运，但若有足够的热情、有能力，只不过工作对象变了，同样能做出很有价值的事情来。

    

大收藏家的家馔中，从无山珍海味

王世襄有句名言，叫做“不冤不乐”。他自己的解释是：“大凡天下事，必有冤，始有乐。历经艰辛，人人笑其冤之过程，亦即心花怒放，欢喜无状，感受最高享乐之过程。倘得来容易，俯拾皆是，又有何乐而言。”

田家青告诉记者，王先生人生中的几大成就，都是明知道费心费力，而回报甚微或根本只有投入没有回报的事儿，但他认为是值得的，“不冤不乐”，就会毅然决然地去做。

例如，王世襄做《匠作则例》的研究，古名词术语的解释和翻译，光资料收集就费心费力，而且还不会有太多人看。但他认为，这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有意义的，为的是填补中国在此领域的空白和空缺。

曾有不太熟悉王世襄的人问田家青：王先生眼力那么高，收藏和赏玩的物品都那么精美，就连他当年抓獾用的套钩都是令人爱不释手的艺术品，那么他在平日生活中使用的器物，是不是也那么考究，是珍贵的工艺品？

“和大家的想像完全相反，日常生活中的王世襄非常简朴，怎么简单方便，怎么环保好用、就怎么来，甚至有些凑合。”田家青说，“世好妍华，我耽拙朴”，这不仅是王世襄的文化审美，也是他的生活准则。

田家青一直记得一个细节：王世襄写作有个属于他自己的习惯方式，就是将两页稿纸摞起来，中间放上“拓蓝纸”,完成后上页交出去，下页留底。此方法可以省去复印，用圆珠笔写得用力些，下页便印得清楚，圆珠笔可换心儿，非常节省。

所谓格调和品位，最自然地反映在日常生活细节中。王世襄是众所周知的美食家，烹调是他的一大爱好，也是一大乐趣，但他的家馔美食中从无山珍海味。

田家青说，王先生所做饭菜的特点是，一定是家常饭，一定是最大众化最便宜的材料，做菜多不放味精，但绝对有味儿。比如，炸酱面、白菜氽丸子，当然，最有名的是“焖葱”，称得上世间最大众的原料，最便宜的菜式，但朋友间流传着“吃不到王世襄的焖葱死不瞑目”的玩笑话。

王世襄不喜欢繁华不实的物、事、人。而新世纪以来，各类借“文化”之名而不行“文化”之实的活动层出不穷，尤其在传统文化这块，商业味日渐浓郁，格调和品位越来越稀缺了。

有一次，王世襄参加了一个古琴评选活动。“他为选出的十张古琴一一题写了琴名，并由一位著名篆刻家镌刻在琴上。未曾想这十张琴没过多长时间，就被明码标价，借着有王先生题字题款的噱头给卖了。”要知道，王世襄对自己所有之物，从不吝惜，在夫人去世后，他曾直接将一张价值不菲的古琴，赠予后辈友人。然而，自己作为鼓励的题写被人用于换取钱财，实在是令他伤心的。

田家青告诉记者，之所以将《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写出来，正是觉得似王先生的生活方式、文化品格恰是如今的社会所极为欠缺的。

2003年11月26日，中国嘉德举办“俪松居长物——王世襄珍藏中国艺术品”专场拍卖会。这是嘉德历史上第一次以收藏家一生收藏为专题的专场拍卖会。拍卖会前，主办方预办了一个藏品展览，邀请王世襄前去演讲，王世襄托田家青朗读了发言稿。

在发言稿中，王世襄写道：“尽管过去我只买些人舍我取的长物，几十年来已使愚夫妇天天过年三十，老伴衣服穿破了总舍不得买新的。吃饭也很简单，不下饭馆，却有时留朋友吃便饭。好在我会烹调，不多花钱也能吃好，比现在吃得有滋味。现在多花钱也吃不好，原料废了，我也不会做了。对不起，我说到题外去了。”